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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中國

為了解決廣東 市 級行政區的問題，作者楊斌 這樣論述：

製造「雲南」就是創造「中國」！ 從古滇國、南詔國、大理國，再到雲南省， 「雲南」曾經主導東南亞的全球貿易中心， 為何最終被中華帝國統合，而淪為邊疆省分？ 一部雲南二千年史，何以見證中國的民族建構？ 中國歷史特殊論？且看本書如何挑戰葛兆光《宅茲中國》論述！ ＊＊＊＊＊ 　　■「雲南人」的地方認同，是大一統帝國的發明 　　中國大多數含有「東西南北」等方位名詞的省分名稱一般都與河流或山脈有關，如兩河、兩湖、山東、山西等等，但「雲南」卻是例外——作為地名的「雲南」，既與河流、山脈無關，也不是當地族群自發形成的政治地理名稱。 　　既然「雲南」原本不存在，自然也就沒有「雲南人」。事實上，「雲

南」源自於一種來自遙遠北方的距離感與陌生感——它是中國歷代王朝製造出來，強加給帝國西南邊陲地區的一種「想像」。本書便是以「中國的東方主義」及「中國中心論」來形容這種隱藏於漢字觀點下的偏見。 　　雲南自古以來就是部落林立、政權更迭的獨立區域，一直要到十四世紀才正式被蒙古帝國征服，此後歷經明清兩代，成為「中華帝國」的邊疆省分直到今日。雲南這一省級行政區是元帝國的發明，在此政治空間之下，本地原住民與漢人移民逐漸融合，服膺於帝國秩序，並透過科舉制度與儒家文化，逐漸催生了「雲南人」這個「大一統王朝臣民」的身分認同。 　　因此，「雲南人」不是「獨立」的想像，而是「臣民」的想像。從明代開始，「雲南」在政

治和文化上成為中華王朝的重要部分。所謂的「雲南人」，同時也成為「中國人」的具體表述。 　　■從雲南的形成，思考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本質 　　今天的雲南地區，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前就獨立形成了發達的青銅器文明。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那裡生活著不同的部落、部落聯盟和王國，使用具有異國風味的名稱（如滇、僰、昆明、夜郎、哀牢、勞浸、靡莫、邛都等）。「雲南」這兩個漢字首次出現於西漢時期，屬於漢王朝在西南邊疆設置的「益州郡」之下。 　　西漢之後，儘管中原政權聲稱其擁有對雲南地區的統治權，但從未確立過牢固而連續的統治。雲南地區出現的獨立政權，如滇王國、南詔國、大理國，不斷與向南擴張的北方政權發生衝突，同時也透過貿

易與移民進行交流。直到清末民初時期，「雲南」才在「軍閥割據」狀態下恢復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權。 　　在一九四九年後，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新征服雲南，並對當地展開了「民族識別」，將官方認可的各種少數民族，歸併至「中華民族的大家庭」裡，以「民族主義」的方式徹底統合了「雲南人」。 　　當代中國的民族政策，承接了歷史上不同政權的帝國遺產，透過「中華民族」的概念維護著古代的「大一統」帝國框架，而雲南就是最鮮明的案例。因此，理解「雲南」形成的歷史，同時也是反思「中國」作為民族主義建構的本質。 　　■歐亞「大分流」時代的來臨，最終將雲南推向了中國！ 　　雖然從中華帝國的視角來看，雲南不過是邊陲；但是，

若從全球交流的視野來看，雲南絕不是封閉落後、尚待「開化」的蠻荒之地，而是一個位處西南絲綢之路上，貿易頻繁、文化多元的開放地區。雲南的傳統國際貿易網絡，不但可直接通往東南亞、南亞及印度洋，甚至遠及中亞與非洲。 　　縱使被蒙古帝國征服後，雲南仍然維持其國際貿易的核心要角長達數百年之久。因此，雲南文化深深受到各種國際因素的影響，帶有鮮明的異國特色。本書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便是分析雲南如何使用「貝幣」——來自馬爾地夫島出產的海貝、西南絲路與印度洋貿易的主要媒介——從上古一直持續到十七世紀。在歐洲勢力進入印度洋後，歐洲通貨逐漸取代了貝幣的使用，最終造成雲南經濟的崩潰，並轉向以中國主導的大陸貿易體系。

　　因此，雲南最終被併入中國，不能單獨從中國史的角度來解釋，而必須進一步思考世界史的關鍵影響，才能理解其中的結構性因素。同時，「中國」從傳統的帝國逐漸轉型為現代民族國家，也不只是王朝更迭的內部變化，更受到世界格局變化的外部影響。 本書特色 　　★獨家收錄作者新寫：臺灣版序、跋。 　　★臺灣第一本透過世界史觀點，論述雲南二千年歷史發展的學術巨作！ 　　★榮獲2004年美國歷史學會之古騰堡電子出版獎（The Gutenberg-e prize）！ 　　★《中國季刊》、《東南亞研究期刊》、《中國研究書評》等學術期刊一致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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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軍、劃界與設縣：康熙年間的臺灣治理議論

為了解決廣東 市 級行政區的問題，作者黃宥惟 這樣論述：

本文以康熙時代諸羅縣的行政區變遷個案，探討清朝皇帝、官員與知識份子面對臺灣這一新領土時所發展出的治理思維與政治文化，由此重新檢視康熙時代之於臺灣的歷史意義。過往在臺灣史學科發展史的影響下，研究者多以開發史或現代國家價值的角度來檢視前現代的清朝，進而將行政區增置與否簡化為治理態度的反應，並衍伸出以行政區發展為主軸的清代臺灣歷史框架。此一觀點忽略了不同層級官僚的處境，以及他們真正關心的事務；然而，正是這些因素主導著地方政務。為此，本文以清朝官僚的議論為中心，結合過去各自獨立的官僚體制、海盜對策、方志編纂、經世之學以及遷界歷史等領域，重新建構康熙23年至雍正元年（1684-1723）臺灣地方治理議

題的發展歷程。清代地方政府不僅是政府與地方社會的接觸面，亦是官僚體系的延伸，這使得地方官員需要不斷權衡經世理想與政治現實。康熙23年，福建省級官員決策出的「一府三縣」框架很快便引起管理上的困難，但臺灣地方官員並未非議於此，而是在此前提下呼籲增加駐軍，但一直未能如願。到了康熙40年代末，在全國性海賊威脅下，省級官員授意軍隊進駐北臺灣。然而這引起地方官員不滿，抗議未果後轉而透過人際關係與福建文人陳夢林合作，編纂《諸羅縣志》以繞過上級官員，傳達撤軍與縮減轄區的主張。陳夢林則因著自身的遷界經驗以及對經世之道的追求，反而主張應額外設立新行政區。此一訴求於康熙60年朱一貴動亂後再次出現，但仍未被朝廷接納，

卻在雍正皇帝登基後迅速通過。這反映出地方治理背後龐雜的支持運作體系的劇烈轉向。本文透過揭示隱藏於行政區政策背後的運作與政策文化，提供了梳理清代臺灣政治史的另一種可能性。

消失的民居記憶

為了解決廣東 市 級行政區的問題，作者白永生 這樣論述：

本書為作者七年考察中國將要消失的古民居的心得總結，涵蓋貴州、河北、山東、廣東、浙江、陝西、湖南、內蒙古八個省級行政區，涉及報京村、蔚縣、烏鎮、安化等三十余個縣城、村寨，空間范圍遍布中華大地，完整記錄了這些地區古民居現狀，展現了古建之美。寫法專業且生動，並有情感流淌其中，宜於專業人士亦宜於非專業人士閱讀。文路包含了建築感情及技藝的兩條主線，分別為明暗關系，互相交叉，以建築外表能夠感受到的情緒，加以抒發，兩者相得益彰且互為添光。本書從古建追夢人的角度出發，游走於古民居的歲月山河間，書寫了作者對於民居古建刻骨銘心的情誼和熱愛。這些消逝的文化和記憶，都是所有感性之人的珍寶，希望這些回憶可以喚醒讀者內心

的銘記與堅守。 白永生，1978年生於邊陲小鎮，曾就職於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擔任過電氣室主任、電氣總工，高級工程師、國家注冊電氣工程師。在古鎮風物熏陶中度過少年時光，多年致力於踏訪居民古鎮，西從西藏、青海，東到山東、江浙，南及廣東，雲南，北望內蒙、東北，足跡遍及大江南北，走過27個省市。收集老建築的美麗，書寫關於歷史的痕跡。

習近平時代共軍省軍區系統改革: 重塑省級黨、政、軍關係之研究

為了解決廣東 市 級行政區的問題，作者簡斌虔 這樣論述：

中共省軍區系統是其軍隊編制中，建制在省級行政區的軍隊組織，同時受省級黨委、地方政府的「雙重領導」。由於省軍區系統之領導人須擔任省黨委會其中之一委員，並參與地方重大事項決策，協助地方社會經濟建設，在中共省級黨、政、軍關係中的軍地協調上扮演關鍵的角色。習近平上臺後，推動軍改，重新賦予省軍區系統新的任務，在省級黨、政、軍關係協調中，成為貫徹中共黨中央決策指示的代表，其職能發展對中共黨、政、軍關係軍地工作的重整，殊值關注。新局勢裡，在中共黨、政、軍關係中，始終堅持「黨管武裝」進行軍地協調，不僅將軍民融合上升為國家戰略，並配合國防動員納入「應急」與「應戰」體系進行整合。中共省軍區系統改隸中共軍委國防動

員部，即聚焦國防備戰之動員，進行資源調動、支援應急，滿足軍隊聯合作戰的應處。關於國防動員，在軍隊與省黨委會、地方政府之間的溝通與配合上，中共係透過特有之「黨委議軍」制度進行協調，其中省軍區系統便成為省級黨、政、軍關係在涉軍議題上非常倚重的角色。儘管中共在省級黨、政、軍的關係上，賦予省軍區軍地協調上的重責，但不可諱言的，在黨、政、軍複雜的體系下，省軍區要執行軍地協調上必須克服許多挑戰，本論文對此提出觀察與評析，並提出未來可持續關注與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