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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巴馬政府時期美中亞太戰略競合之研究

為了解決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廢除時間的問題，作者陳蓋武 這樣論述：

2009年1月，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就任美國第44任總統，美國逐漸體認亞太地區的重要性已不可同日而語，亞太地區交通與戰略的重要性，足以影響全球政治；且亞太地區已然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最為迅速的地區，同時亞太地區還擁有許多核子大國、全球過半的人口。其中，中國大陸急速崛起，成為亞洲經濟成長的最主要推手，而亞太地區其他各國逐漸依賴與中國大陸之經貿合作，進而減弱美國於該地區的領導地位。爰此，歐巴馬政府為保有美國於該地區既有利益及長期領導權，遂調整或修正，繼而走出一條有別於前任執政者的亞洲路線。此外，美國的許多重要盟友，如日本、南韓，以及世界重要新興強權，如中國，均分佈於亞太地區，可

知21世紀的亞太地區，不僅是全球政經發展的重要舞臺，亦將是全球戰略合作與衝突合併的區域。而歐巴馬政府面對全球政經環境快速變遷之下，為鞏固美國世界強權之領導地位、維護美國於亞太地區之既有利益，遂於其任內陸續提出「重返亞洲」(Back to Asia or Return to Asia)、「重返亞太」(Back to Asia-Pacific)、「轉向亞洲」(Pivot to Asia)，以及「亞太再平衡」(Rebalance to Asia)等亞洲戰略構想。由歐巴馬政府的新亞洲策略整體構想可知，美國面對快速崛起的中國大陸，必須積極地維護在東海與南海的自由航行權，以延伸美國在亞洲的意志，保障美國在

此地區的最主要利益。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徒勞無功的阿富汗與伊拉克兩場海外戰爭，使得美國財政急速惡化，歐巴馬政府執政後，國際金融危機影響餘波盪漾，受創的美國國內經濟欲振乏力，卻又必須面對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因此吾人或可理解為何歐巴馬政府選擇以未來政治中心的亞太地區為美國行動的重心。然而美國從2009年的「重返亞洲」(Back to Asia or Return to Asia)戰略，「重返亞太」(Back to Asia-Pacific)，到2011年的「轉向亞洲」(Pivot to Asia)的戰略概念，再到2012年「再平衡亞洲」(Rebalance Asia)的戰略，

歐巴馬政府之亞太策略意欲為何？美中亞太戰略競合時，中國將如何回應？本研究將以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做為主要研究途徑，探討美國歐巴馬政府之亞太策略之考量為何?美國在亞太地區將如何選擇合作對象?又面對中國大陸的回應時，美國將如何調整其亞太策略?並以太極圖之變化，藉以分析與解釋美國與中國、以及盟國之間，既競爭又合作之關係及其互動決策考量。美國歐巴馬政府除了持續提高盟國的合作意願以及提升盟國實力外，亦必須謹慎操作區域安全氛圍，避免情勢失控。由於未來亞太地區仍會出現許多爭端與摩擦，接任的美國川普政府對於區域爭端的處理必須掌握得宜，特別是南海議題，否則爭端可能會持續升級、失控，

甚至引發大規模戰爭，美國也將捲入其中，不僅不符合美國的戰略需要，更不利於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本研究發現美中亞太戰略競合不僅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且還可以以「太極圖」中的S線、小魚眼等來清楚解釋美中亞太戰略競合的動態互動過程；在歐巴馬政府推行諸多重返亞洲相關的政策後，習近平成功地以快速成長的軟實力，抗衡歐巴馬政府軍事硬實力；同時藉由回顧與分析美中兩國的亞太戰略競合過程與結果，大國政治若真要走向「戰爭」的悲劇，必須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因此實不易發生。

論「政治問題」大法官不予審理原則

為了解決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廢除時間的問題，作者廖國宏 這樣論述：

本文嘗試解答「大法官解釋憲法時應否採納政治問題原則」，總結歷來國內學界對此論戰，可為三個層次：第一，「政治問題原則」的判準與理論基礎何在？第二，中美兩國釋憲制度的差異，是否構成我國繼受的障礙？第三，到底在台灣有哪些案例應適用政治問題原則？ 第二章〈重新建構政治問題原則〉，從違憲審查的正當性切入，提出「釋憲責任分擔」模式("shared responsibility" model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作為政治問題原則的新判準。首先，凡是涉及侵害人權的案件，無適用政治問題原則之餘地；其次，凡是應由各憲政機關依職權自行解釋的憲法問題

，法院均應以「政治問題」駁回，讓繫爭問題先行回歸政治部門，由其自行做成初步政策決定；再者，在權力分立案件中，原則上均不受理，但在兩種情形為例外：(1)爭議之兩造間並無制衡關係，或(2)兩造間雖有制衡關係，但有任何一方破壞權力分立的動態平衡。亦即權力部門之間存有制衡關係的憲法爭議，均為政治問題，唯有在動態的制衡關係遭到破壞時，也就是有一方無法再回應（制衡）的情形下，則應認符合「爭議」而受理。準此，本文所謂「釋憲責任分擔」模式下的「政治問題」有兩個涵義：繫爭憲法問題在(1)未經制衡互動前一律為政治問題，(2)制衡後如無破壞動態平衡的情形，亦即可以無限回合繼續制衡者，也屬政治問題。只有在制衡後如有破

壞動態平衡的情形下，始應予以受理。 在確立政治問題原則有其立論基礎之後，第三章〈政治問題原則與釋憲制度之關係〉將焦點轉向制度層面，就「司法院大法官應否採納政治問題原則」的第二層次辯論。本文認為憲法明文規定司法違憲審查制度，以及戰後憲法高密度規範的發展趨勢，並不足以否定政治問題原則；而我國獨特的「憲法疑義解釋」制度，不僅不會成為我國移植政治問題原則的障礙，反而有必要藉政治問題原則矯正憲法疑義解釋制度的缺失！ 第四章〈重新解讀大法官相關解釋案〉，以政治問題原則的新判準－－「釋憲責任分擔」模式，重新解讀大法官釋憲半世紀以來的相關解釋案（包含不受理決議），究其應

否為政治問題一一做出認定。 大法官積極地適用「政治問題原則」將產生三個正面影響：第一，促使政治部門遵守憲法、解釋憲法，肩負起釋憲的義務；第二，讓憲政爭議在政治部門間進行辯論，有助於憲法討論的多元化、活潑化，同時亦將增進人民與政治部門對憲政主義的瞭解，而唯有瞭解憲法之後才有可能遵守憲法，瞭解憲法之後始有可能捍衛憲法，當所有的人民與政治部門都是「憲法維護者」，而非區區數名大法官才有釋憲的義務時，憲法才能真正產生對極權主義的抗體；第三，大法官以「政治問題原則」迴避不構成真正憲政僵局的憲法爭議，得致力於「侵害人權」案件的救濟之上，使司法資源做更有效率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