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盲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免費下載的地點或者是各式教學

瞽叟通文：與北京盲校早期發展

為了解決中國文盲的問題，作者高宇翔,袁東 這樣論述：

　　本書主要介紹了英國傳教士穆瑞牧師研製和推广瞽叟通文以及創辦北京盲校的艱難過程。 　　穆瑞牧師根據中國《康熙字典》音韻，研究了布萊爾點字之後認為可以讓凸點表示數字，給音素編碼。數字是以兩方排列為基本單位，每個音節由兩個數字符號組成，編成密碼式表示當時中國北方常用408個單字字音（以北京語音代表），並以前後兩方點字點位高低區分音調，成為漢語點字，即瞽叟通文（也稱 康熙盲字）。瞽叟通文（數字符號）相同內容有點字符號、點線符號、速記符號和簡寫符號四種形式。盲人學習並使用點字符號，文盲明眼人學習並使用點線符號。瞽叟通文為中國文盲盲人和文盲明眼人迅速掌握文化知識開闢了一條捷徑。

　　北京盲校早期開設了閱讀、書寫、速記、音樂、地理、算術等課程，還傳授記憶術，編織（地墊、門簾等），書刊製版、排版、印刷和裝訂。盲校逐步教會盲學生彈奏鋼琴、腳踏風琴、班卓琴、吉他、洋琴、六角手風琴等樂器，學習鋼琴調音、維修或製作風琴及揚琴等。 　　本書早在十九世紀末期就向歐美國家全面介紹中國瞽叟通文的研製及運用，宣傳了北京盲校早期辦學成效，呼籲西方國家關注和援助中國盲人教育事業，在全世界範圍產生了極大影響。  

中國文盲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婁燁電影研究：中國現實題材電影的當代轉向

為了解決中國文盲的問題，作者陳昱安 這樣論述：

摘要本文以中國獨立電影導演所生成的「獨立創作精神」表述現象與關懷「現實題材」視角進入婁燁電影的研究方向，其電影視角與1990年代使創作的「第六代」導演如出一轍，從電影主題到底層人物、青春、搖滾等對於混沌歲月的觀察表現。或許婁燁更加關注的是社會轉型期間都市生活中人的焦慮、躁動、意欲和落寞內心的狀態，嘗試以鏡頭描繪當下都市文化的真實現狀。自1999年《蘇州河》發展出以人物行動為有意識「敘事流動體」的二元結構模組，進行「個人化」敘事，成功表現獨立電影導演眼中都市人們內心的空虛和追尋理想的過程。遺憾在2006年因為《頤和園》一片因為參與國際影展的違規操作被處五年內不得在中國從事相關電影工作的處罰禁令

。從中深入觀察「獨立」在中國語境(Chinese Context)下的獨特涵義。婁燁直到2012年《浮城謎事》才得以回歸中國市場體制發展。通過重探中國現實題材電影的發展脈絡，筆者先建立起「第五代」到「新生代」所傳承和反叛的中國式現實主義影像風格中「個人化」敘事的發展系譜，以及婁燁電影中所體現「新生代」導演所受現代主義電影影響的「結構參照」和「內向化敘事」；電影與文化現實層面的「互文性」，從模仿到創新，進而以婁燁來代表新生代電影進行一次總體性的概括。從地下回到地上社會文化身分的輾轉，所處不斷自我反思演變的追尋過程，發展出具有「跨別敘事」表述功能的「個人化」敘事；恰逢中國社會急遽轉型和社會內部多重

意識形態制動的複雜變局，即是昭示著「新生代」導演在傾向現實題材創作時影像表達的不確定性與創新可能。本文最後以「後社會主義」時代為「當代轉向」的文化研究背景，以《浮城謎事》分析2004年直至2012年以來，「新生代」導演回歸體制後，創作導向一種「奇觀化敘事」的題材類型化，展開「新生代」電影的當代轉向。關鍵字：中國現實題材電影、獨立創作精神、婁燁、跨別敘事、奇觀化現實

教育部統編《語文》推薦閱讀叢書：暴風驟雨

為了解決中國文盲的問題，作者周立波 這樣論述：

《暴風驟雨》是中國土改小說的代表作。它在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作為解放區的優秀作品獲得表彰，並且在1951年獲史達林文學獎三等獎，由此該作以及作者周立波奠定了他們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此次收入“教育部統編《語文》推薦閱讀叢書”，特為中小學生課外閱讀製作，書前配有“導讀”，書後有“知識連結”，以給青少年朋友以必要閱讀指引和知識積累。 周立波（1908—1979），原名紹儀，湖南益陽人。1928年入上海勞動大學，並開始寫作。1932年因參加罷工運動而被捕。1934年出獄，參加左聯。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爆發後，作為戰地記者赴華北前線。翻譯

肖洛霍夫的長篇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一部）和基希的報告文學《秘密的中國》。 1939年任《救亡日報》編輯，並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任教。1944年主編《解放日報》文藝副刊。1946年去東北解放區參加土改運動，後創作長篇小說《暴風驟雨》。1955年任湖南省文聯主席兼黨組書記，創作了長篇小說《山鄉巨變》。其作品思想深刻，筆調輕鬆幽默，具有民族傳統特色和個人風格。還著有長篇小說《鐵水奔流》、短篇小說《湘江一夜》等。 導讀 第一部 第二部 知識連結 《暴風驟雨》是中國土改小說的代表作。它在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作為解放區的優秀作品

獲得表彰，並且在1951年獲史達林文學獎三等獎，由此該作以及作者周立波奠定了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周立波本名周紹儀，是湖南省益陽縣鄧石橋清溪村一個農民家的孩子，因家庭比較開明所以中學時代便得以接觸到五四新文學和新思想，他在1928年前往上海，在上海期間投身革命和文學活動，因常以英文自由（liberty）的音譯“立波”為筆名，後來便以此取代本名。1932年初他因參加“一·二八”事變後的罷工活動而被捕，直到1934年出獄。出獄當年，他便加入左翼作家聯盟，隨後不久也加人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爆發後，周立波作為戰地記者進入華北前線，寫作《晉察冀邊區印象記》等報告文學。1939年周立波來到延安，在魯

迅文學藝術學院任教，並主編《解放日報》文藝副刊。1944年他隨軍離開延安，並在抗戰勝利後來到東北解放區參加土改工作，以這段經驗為基礎創作出了《暴風驟雨》。此後，他還創作了以農村合作化為主題的《山鄉巨變》以及工業題材的《鐵水奔流》等重要作品。 由於周立波以農村題材小說而為人熟知，所以不少讀者誤以為他和趙樹理一樣是土生土長的文人，毫無現代文學經驗，而實際上周立波有著扎實的英文功底和西方文學積澱。他在上海期間就翻譯了大量文學及理論作品，赴延安後也是在魯迅文學藝術學院擔任編譯處處長和文學系教員，教授“世界名著選讀”，給學生講授高爾基、托爾斯泰、歌德、巴爾扎克、莫泊桑、梅裡美等人的創作。他創作的轉向是

他主動向政策，也向工農兵群眾靠攏的結果。《暴風驟雨》出現的時代正是轉折的時代。如果我們將魯迅、蕭紅、沈從文等人的作品與這部作品相比較，可能會驚異於其中巨大的變化，但這個變化其實是從上世紀四十年代逐步轉換過來的。以前全中國文盲比例相當高，莫說結構複雜的現代長篇小說，便是簡單的小短文也未必能讓占人口比例大多數的“工農兵群眾”理解和接受。 所以要讓廣大群眾能夠浸潤在文藝的光暈中，要讓群眾能夠在文藝作品中感受到新中國、新社會的美好，降低文藝作品的理解難度是文藝發展必不可少的環節。因此講述工農兵群眾所熟悉的生活、採用他們熟悉的語言，也是必然的選擇。周立波的轉換便是一個例子。他在1942年親歷毛澤東主持

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聆聽了關於“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學習群眾的語言”的講話，開始逐步反思文學創作和現實的關係、反思文學作品應該講述什麼內容、面對什麼樣的讀者群體來講述，以及應當採用的語言形式。 《暴風驟雨》便是周立波在消化和理解政策的基礎上，再結合實地調查而創作出來的。小說分為兩部，第一部於1947年完成，以1946年中共關於土改的“五四指示”下達後一萬兩千名幹部被派到各農村組織土地改革、鬥爭地主為背景，講述蕭祥隊長為代表的土改工作隊進入元茂屯，發動起趙玉林、郭全海、白玉山、老田頭等貧苦農民三鬥地主韓老六，初步建立了農民主導的農會。第二部出版於1949年，講述《中國土地法大綱》頒佈後幹部再進入

農村，幫助農民對抗地主勢力復辟，建立起以郭全海為中心完全由農民領導的農會，徹底推翻杜善人、唐抓子幾個地主，並按照《土地法大綱》劃定農民等級、重新分配土地和財物的工作，重建農村秩序。這兩部合起來，全面地展現了土地改革發展變化、遭受挫折而又重新奮起的歷程。小說的俄譯者盧得曼娜在前言中說：“發生在元茂屯的一切，差不多對於遼闊的中國的每個角落都具有代表性”。當然有一利便有一弊，為了追求普遍性，小說也反映出對鬥爭細節表現不足，當時便有評論認為對土改中發生的現實矛盾有所簡化的問題。 小說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頗見功底，雖然人物眾多但各有特色。小說塑造了從工作隊員、翻身的貧雇農、搖擺不定的中農、明哲保身的富農

，到地主和狗腿子等各類形象，並以具體的人物形象勾勒出了農村的基本關係，又通過賦予他們以各色的性格來讓讀者理解土改的鬥爭格局，既生動又規模宏大地展開了土改鬥爭的全景。特別是在農民形象的描寫中，趙玉林樸實勇武、郭全海敦厚嚴謹、白玉山靈活精明，雖然都是正面形象，卻並不重複。在此之前的文藝創作多以暴露社會黑暗為主，擅長表現反面人物，對農民的表現多集中在苦難上，《暴風驟雨》對農民身上的鬥爭精神、生產活力的表現在當時可謂開闢先河。 作為英雄人物的趙玉林成為貧農形象的典範，書中描寫他在舊社會窮得連褲子都穿不起，只能和妻子趁夜深光著身子到地裡幹活，因此深感于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最先加入了鬥爭韓老六的隊伍。雖然

生活困苦，他卻能在分享鬥爭果實時先人後己，將所有的精力放在推翻剝削統治重建更好的生活上，最後在對抗韓老六的土匪弟弟韓老七襲擊中負傷犧牲。這一形象在當時感動了很多讀者，成為展現“英雄的人民”的範例之一。 第二部中的主人公郭全海繼承了趙玉林一心為公、先人後己的精神，但相對于趙玉林還有些粗野的習性，郭全海則更加內斂謹慎，更加注重秩序的建立。但也因此，郭全海較之趙玉林少了些人情味，不及趙玉林生動。 白玉山初時因遭受剝削和迫害，喪失了生產動力，一直遊手好閒，在被工作組發動起來後喚醒了勞動熱情，熱心投身建設，並成為武裝委員，組織了很多抗爭活動。他與妻子白大嫂子之間的鬥嘴和相互砥礪也是小說中的一大看點。

白大嫂子也是進步的農村婦女的代表，她的潑辣能幹是激勵白玉山進步的動力，並帶動了一批農村婦女走向翻身解放。 而趕車老漢老孫頭又刻畫得十分詼諧活潑，增加了小說的趣味性。小說表現他在既想翻身解放又怕“得罪”地主富農上搖擺不定，也側面反映出了封建秩序在農村的影響力，表明了土地改革運動為何會遭遇重重困難。老孫頭對個人私利的考慮也是人之本欲的一種呈現，對於讀者逐步理解革命的意義是一個很好的媒介，避免了所有角色都像趙玉林等人一樣很快覺悟而脫離了生活的真實。 小說結構簡單但緊湊，採用層層遞進的方式來展開。尤其第一部三鬥韓老六的結構，從一開始農民還沒發動起來，反被韓老六占了先機；到工作隊員深入群眾，引導農民

清算舊賬，再鬥韓老六；到最後全體農民都被發動起來，對韓老六進行公審。每次鬥爭中人物的行為、語言和人物問關係都發生了細微變化，絲絲人扣地寫出了農民翻身和思想解放的過程。特別是最終公審地主韓老六的場景頗具氣勢，對暴怒的群眾的描寫也成為土改敘事的經典場面。 整部小說的語言樸實，貼近生活，如果和周立波在1930年代創作和翻譯的語言做比較可以看出這是他有意為之的結果。響應“學習群眾的語言”的號召，周立波在創作中十分注重吸收口語以彰顯風土民情和人物性格。身為湖南人的周立波，卻要展現東北方言，是頗下了一番功夫的，當時評論就盛讚他“竟能掌握比較豐富的東北農民語言，這是了不起的”。 在這種平實的結構和語言中

，不難看出周立波貼近古典小說和民間文藝的用心。這一方面是周立波自身就有著一定的古典小說的積澱，另一方面也是和當時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的目的分不開的。當然這也不免帶來些問題，比如這種推進的結構因為較為簡單，未能充分展現出土改鬥爭的複雜性，尤其是第二部中繼續按照這樣的結構展現與杜善人、唐抓子等人的鬥爭，難免有重複之弊，表現力有所削弱。但總體來說，這種平實自然的表達還是降低了理解難度，對於讓全中國人民都能理解土地改革的狀況、理解新中國的建設目標，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暴風驟雨》的創作特徵，也受到蘇聯文學不小的影響。周立波在1936年翻譯出版的《被開墾的處女地》對他創作《暴風驟雨》有著顯著影響

。兩部作品在故事結構、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都有所相似，都由工作隊幹部進入村莊開始，通過逐步發動貧雇農進行鬥爭來完成翻身解放。《暴風驟雨》對世故而又風趣的老孫頭的塑造，也有《被開墾的處女地》中西奚卡的影子。這也充分體現了新中國建立前後，為了探索一種適合於人民大眾理解的文藝形式，作家盡力吸取各種文藝資源的嘗試。 所以《暴風驟雨》無論是對於今日的我們去歷史地理解土改的歷史背景、土改的發展過程，還是去感受新中國文藝在探索新形式方面的努力，都有著重要作用。而其中妙趣橫生的東北生活書寫，仍與當下人的日常情趣相通，足以引人會心。 樸婕

全球化浪潮下之政府角色—中國大陸政府法制之研究

為了解決中國文盲的問題，作者蔡承書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行政法五大架構」來探討中國大陸政府現行運作之難題，並提出相關之法制建議。首先，在「基本原理」層面，藉由「建制背景」之探討，瞭解中國大陸現有存在之問題、如何作出最適之調整、政治協商折衝之過程、既有之相關規範等議題。其次，則以先進國家之發展經驗，做為比較之基準，並論及現代政府「依法行政」、「程序正義」等原則之要求與「公民參與」之理念等層次，完整呈現本研究之基本原理。 其次，在「行政組織」層面，則提出「專案組織」、「組織學習」概念，用以取代傳統僵化之組織架構，並藉由「課責」理念之提倡，調整公務員之心態。而政府經費之運用，亦應符合保障人民之基本權利以及承擔國際互助義務之思考，

以因應「全球化」之變局。 再者，在「行政權限」層面，任何行政之推行，均須先進行「行政調查」，以瞭解問題發生之所在，並訂定「行政計畫」循序漸進加以完成。本於「依法行政」之理念，「行政立法」之完善，有助於政府行政活動之可預測性。而除了傳統「行政處分」之形式外，行政機關似可選擇「行政契約」、「行政指導」、「行政獎賞」等較為對等之行政行為模式，取代過去「不對等」關係之思考。本研究亦論及「行政先行」、「試點」、「對口支援」等三項中國大陸法制上獨特之設計，藉由上開機制「迅速」、「結合實務」與「跨界協助」之特質，成為因應「全球化」挑戰之利器。 此外，在「行政救濟」層面，本研究則提

出保障多元意見之表達管道、簡化「行政復議」流程與對於所屬公務員賦予「課責」之概念、擴張「行政訴訟」受理之範圍，減少人為因素之不當干預、擴張「國家賠償」制度之適用範圍、健全「憲法解釋」之法制設計、正常看待「公民投票」機制等改革方向，以因應「全球化」時代，「行政權」趨於獨大之傾向，落實「有權利必有救濟」之法理。 最後，在「行政監察」層面，藉由「審計監督」等「內控監督機制」之設計與「立法權」、「監察權」、「網路民意」與「媒體」等監督機制之設計，確保「行政權」之行使，不致淪於專擅與腐化，以提升政府之效率與效能。 藉由上述「基本原理」、「行政組織」、「行政權限」、「行政救濟」

與「行政監察」等五大層面之研究與分析，將有助於理解中國大陸政府在「全球化」浪潮下所面臨之困境與挑戰。而本研究所提出之建議與對策，將可成為中國大陸甚或其他國家因應「全球化」變局時之參考佐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