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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保護與基本權衝突－兼論國家對胚胎之保護義務及其司法審查

為了解決40歲存款 300 萬的問題，作者陳仲妮 這樣論述：

從上世紀後葉的人工生殖、胚胎植入前基因診斷，到本世紀方興未艾的胚胎幹細胞培養、無性生殖等醫學技術，一波波帶來令人不可思議的研究成果。然而，胚胎幹細胞研究不時會被認為係殺雞取卵，甚或有人認為是藉由殺人來救人，故研究所伴隨的爭議從未停歇－胚胎是不是人，或者什麼時候才受生命權之保護等。認為胚胎是人，當然就享有各種基本權利；反之，若主張胚胎是物，就可以在合於法律的範圍內任意處置。不過，除這兩種不易為大眾所接受的觀點外，其他關於胚胎地位的理論也幾乎無一完美。本文認為，不去論斷胚胎是否為人，也不以非基本權主體即為客體的二分概念，以胚胎有成為人的可能而給予某種程度的保護，也許可以降低爭議。同時，由此定位所

衍生之影響，亦不會造成現行法體系間的不一致。至於胚胎及胚胎幹細胞的研究所涉及的人性尊嚴爭議，同樣複雜而難解。即便一直為德國通說見解所主張的人性尊嚴之絕對性，在近年出現的幾件廣受矚目之案件後，也引起對人性尊嚴有無例外可權衡性之爭辯。本文認為，將人性尊嚴納入利益衡量，不必然使人性尊嚴之保障相對化。胚胎幹細胞的研究，也包括為未來病人的人性尊嚴和生命保護服務，因而不應將其簡化為「學術自由或胚胎尊嚴？」的問題。人工生殖後無法避免的剩餘胚胎，本文認為，可以基本權之「預先效力」予以保護。此種兼有保護和限制的見解對於體外產生的生命別具意義。就病患的生存權、健康權，和治療期待權而言，固然原則上都很難推論出有向國

家請求特定治療以恢復其健康的權利。不過，透過要件之嚴格化，本文認為原屬客觀法的保護義務，將可轉化為人民可透過請求國家維持其符合人性尊嚴最低生存條件的主觀公權利。由於對胚胎幹細胞之研究尚有許多的不了解，和對發生損害蓋然性的不確定，對於此類研究的管制措施，即有預防原則的適用。不過，當國家在採取預防措施時，通常意味實害尚未發生。因而，在進行這些具有干預性質的公權力行為時，都必須具備符合憲法的正當化事由始得為之。完全禁止胚胎幹細胞研究固然可以保護胚胎，也可全然排除研究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但可能付出的代價就是，相關的醫療進展恐將停滯，病患的治療期待也將落空。由於「人類胚胎及胚胎幹細胞研究倫理政策指引」之

規範位階不足，除訴諸專業自律和職業道德外，並無法合憲地限制對胚胎幹細胞之研究自由，對胚胎的保護效果自也有限。鑑於法律保留原則，擬以在日本行之已久的行政指導替代法律而作為長期對胚胎幹細胞研究的軟性（限制）規範，恐非長久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