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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轉的文明史：羅斯大地──成為歐洲而不能，逃離亞洲而不得的俄羅斯演化史

為了解決民主黨的問題，作者劉仲敬 這樣論述：

俄羅斯的整部歷史， 都是孤兒俄羅斯為歐洲人充當人肉盾牌、 卻被歐洲人視為亞洲蠻夷的一部辛酸史？ 俄羅斯「壞就壞在地理上」？ 地理這個「殘酷無情的後母」， 是拖住俄羅斯邁向歐洲之腿的元兇， 還是促成它成為歐亞帝國的功臣？ 一個在後面苦追的次生文明， 想「成為歐洲」而不能，想逃離「亞洲」而不得！ 「靈魂分裂」的俄羅斯 在烏克蘭戰爭中再次凸顯出其文明困境！ 　　一個延伸到遠東的綿延不絕的開放邊疆，既是俄羅斯成為歐亞帝國的原因，同時也是它無法融入歐洲的關鍵。巨大的邊疆、蒙古人的征服、來自拜占庭帝國的法統，使羅斯大地這塊「次生文明」，搖擺於歐洲和亞洲之間、掙扎在自由和專制之間、被不斷形成的新的

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矛盾和衝突所撕裂。 　　而二○二二年二月發生、至今仍舊進行中的烏克蘭戰爭，既是專制和自由、正義和邪惡的較量，也是深層和古老的文明史力量的推動。要解釋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這三個羅斯國家的複雜歷史，以及它們和立陶宛、波蘭等波羅的海國家之間的文明分野，就要先回到「羅斯」這個地理概念的形成及其憲制演化的歷史。 　　■俄羅斯一開始便攜帶歐洲文明的基因！而莫斯科的誕生改寫了一切！ 　　在由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為主構成的「羅斯大地」上，古典羅斯的核心是烏克蘭，即從波羅的海沿著第聶伯河往南抵達黑海這條水上商業路線。今天的烏克蘭首都基輔是最古老的羅斯城邦，它的誕生是瑞典王公保護這

條商業路線的結果，可以說烏克蘭自古便攜帶歐洲文明的基因。 　　然而莫斯科這個邊陲小邦的誕生，打破了基輔羅斯和歐洲的聯繫！在地理上，這歸因於處在東北方向的莫斯科擁有向亞洲開放邊疆拓殖的誘惑。結果，西北方向通往波羅的海的歐洲，東北方向通往亞洲大陸的邊疆，就形成了羅斯世界政治結構中的兩種極端類型：一種是基輔和諾夫哥羅德型，由上層貴族和商人集團控制的市民議會掌握最高權力，一種是莫斯科型，由拓殖草原森林的軍役貴族所依附的大公掌握專制權力。 　　「諾夫哥羅德人是半個歐洲人，半個德國人，半個立陶宛人，是羅斯世界通向歐洲的紐帶；而莫斯科人是半個韃靼人，半個芬蘭人，半個穆斯林，是羅斯世界通向歐亞大草原和東方

各國的紐帶。」這兩種極端類型構成了羅斯世界的永恆母題，使它成為搖擺於歐洲和亞洲之間的靈魂分裂的國家。 　　■來自蒙古和拜占庭的「亞洲元素」，既是俄羅斯強大的根本，也是它最大的詛咒？ 　　有兩股來自亞洲的勢力深刻影響了羅斯世界之後的演變。一股來自蒙古，一股來自拜占庭帝國（東羅馬）。蒙古的征服瓦解了以基輔為主的舊羅斯世界，而莫斯科以成為蒙古代理人、又背叛蒙古的不光彩形象而崛起，成為羅斯世界的暴發戶。 　　這也意味著羅斯世界被分成兩半：依附於蒙古的、以莫斯科為核心的亞洲一半，以及依附於立陶宛的、以其他商業城邦自治形式為核心的歐洲一半（相當於今天斯摩棱斯克以西的半個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烏克蘭的絕大部

分）。 　　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流亡的東羅馬公主，讓莫斯科得以在政治上繼承東羅馬帝國的法統，以所謂的「第三羅馬」自居。如果它沒有繼承東羅馬的法統，那麼莫斯科公國的地位還不如立陶宛大公國，更永遠比不上跟法國和德國，然而新引入的拜占庭上層結構則使得莫斯科更加自外於歐洲。俄羅斯最大的痛苦就是永遠無法成為歐洲！ 　　■上半身是歐洲人，下半身是斯拉夫人？ 　　西歐派（上層）VS 斯拉夫派（下層）的糾葛與對立 　　作為妥協而誕生的羅曼諾夫王朝，是經過混亂、分裂後的俄羅斯重新出發、全面追求歐洲化的新時代。俄羅斯跳過波蘭，直接從西歐輸入技術和思想。從彼得大帝到凱薩琳大帝，俄羅斯上層貴族和知識分子越來越

像歐洲人；拿破崙戰爭以後，俄羅斯的國家威望和利益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峰。 　　然而西歐化同時強化了沙皇的專制，聖彼得堡的歐化建立在針對俄羅斯廣袤內地的殖民之上。農奴制度的出現，意味著下層的東正教社會與上層的歐化階級再度分裂。 　　「十九世紀的俄國自由主義者和立憲民主黨人認的祖先是基輔羅斯，他們要把俄羅斯人變成歐洲人。沙皇本人，至少莫斯科的沙皇，認的是拜占庭，他們要做羅馬和君士坦丁堡之後的第三羅馬。而歐亞主義者認的是蒙古帝國。俄羅斯的大一統性並不來自於歐洲，甚至並不來自於拜占庭，而是來自於蒙古帝國。」 　　這些辯論幽靈般纏住了俄羅斯人的思考。「我到底是俄羅斯人還是歐洲人，還是兩者都是」，「俄

羅斯是既非歐洲、又非亞洲的一個單獨的世界」。這些深層疑問，通過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寫作，通過自由派和三位一體專制主義者的衝突，通過西歐派和斯拉夫派的衝突，深刻地撕裂了俄羅斯社會。 　　■烏克蘭的民族發明被蘇聯凍結在一九一八年，戰爭之火能夠解凍嗎？ 　　俄羅斯帝國晚期推行的地方自治實驗和陪審制，在憲制意義上是繼續「成為歐洲」。在為歐洲式的立憲君主制做準備的同時，也必然產生了一系列民族發明：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喬治亞、烏克蘭、白羅斯等。 　　但是，一戰的出現和布爾什維克的成功逆襲，以及列寧式的極權國家出現，把這些正在展開的歐洲式民族國家發明狀態一刀斬斷。蘇聯像一個巨大的冰箱一樣，把俄羅斯

帝國內的各民族凍結在一九一八年。一九九○年代蘇聯解體後，這些被凍結的民族重新回到一九一八年之前，分別產生自己的民族國家，如白俄羅斯、烏克蘭和波羅的海三國等。這是普丁政權不願承認、卻沒有辦法抗拒的歷史。 　　從這個角度看，烏克蘭戰爭是三十年前蘇聯解體的巨輪、碾過羅斯大地後尚未消失的歷史塵埃。而從整個羅斯世界的文明和憲制演變來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再一次證明莫斯科成為歐洲而不能，逃離亞洲而不得的歷史困境。 　　本書是劉仲敬關於「文明和憲制」的系列講稿之一，作者的切入角度非常獨到，避開了一般常見的傳統政治史的寫法，比如熱衷於描寫王朝的興衰、沙皇等宮廷上層政治人物的故事，而是逆轉讀者對文明的認知，

從地理、社會組織結構、憲制演化的角度解讀「羅斯大地」的歷史和政治演變。 　　從文明和憲制的角度看俄羅斯，它是一種次生文明，其歷史演化無法擺脫被地理牽制的宿命，而不得不變成靈魂分裂的國家。而莫斯科偏好用專制的形式，來解決其上下層階級和東西方文化的結構性矛盾，否則就會造成地理的分裂！這種模式，似乎變成了俄羅斯的宿命，成為歐洲而不能，逃離亞洲而不得，在進退維谷中維持一個橫跨歐亞的專制帝國的運作，這就是俄羅斯帝國在人類文明史中所扮演的獨特角色。  

民主黨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由交易成本理論探討日本「空降」現象-以自民黨、民主黨政權下的改革為例

為了解決民主黨的問題，作者林柏誠 這樣論述：

日本官僚的空降（天下り）現象由來已久，對經濟成長期的日本來說，空降曾是官僚有效指導民間企業並彈性調整政策方向的手段，也是對畢生奉獻為國的官僚們所提供的合理報酬。但在日本經濟陷入停滯，官僚更陸續爆出貪瀆醜聞之後，民眾遂逐漸對空降現象產生反感。本文從交易成本理論的觀點來探討空降現象，亦即將空降現象的人材媒合機制，視為一種市場上的交易行為。並從交易的三項特徵：交易頻率、資產專屬性、不確定性來探討日本的官僚制度、政黨政治、官民關係是如何影響空降的盛衰，並以宏觀的角度，透過空降人數、退休年齡等相關數據來評斷歷屆政權的改革是否能有效改善空降現象。同時亦從個案分析的角度，舉警察廳空降的態樣來具體剖析官僚與

企業間空降體系的運作情形。研究發現，即便經過自民、民主兩黨歷任政權的改革，整體空降人數卻不減反增。鑒於退休官僚在求職市場上具有「特殊人力資本」特徵，企業也傾向建立與官僚關係發展的專屬性投資，政府改革空降不應期待官僚於求職之際主動放棄其資產專屬性的優勢，而應著重在降低求職行為本身的交易頻率，使官僚們退休後的經濟生活得到保障。

全能政府：極權國家與總體戰爭的興起

為了解決民主黨的問題，作者LudwigvonMises 這樣論述：

　　「全能政府」真的是人們心目中的理想政治體制嗎？   　　米塞斯以國家至上主義概括社會主義和干預主義。將「國家至上或政府掌權者與官僚至上」，與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的本質「消費者至上」或「消費者主權」或「公民自由至上」作對比，來突顯問題之所在：「一個極其有害的教條主義，才是造成世態混亂的一個根本原因。」   　　十九世紀末，所有歐洲國家都熱中於委給政府更多權力，以國家名義壓制個人的一切活動與努力，在「經濟民族主義」，也就是「國家至上主義」下，政府控制越來越多的商業活動。他們貶斥生產手段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熱烈支持進步主義的經濟管理辦法，為實現全能政府奮鬥。   　　米塞斯察覺到一九四零年代已是

個人主義讓位給全能政府的時代，人民服從國家至上主義，允許政府管理人間一切事務，深信政府將使人間變成天堂。   　　在極權主義的道路上最為先進的國家，甚至公民個人的閒暇時間如何使用，也被認為是政府的工作，德國是最重要的一個代表性國家，而當時人類文明危機的焦點就在德國，它一直是國際和平的干擾者，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德國的戰爭。有鑑於此，米塞斯乃撰本書，探索描述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與事件，以致形成當時德國與歐洲這樣不幸的事態。   　　在這本書中，米塞斯就以國家至上主義一詞概括社會主義和干預主義。反對政府干預者所信奉的是資本主義或自由經濟，如今則被強加指責認為是「市場萬能」論者。其實，政府干預或管制，往往

不知不覺落入「全能政府」而不自知。平實而言，「市場萬能」或「全能政府」指涉的就是「政府的角色是什麼」以及「個人自由究竟是如何」的問題。

新冠肺炎時期的國際話語角力—臺灣、美國及中國元首演說內容的批判話語分析

為了解決民主黨的問題，作者吳宜蒨 這樣論述：

本文旨在檢視臺灣、美國及中國三位元首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發表的國際演說，蔡總統、川普與習近平採取何種話語策略來傳達政治意圖，以及三人在演說中隱含的政治霸權支配與意識型態宰制。研究以蔡總統在第3屆「哥本哈根民主高發會」演說內容、川普與習近平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的演說內容為文本，運用渥妲克的歷史取向批判話語分析，並做詳細的個案研究，瞭解元首如何操作政治語言、對疫情的態度，以及文本中語言、歷史與權力間的複雜關係。研究發現，對美中兩國而言，聯合國大會是一個展示國力的舞台，川普以「美國優先」作為演說的核心價值，在各種議題上和中國進行意識型態的角力鬥爭，且散發出強烈的「愛國主義」情緒；習近平透過演說，對內

團結中國的民族主義，藉以鞏固領導地位，對外展現大國之姿引領各國合作抗疫。相較於美中雙方的猛烈對抗，蔡總統顯得相對保守，將疫情與民主、自由連結在一起，強調臺灣在疫情期間的公眾外交成果，並透過集體記憶，建構屬於臺灣人民的防疫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