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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學：影與響

為了解決中國論文的問題，作者陳國球 這樣論述：

　　陳國球教授新作《香港‧文學：影與響》與前作《抒情中國論》、《香港的抒情史》一脈相承，全書無論是個人隨筆、學術文章抑或訪談對話，都旨在以情打通文學與人、文學與社會、文學與世界的關係。本書文章出入古今中西，借鏡他者異域，讓讀者能夠從中觀照當下的香港，文學的影與響，其實似遠實近。

中國論文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應收帳款承購業務之買方信用風險評估-個案研究

為了解決中國論文的問題，作者許佩怡 這樣論述：

隨著貿易全球化，「供應鏈融資Supply Chain Finance」授信業務成為金融機構新的授信評估要點。不同於一般傳統授信，其授信風險通常來自於借戶本身的體質及還款能力，但「供應鏈融資Supply Chain Finance」的授信風險卻必需將授信戶之上下游公司之狀況、產品、收付款條件及所在國經濟政治情勢都列入授信評估的要素。而「應收帳款承購業務Factoring」為金融機構為因應「供應鏈融資Supply Chain Finance」而衍生出來之金融商品，它可協助賣方管理買方信用風險、提供賣方資金融通需求、帳務管理及代替賣方向買方催收款項（陳冠志, 2009）。2008年9月由次級房屋信

用貸款引起的金融海嘯、2020年年初開始在全世界擴散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皆重創全球之經濟，無數公司行號發生經營困難，也因此被迫對供應商採取延期付款或倒閉。企業倒閉將對上游供應商造成巨大影響，部份供應商甚至隨之倒閉。因此，本篇論文將探討Factoring業務如何協助供應商去評估、轉嫁SCF裡的買方信用風險，由承購商承保其對買方的應收帳款，並以本國一大型跨國紡織供應商為例，列示在實務上，金融機構如何評估其買方信用風險之過程、核准額度，使該供應商的應收帳款風險轉嫁至金融機構且可維持營業現金流正常，以穩定公司價值。

從列寧格勒大學到新肇監獄(簡)

為了解決中國論文的問題，作者張軼東 這樣論述：

　　《從列寧格勒大學到新肇監獄》是「黑色文庫」系列的第十八集。從2001年起，勞改基金會開始出版《黑色文庫》系列。從第一集徐文立的《我以我血薦軒轅》至最新出版由查建國撰寫的《鐵骨柔情》，勞改基金會已出版將近三十本著作。這些勞改倖存者的個人回憶錄及訪談錄涵蓋了五零年代遭整肅的地主及反右運動中受害的知識份子至九零年代在互聯網上發表文章的異議人士。從北京到西藏，從上海到夾邊溝，這些勞改倖存者的故事刻畫出中國歷史跨世紀的大悲劇。 　　張軼東的《從列寧格勒大學到新肇監獄》是一本典型的描寫在共產政權統制下任何人的生命、青春美夢都有可能無辜地被「黑色」的時代大巨輪碾得破碎不堪。從一個學業優異的二十歲的「

進步學生」、被黨派去蘇聯學習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員，到五七年「反右運動」後被黨認定為「只專不紅」，到「拔白旗」運動中成了留學生中的靶子。雖然躲過了「反右運動」，但由於「向黨交心」不被通過，仍被遣送回國，被迫與俄籍妻子分離，從此變成自己國家的賤民，連母親也被迫與他斷絕母子關係。之後，雖然他只想安份作一名俄語教員，也逃不過「文化大革命」的瘋狂和恐怖，最終還是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被捕入獄。這三十年的苦難歷程，也正是中國現代史的寫照。 作者簡介 張軼東 　　1931年生於南京。父親留日歸國任上海第三煉鋼廠廠長。1937年因日軍侵華，全家隨煉鋼廠遷居重慶。1948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

。1951年因學業優異被選送到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歷史系學習。1956年畢業後繼續在該校讀研究生。1958年受反右運動波及，因「只專不紅」而被提前招回中國，論文和學業全部中斷。隨著中蘇關係惡化，他的處境每況愈下，並被下放到黑龍江綏化縣，連母親也被迫與他斷絕母子關係。他與蘇聯妻子團聚無望，不得已只好離婚。從此天各一方，生死兩茫茫。1970年以「反革命罪」判20年。1979年改判無罪釋放。1981年任綏化師專外語系教員、講師和副教授，兼教英語和俄語，於1991年退休。以中、英、俄三种文字發表不少著譯品，其中包括2007年出版的《毛澤東的最後二十年》。

以比較分析法對比克里米亞事件與中共對台認知作戰之研究

為了解決中國論文的問題，作者陶仕海 這樣論述：

自2014克里米亞事件以後，中共看到了俄羅斯對克里米亞執行認知作戰的成果後，便積極發展認知作戰，也將其成果實際運用在歐美各國。根據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公開發言，中共始終不放棄以武力統一我國，因此任何可以採取的作戰模式，都會實際運用於我國，其中也包含認知作戰。目前我國深受中共認知作戰的影響，在面臨重大選舉時，總會有許多不實新聞在社群媒體上傳播，企圖影響我國民眾認知。本研究採用「比較分析法」作為研究途徑，首先以認知作戰的定義為基礎，瞭解中共發展認知作戰的歷史；其次是透過克里米亞事件中，俄羅斯執行認知作戰的手法，與我國四大公投期間所遭遇的情況進行對比，藉此發現差異之處；最後以中共對我國認知作戰的手法

為案例，並分析其發展認知作戰的阻礙，以及我國所能採取的應對措施。研究發現我國四大公投的情況與克里米亞事件之間，有許多雷同之處，然而部分關鍵性的差異點導致情況產生分歧，導致中共認知作戰的效果不彰。與歐美各國相比，中共使用假訊息執行認知作戰的能力以頗具規模，然而在戰時要如何與部隊行動結合，這是中共目前尚需強化的，因此中共仍持續發展認知作戰。我國對於防範認知作戰，必須提升民眾的事實查證能力，並訂立相關規範，才能有效防範認知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