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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專利訴訟之證據蒐集−以美國證據開示法制為借鏡

為了解決申請固定ip費用的問題，作者黄新崴 這樣論述：

相較於固有有體財產權所生之民事訴訟，專利侵權事件因專利權屬無體財產權，權利範圍不易確定，又具公共財「無耗竭性」之性質；再加上高固定成本及低邊際成本所致之高侵權誘因，及侵害事證往往偏在侵害人一造等特性，往往導致專利權人就其專利權受侵害與否、如何受侵害，甚至是否受有損害、損害範圍如何等事實均欠缺必要或具體之認識及掌握，從而難以舉證，實現其實體法上之權利。我國民事訴訟法於2000年即已參考德國法制，擴大證據保全程序之機能，新增確定現狀型之證據保全，允許當事人在訴訟前就物之現狀或事實預先進行證據開示或調查，以釐清事實，並藉此促成當事人和解，避免進入本案訴訟；或縱進入本案訴訟，而能夠促進集中審理。再者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亦意識到專利權人在證據蒐集及保全上處於先天弱勢之地位，而就專利侵權訴訟之證據保全規定進行強化。然而，學界、司法實務界及產業界批評智慧財產法院未能有效落實立法意旨，甚至未能履行TRIPS協定所課予確保權利迅速、有效執行之義務，而認為我國專利侵權訴訟法制並未賦予當事人有效蒐集事證之管道，致使當事人間事證近用地位不平等，有損當事人之訴訟權。鑑於美國之專利訴訟制度及其強大的證據開示制度仍對於權利人團體有相當大之吸引力，且美國係各國廠商專利佈局之重要市場。本文擬透過比較美國證據開示（Discovery）制度，聚焦專利侵權訴訟脈絡下，證據開示制度之規範、實務運作與學說理論，進而探尋美國

證據開示之起源、發展與運作實況，分析其有效保障權利人訴訟上證明權之關鍵，並透析其制度之利弊。最後，本文藉由比較美國法制所得之啟發，考量專利訴訟之特殊性，以宏觀且全面之視角，嘗試就我國專利訴訟證據蒐集制度應如何修正，甚或是否有必要於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中增訂獨立的證據開示制度，提出建議，以期能對我國專利訴訟法制有所貢獻。

台灣「資安防護鐵三角」的運作分析（2016 - 2020年）

為了解決申請固定ip費用的問題，作者徐立中 這樣論述：

本論文從「資安即國安」《國家資通安全戰略報告》衍伸，以戰略研究途徑分析蔡政府時期，「資安防護鐵三角」機制的運作。2010、2011年形成跨府院的國家資通安全機制組織架構，國家安全會議資通安全指導小組下設置「網際防禦」、「外館網際防禦」及「網情蒐集」3大體系，連結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下設置的「網際防護」、「網際犯罪偵查」2大體系。現在將通傳會納入進資安防護體系，即是「資安鐵三角」防護體系。總結三者的權責，國安會負責資安政策決策的是諮詢委員和資通安全小組，資安辦不是決策單位，而是政策計畫研擬、行政幕僚，要與資安處協同作業；行政院資安處負責的業務可說是包羅萬象，排除國安辦之工作議題、另有做規定或

是某部會的業務範圍以外都可以是其工作範圍；通傳會除了規格外，還負有督辦通訊傳播領域之關鍵資訊基礎設施安全等管制的責任。經過：2016年券商集體受DDoS攻擊勒索、2019年《關注31條》網站域名被沒入、銓敘部個資外洩，三個案例分析，資安辦、資安處到通傳會「三位一體」的合作模式，已經彰顯台灣資安防護鐵三角的運作默契。政府將通傳會納入資安防衛體系發揮了功效，各團隊合作，讓資安事件處理更快速、有效、全面。 此外，構成「資安防護鐵三角」的三個機關並不是平等的關係，而有著上下之別的層級性。大致上，國安權責單位——國家資通安全辦公室，位處上層位階；資安權責單位——行政院資通安全處，位處中層位階；通安權責單

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位處底層位階。並另外得到三個啟示。第一，性質上「資安防護鐵三角」是否更像是一個「立體」的「戰略金字塔」？戰略金字塔對應到「資安防護鐵三角」，資安辦為金字塔的頂點，是總體戰略的階層；資安處是分類戰略的階層；通傳會是運作戰略的階層。第二，借用歐洲學者Sergei Boeke對國家網路危機管理的分類架構，依照「協調整體資安政策」、「協調一般（戰爭以外）危機處理」、「主要的公部門CERTs」、「資訊能力」、「網路活動監控」、「與情報單位關係」，六個因素來推論網路模式。得出：台灣的資安治理模式屬於網路管理者。第三，應正式從「資安防護」邁向「資安防禦」兩者有著思維上的差異。防護相

對上是被動、靜態的，在有事件發生時才進行相關處理；防禦則將攻擊者列入考慮，有著動態、主動的思維，並提升至戰爭的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