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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響應矩陣碼應用於視覺障礙者陌生室內環境定向行動之研究

為了解決中華電信 菁 英 內定的問題，作者劉貞成 這樣論述：

本研究旨在探討成年視覺障礙者在陌生室內環境行動所遭遇之困難與因應策略，同時探討快速響應矩陣碼（QR code）應用在定向行動之可行性。本研究以18至60歲之成年視覺障礙者為對象，利用自編「快速響應矩陣碼應用於視障者陌生室內環境定向行動之問卷」作為研究工具，採面訪、電訪、網路問卷及紙本問卷等方式，共取得40份有效問卷並進行統計分析。茲將主要研究結論歸納如下：一、視障者於陌生室內環境定向時，常向服務台或親朋好友問路為主；在行動時，則常以手杖獨自行走或請人協助為主。而在規劃陌生室內環境的路線時，常面臨無法理解引導者所提供的資訊或根本沒人可以詢問；在行動時，則常面臨路線過於複雜或無人可以幫忙

自己到達目的地。二、環境資訊的導覽內容以純文字呈現給視障者，讓智慧型手機的語音系統報讀，而導覽介面需讓使用者可直接選取目的地，並結合其他室內定位技術。三、視障者能順利掃描QR code的設置方式為在電梯門與樓梯口的附近設置藍芽發射器或紅外線偵測器，智慧型手機在掃描區時主動感應或播放預錄人聲。而視障者認為優先設置的場所為火車與高鐵站。四、不同障礙發生年齡與教育程度之視障者在陌生室內環境定向行動以及QR code應用的意見上有差異。 視障者在陌生室內環境的定向行動有許多困難與限制，因此，依據上述歸納之研究結果，設計符合視障者使用需求的QR code，並搭配相關建築法規、產學合作與政府相關鼓勵

措施，協助視障者能順利完成陌生室內環境的定向行動。

國家作為與不作為－1949-2010台灣公眾視聽政策的發展樣貌與分析

為了解決中華電信 菁 英 內定的問題，作者陳美靜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公眾視聽事業的國家管制為主軸，試圖從政經歷史結構觀點分析國家機關在特定政治、經濟與歷史脈絡中，如何透過政策中介展現管制思維，並與不同勢力拉扯、導引整體發展。在哲學思考採歷史主義觀點，以詮釋台灣在特定歷史脈絡中的管制思維邏輯，進而了解結構限制及應以如何解決目前困境。　　公眾視聽的傳媒發展在台灣社會脈絡中與不同勢力相互拉扯，二次戰後社會精英對於脫離日本殖民的台灣懷抱美好夢想，積極參與報社申請及公職競選。但二二八事件的鎮壓使得社會及傳媒噤聲，威權政治及戒嚴法嚴格規範傳媒意識型態，國府因遷台後的政經濟壓力，在韓戰爆發後順服地接受美軍援助，美國勢力自此成為影響台灣重要力量。　　美援

除了穩定台灣政局之外，同時在美國國內資本擴張的需求下要求台灣開放經濟市場，台灣的出口導向經濟界接了世界分工體系，廉價的勞工吸引大量外資，經濟成長快速，為求獲得外匯，電視機具也在此時大量生產出口。　　七年代中美建交使得台灣當局以開放中央層級選舉穩定法統基礎，地方派系坐大，社會力也在長期累積的經濟發展後開始提出挑戰，頻繁的抗爭讓有線電視有了興起空間，公共電視製播小組也在學界呼聲中成立。到了九年代國民黨權力交接，地方派系趁此真空結合企業財團成為政商財團巨獸，有線電視市場激烈併購，1999年更因經濟成長停滯及數位化的趨力開放外資，私募基金堂皇進入市場主導產業發展。不過發展歷程中傳媒表現引起民眾不滿

，國家便曾於衛星頻道換照及旺旺集團併購三中案時展現管理意志，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也試圖提出新的管制架構。　　市民社會的呼聲持續要求黨國威權退位，1997年公共電視成立，但合法化的有線電視以及民視的開放造成自由解禁就是萬靈丹的錯覺，公視以小而美形式存在。2000年民進黨贏得總統選舉，但選後並未積極實踐傳媒改革政見，頻繁更替的新聞局長使得公共化政策搖擺不定，媒改團體的持續努力以及民進黨執政後企圖操控媒體，反而間接促使2006年客家電視台、原住民電視台、宏觀衛視、華視集結形成公廣集團。但缺乏適當法源使得集團運作隱晦，經營團隊的政策執行與內部治理出現不適，而公視董事提名過程的爭議及公視經營團隊的作為則使

得公視淹沒在司法爭訟當中。　　台灣公眾視聽發展在不同力量中拉扯，八年代後雖然資本勢力持續主導態勢，但仍須相當程度回應逐漸茁壯的市民力量，而政策發展的對外依賴雖然呈現在商營廉價製作內化、有線電視開放後頻道影視需求、甚至私募基金入主產業掠奪利潤中，但集結自市民的呼聲試圖從中抗拒，國家政策作為因此而有不同的風貌。從歷史殷鑑中可知政策的消極作為或不作為皆為維護既得統治階層的利益，唯有持續團結公民力量遂行監督，始能讓政策真正地服務於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