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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宗教市場理論分析解嚴前後的台灣政教關係-以長老教會與一貫道為例

為了解決R.I.P. 韋的問題，作者王博賢 這樣論述：

在過去20年裡，宗教社會學經歷一場「典範轉換」的過程，世俗化理論受到宗教市場理論的挑戰，但同時它也奠基於世俗化理論，而此二理論典範至今仍在論戰當中。本研究即以台灣宗教發展中與政府有過高度緊張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以及一貫道的發展為例，來討論以西方國家調查為基礎的宗教市場理論是否仍能適用自如，或在可能的狀況下該如何提供理論在跨文化下的命題修正。台灣作為一個華人社會，深受過去釋、道、儒三教合一的宗教文化思想影響，又經歷長時間的戒嚴，這些背景使宗教與政治的互動直至解嚴後仍保持一定程度的距離。本研究即從多數華人宗教與政治的互動開始，進而認識一貫道發展史，以及其組織結構，最後探討一貫道政教關係的發展，指出

秘密崇拜方才是威權政府打壓一貫道的原因，並辨識出一貫道所佔的「中華文化」的獨特市場區位，得以降低與政權間的緊張關係。另一方面，1949年後由中國各地隨政府來台的各教派，則因為歷史與政治的緣故，傾向遠離政治的政教關係。相對的，來台已經超過150年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則在台灣歷史中，不斷調整自己的政教關係傾向，直到普世教協事件後，才開始升高政教間的緊張關係。在這部分，研究者也試圖將台灣基督教內兩大勢力的發展與美國做比較，卻很不幸的發現台灣基督宗教的邊陲性，甚至有因華人文化以及本身限制而成的玻璃天花板。相對於與政治互動情況的不同，台灣的各個宗教組織團體因著各自的教義，幾乎皆參與在社會服務與慈善的工作。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其他基督教宗派在外國差會的帶領下，成為台灣社會服務與慈善事業中領導的角色。而一貫道則透過社會服務與慈善，無意間為自己打下合法化的基礎，受政治壓迫下的宗教就持續在社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研究結論方面，首先，研究者認為，宗教市場理論在華人世界仍有適用性，但就如許多前輩學人的疑慮，適用上有其困難，必須在進行研究時隨之調整。但就台灣宗教研究而言，更重要的是台灣欠缺大型的適切華人情境的宗教調查。在此限制下，本研究發現台灣的宗教市場應非一個自由競爭的宗教市場，而是一種由少數賣方主導的市場狀態，其他的宗教完全無法撼動佛、道教與一貫道的領先地位。回到主要的研究對象，研究者發現，戒嚴時期一貫

道的受禁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政府間高度緊張的原因有所不同，或許可以分為國際與內政原因，但背後最大的主因仍是國民黨政權的「人治」政治。政治的壓迫使得一貫道成為灰市或黑市，也是促成1960年代後一貫道向海外輸出的動力之一。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因制度的不同，並未產生高度的緊張關係。因此，研究者認為教制的差異亦是影響兩宗教發展的因素之一。當政治的壓力使宗教無法改變社會制度時，各宗教就致力於各種世俗性的社會服務與慈善，來完成其救渡或救贖的責任，但也進而使後戒嚴時代下的台灣缺乏公共神／佛／道學，多數台灣的宗教就偏向極端嚴格的、離世的方向，不過問任何政治議題。因此我們綜合社會服務與慈善參與以及政治兩個面向，多

數台灣的宗教將偏向極端開放的、入世的方向，低張力的宗教是社會的主流，產生台灣宗教市場的偏態現象。但研究者也透過太陽花學運的宗教立場變化大膽預測，隨著第三次政黨輪替，民主鞏固的腳步越發穩健，將漸漸向自由市場的曲線靠近。

台灣宗教徒之信仰跨界現象

為了解決R.I.P. 韋的問題，作者許愷洋 這樣論述：

台灣制度性宗教，其信徒相較於其他信仰者較不易有信仰跨界的現象，但此現象僅發現於基督宗教徒中，佛教雖為制度性宗教，但其信徒之信仰跨界程度明顯高於基督宗教徒。源自於中國傳統之擴散性宗教(民間信仰、道教)或與中國文化有高度內在親和性之佛教，其信徒相較於基督宗教徒都有更高的信仰跨界傾向。世俗化理論對於解釋個人信仰跨界現象有顯著的影響，但其效果卻不如研究假設所預期般，對個人信仰跨界有正向加強的效果，反而是呈現一股反向的作用力。研究結果顯示：教育年數提高使個人更不會在信仰上有所跨界，也就是隨著個人理性思維提升而更懂得自身信仰界線何在，而更不會在精神世界上允許信仰跨界這種矛盾現象，這點和Weber所提出之

個人之理性化與現代化，會促使人們追求信仰上的首尾一貫看法一致。個人世俗化程度對於信仰跨界之影響，相較於個人中國宗教文化傳統程度，是呈現相反但同樣顯著之效果，其中又以教育年數的效果尤為顯著。現代教育就某些程度來說，自五四以來便意味著與傳統價值體系對立，但這並不代表世俗化與中國宗教文化傳統之影響不能同時並存。本文在控制世俗化效果後，發現個人中國宗教文化傳統程度仍是會加強個人信仰跨界之傾向，並且不會降低世俗化程度對於信仰跨界之解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