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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台灣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劉仲敬寫的 逆轉的文明史:羅斯大地──成為歐洲而不能,逃離亞洲而不得的俄羅斯演化史 和LudwigvonMises的 全能政府:極權國家與總體戰爭的興起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另外網站社會民主 - 台灣勞工陣線也說明:1878年,俾斯麥提出了「社會主義鎮壓法」,逼使德國的社會民主工人黨(社會民主黨的前身)面臨黨的瓦解危機,黨內的領導幹部也因而對黨的生存策略產生分歧,伯恩 ...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八旗文化 和五南所出版 。

國立中央大學 歷史研究所 吳學明所指導 戴子裕的 戰後台籍菁英政治實踐之研究(1945-1969)─以反對運動為中心 (2015),提出民主黨台灣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反對運動、中國民主黨、台灣(臨時)省議會。

最後網站臺灣民主黨則補充:臺灣民主黨(臺灣話:;客家話:)是臺灣日治時期的一個境外政黨,1932年由林雲連、劉邦漢、鄭鑑洲等人於中國廣東省廣州市成立。該黨主張民族自決與臺灣獨立, ...

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民主黨台灣,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逆轉的文明史:羅斯大地──成為歐洲而不能,逃離亞洲而不得的俄羅斯演化史

為了解決民主黨台灣的問題,作者劉仲敬 這樣論述:

俄羅斯的整部歷史, 都是孤兒俄羅斯為歐洲人充當人肉盾牌、 卻被歐洲人視為亞洲蠻夷的一部辛酸史? 俄羅斯「壞就壞在地理上」? 地理這個「殘酷無情的後母」, 是拖住俄羅斯邁向歐洲之腿的元兇, 還是促成它成為歐亞帝國的功臣? 一個在後面苦追的次生文明, 想「成為歐洲」而不能,想逃離「亞洲」而不得! 「靈魂分裂」的俄羅斯 在烏克蘭戰爭中再次凸顯出其文明困境!   一個延伸到遠東的綿延不絕的開放邊疆,既是俄羅斯成為歐亞帝國的原因,同時也是它無法融入歐洲的關鍵。巨大的邊疆、蒙古人的征服、來自拜占庭帝國的法統,使羅斯大地這塊「次生文明」,搖擺於歐洲和亞洲之間、掙扎在自由和專制之間、被不斷形成的新的

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矛盾和衝突所撕裂。   而二○二二年二月發生、至今仍舊進行中的烏克蘭戰爭,既是專制和自由、正義和邪惡的較量,也是深層和古老的文明史力量的推動。要解釋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這三個羅斯國家的複雜歷史,以及它們和立陶宛、波蘭等波羅的海國家之間的文明分野,就要先回到「羅斯」這個地理概念的形成及其憲制演化的歷史。   ■俄羅斯一開始便攜帶歐洲文明的基因!而莫斯科的誕生改寫了一切!   在由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為主構成的「羅斯大地」上,古典羅斯的核心是烏克蘭,即從波羅的海沿著第聶伯河往南抵達黑海這條水上商業路線。今天的烏克蘭首都基輔是最古老的羅斯城邦,它的誕生是瑞典王公保護這

條商業路線的結果,可以說烏克蘭自古便攜帶歐洲文明的基因。   然而莫斯科這個邊陲小邦的誕生,打破了基輔羅斯和歐洲的聯繫!在地理上,這歸因於處在東北方向的莫斯科擁有向亞洲開放邊疆拓殖的誘惑。結果,西北方向通往波羅的海的歐洲,東北方向通往亞洲大陸的邊疆,就形成了羅斯世界政治結構中的兩種極端類型:一種是基輔和諾夫哥羅德型,由上層貴族和商人集團控制的市民議會掌握最高權力,一種是莫斯科型,由拓殖草原森林的軍役貴族所依附的大公掌握專制權力。   「諾夫哥羅德人是半個歐洲人,半個德國人,半個立陶宛人,是羅斯世界通向歐洲的紐帶;而莫斯科人是半個韃靼人,半個芬蘭人,半個穆斯林,是羅斯世界通向歐亞大草原和東方

各國的紐帶。」這兩種極端類型構成了羅斯世界的永恆母題,使它成為搖擺於歐洲和亞洲之間的靈魂分裂的國家。   ■來自蒙古和拜占庭的「亞洲元素」,既是俄羅斯強大的根本,也是它最大的詛咒?   有兩股來自亞洲的勢力深刻影響了羅斯世界之後的演變。一股來自蒙古,一股來自拜占庭帝國(東羅馬)。蒙古的征服瓦解了以基輔為主的舊羅斯世界,而莫斯科以成為蒙古代理人、又背叛蒙古的不光彩形象而崛起,成為羅斯世界的暴發戶。   這也意味著羅斯世界被分成兩半:依附於蒙古的、以莫斯科為核心的亞洲一半,以及依附於立陶宛的、以其他商業城邦自治形式為核心的歐洲一半(相當於今天斯摩棱斯克以西的半個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烏克蘭的絕大部

分)。   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流亡的東羅馬公主,讓莫斯科得以在政治上繼承東羅馬帝國的法統,以所謂的「第三羅馬」自居。如果它沒有繼承東羅馬的法統,那麼莫斯科公國的地位還不如立陶宛大公國,更永遠比不上跟法國和德國,然而新引入的拜占庭上層結構則使得莫斯科更加自外於歐洲。俄羅斯最大的痛苦就是永遠無法成為歐洲!   ■上半身是歐洲人,下半身是斯拉夫人?   西歐派(上層)VS 斯拉夫派(下層)的糾葛與對立   作為妥協而誕生的羅曼諾夫王朝,是經過混亂、分裂後的俄羅斯重新出發、全面追求歐洲化的新時代。俄羅斯跳過波蘭,直接從西歐輸入技術和思想。從彼得大帝到凱薩琳大帝,俄羅斯上層貴族和知識分子越來越

像歐洲人;拿破崙戰爭以後,俄羅斯的國家威望和利益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峰。   然而西歐化同時強化了沙皇的專制,聖彼得堡的歐化建立在針對俄羅斯廣袤內地的殖民之上。農奴制度的出現,意味著下層的東正教社會與上層的歐化階級再度分裂。   「十九世紀的俄國自由主義者和立憲民主黨人認的祖先是基輔羅斯,他們要把俄羅斯人變成歐洲人。沙皇本人,至少莫斯科的沙皇,認的是拜占庭,他們要做羅馬和君士坦丁堡之後的第三羅馬。而歐亞主義者認的是蒙古帝國。俄羅斯的大一統性並不來自於歐洲,甚至並不來自於拜占庭,而是來自於蒙古帝國。」   這些辯論幽靈般纏住了俄羅斯人的思考。「我到底是俄羅斯人還是歐洲人,還是兩者都是」,「俄

羅斯是既非歐洲、又非亞洲的一個單獨的世界」。這些深層疑問,通過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寫作,通過自由派和三位一體專制主義者的衝突,通過西歐派和斯拉夫派的衝突,深刻地撕裂了俄羅斯社會。   ■烏克蘭的民族發明被蘇聯凍結在一九一八年,戰爭之火能夠解凍嗎?   俄羅斯帝國晚期推行的地方自治實驗和陪審制,在憲制意義上是繼續「成為歐洲」。在為歐洲式的立憲君主制做準備的同時,也必然產生了一系列民族發明: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喬治亞、烏克蘭、白羅斯等。   但是,一戰的出現和布爾什維克的成功逆襲,以及列寧式的極權國家出現,把這些正在展開的歐洲式民族國家發明狀態一刀斬斷。蘇聯像一個巨大的冰箱一樣,把俄羅斯

帝國內的各民族凍結在一九一八年。一九九○年代蘇聯解體後,這些被凍結的民族重新回到一九一八年之前,分別產生自己的民族國家,如白俄羅斯、烏克蘭和波羅的海三國等。這是普丁政權不願承認、卻沒有辦法抗拒的歷史。   從這個角度看,烏克蘭戰爭是三十年前蘇聯解體的巨輪、碾過羅斯大地後尚未消失的歷史塵埃。而從整個羅斯世界的文明和憲制演變來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再一次證明莫斯科成為歐洲而不能,逃離亞洲而不得的歷史困境。   本書是劉仲敬關於「文明和憲制」的系列講稿之一,作者的切入角度非常獨到,避開了一般常見的傳統政治史的寫法,比如熱衷於描寫王朝的興衰、沙皇等宮廷上層政治人物的故事,而是逆轉讀者對文明的認知,

從地理、社會組織結構、憲制演化的角度解讀「羅斯大地」的歷史和政治演變。   從文明和憲制的角度看俄羅斯,它是一種次生文明,其歷史演化無法擺脫被地理牽制的宿命,而不得不變成靈魂分裂的國家。而莫斯科偏好用專制的形式,來解決其上下層階級和東西方文化的結構性矛盾,否則就會造成地理的分裂!這種模式,似乎變成了俄羅斯的宿命,成為歐洲而不能,逃離亞洲而不得,在進退維谷中維持一個橫跨歐亞的專制帝國的運作,這就是俄羅斯帝國在人類文明史中所扮演的獨特角色。  

民主黨台灣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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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台籍菁英政治實踐之研究(1945-1969)─以反對運動為中心

為了解決民主黨台灣的問題,作者戴子裕 這樣論述:

戰後台籍菁英政治實踐之研究(1945-1969)─以反對運動為中心摘 要 本論文討論的主題,是以戰後台籍菁英反對運動與政治實踐為主軸。自日治時期以來開始逐步發展,從當時政治社會運動的推動,均可看出台灣民主運動發展,來自日治時期台籍菁英縱向傳承的延續。例如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楊肇嘉、葉榮鐘等台籍菁英,從中亦可了解自由民主的推動並非全由大陸籍菁英橫斷移植而來。 一九二○年代,台籍菁英開始發起反殖民運動,高喊「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主張,出現以「台灣人」來自我命名的意識。因此產生台人應為台省之主人的主張,台籍菁英延續日治以來社會運動的傳統,提倡言論自由。戰後台灣自治運動的推動,除

受新文化運動以來的自由主義影響外,延續日治以來的民主實踐傳統,亦占有其地位。 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撤守台灣,並組成台灣型的威權主義體制,一批忠於自由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為堅持反共信念及宣揚民主自由,因此《自由中國》雜誌在此時孕育而生。日治時期的台籍菁英受二二八事件的影響造成不敢大膽主張,經過《自由中國》鼓吹再度啟動其政治熱情。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及台籍菁英,雙方透過選舉來合作達到民主政治的理想。 戰後台灣籌組「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可說是戰後民主發展史上,第一次反對黨籌組付諸實踐,「中國民主黨」在一九五○年代的民主推動有其重要性,台籍菁英參與組黨的意義及功能,值得關注。台籍菁英所參

與的政治活動中,又以台灣(臨時)省議會最具代表性,在一九六○年代呈現出三種台籍菁英不同的思考角度,在往後的發展過程中,亦呈現出不同的發展模式。關鍵詞:反對運動、中國民主黨、台灣(臨時)省議會

全能政府:極權國家與總體戰爭的興起

為了解決民主黨台灣的問題,作者LudwigvonMises 這樣論述:

  「全能政府」真的是人們心目中的理想政治體制嗎?     米塞斯以國家至上主義概括社會主義和干預主義。將「國家至上或政府掌權者與官僚至上」,與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的本質「消費者至上」或「消費者主權」或「公民自由至上」作對比,來突顯問題之所在:「一個極其有害的教條主義,才是造成世態混亂的一個根本原因。」     十九世紀末,所有歐洲國家都熱中於委給政府更多權力,以國家名義壓制個人的一切活動與努力,在「經濟民族主義」,也就是「國家至上主義」下,政府控制越來越多的商業活動。他們貶斥生產手段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熱烈支持進步主義的經濟管理辦法,為實現全能政府奮鬥。     米塞斯察覺到一九四零年代已是

個人主義讓位給全能政府的時代,人民服從國家至上主義,允許政府管理人間一切事務,深信政府將使人間變成天堂。     在極權主義的道路上最為先進的國家,甚至公民個人的閒暇時間如何使用,也被認為是政府的工作,德國是最重要的一個代表性國家,而當時人類文明危機的焦點就在德國,它一直是國際和平的干擾者,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德國的戰爭。有鑑於此,米塞斯乃撰本書,探索描述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與事件,以致形成當時德國與歐洲這樣不幸的事態。     在這本書中,米塞斯就以國家至上主義一詞概括社會主義和干預主義。反對政府干預者所信奉的是資本主義或自由經濟,如今則被強加指責認為是「市場萬能」論者。其實,政府干預或管制,往往

不知不覺落入「全能政府」而不自知。平實而言,「市場萬能」或「全能政府」指涉的就是「政府的角色是什麼」以及「個人自由究竟是如何」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