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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後的臺灣農村發展體制

為了解決龍潭科學園區蘋果的問題，作者黃仁志 這樣論述：

「農村發展」是在面對總體變遷和農村結構改變的情況下，以特定的農村願景圖象為目標所採取的規範性和組織性行動。要理解臺灣農村發展特質和運作樣貌，必須在歷史的變動軌跡中，掌握國家如何將因應國際局勢而轉譯的發展目標，透過各種相關的政策計畫和資源分配策略，佈署於農業與農村的行動體系之中，並以此形塑能與發展目標相互接合的行動體制。本研究即以「體制研究」的觀點，以戰後至1970年代的農政發展成果為基礎，探討1970年代後各階段臺灣農村發展的體制運作結構與特質。「體制」是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詞彙，而體制研究則是著重於政策制度、治理模式和行為策略之間的互動關係，並以特定事務的發展或維繫為運作目標。現實中的體制從

來不是獨立存在，涉及政治的各種事務運作往往是諸多體制運作的結果，因而必須以「複合體制」的概念來加以掌握。而以體制論點所探討的農村發展研究，則是強調主導治理模式的影響力來源，並先後提出外源式發展、內源式發展，和新內源式發展等不同類型的體制運作模式。這些體制類型如何對農村發展模式產生影響，成為研究者關注的焦點。戰後土地改革，是遷占者國家在「以物質資源調配策略鞏固執政穩定性」的政治目標下，透過改變土地所有權和耕作收益分配模式的策略，強化改由國家汲取農耕收益的正當性與可行性，並以此組構出「土改增產體制」。而在1970年代的國際局勢巨變中，國家作為影響農業與農村發展最主要的調節機器之角色更為明顯。如何調

度國內的農工資源安排，既加速由農轉工的推展進程以強化國際經濟角色，又能避免快速的城鄉移民造成都市部門的治理負擔，成為國家策劃發展策略的核心命題，而農村則是在工業化的浪潮中演化出「農村工業化複合體制」。1990年代之後，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歷程，則是使國內社會的意見能夠轉化為對國家施政規劃的壓力，並使農政體系浮現三生架構，進入「農村三生化複合體制」階段。但競逐經濟自由化利益的資本，也成為國家在轉為民選政治體系後不易調解的力量，更突顯出當時政府在「參與全球化」、「維繫國家主權」，和「推動政治民主化」三者之間左支右絀。2000年之後，在總統與地方首長選舉中持續變動的政黨輪替過程，使兩岸政經關係的

經營策略成為影響國內政策布局的重大變數；而氣候變遷所產生的環境災害，以及人口結構高齡化對於農村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也都各自引發施政對策的需求，使農村在面對資源多功能應用的需求下，形成「農村後生產複合體制」。從臺灣的經驗來看，影響「農村發展」的政策架構之所以演化成一個複合式的運作體系，是隨議題事務分化而產生的內部專殊化導致，使戰後初期的農地改革、農業強化、農家改善，逐漸分化為農地利用、農業產銷、農村建設，和環境生態等四個專殊化的基礎體制，並從戰後初期的「土改增產體制」，逐漸走向「農村後生產體制」。在此一複合體制的演化過程中，也為臺灣農村發展留下三個有待解決的難題：發展效益難題、統合機制難題，以及

不確定性難題。如何在複合體制的運作中解決這些難題，將是影響後續農村發展是否有所進展的關鍵。臺灣的農村發展經驗也顯示，單純以發展動力來源的內、外之分，並不足以分析農村發展所面對的問題和行動特質，而是必須深入探討其內、外動力的層級結構樣貌和運作特性，並以此反饋農村發展體制論點的理論內涵。面對未來持續發生的趨勢變遷，以及其所帶來的新課題與新政策，如何從農村發展體制的分析成果中，找到更深入的研究課題和對應的政策規劃框架，更是農村發展研究者與規劃工作者未竟的挑戰。

政府水患治理之風險溝通對於民眾風險感知的影響—以社子島為例

為了解決龍潭科學園區蘋果的問題，作者羅浚哲 這樣論述：

現今水患議題已是人們必須面對以及重視的議題，不論是水患所造成的傷害，或是政府為解決水患的問題所提出的政策，都必須加以關注。本文探究社子島居民對於水患中政府之風險溝通以及民眾對於水患風險感知之間的關係。本文藉由問卷調查的方式來研究社子島居民受到水患之實際狀況，了解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社子島居民對於政府所傳遞的風險溝通與風險感知之差異，以及政府之水患風險溝通對於社子島居民的風險感知是否有顯著性之差異。本文之目標為希望能透過由下而上及在地性的觀點，瞭解社子島居民是否會因為政府所做的風險溝通政策，而影響其風險感知的程度。研究結果發現，有無伴侶、水患經驗、里別之不同背景變項，在風險感知上存在顯著差異，惟

教育程度高低、居住在不同里之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在風險溝通上存在顯著差異，並透過迴歸分析結果瞭解風險溝通對於風險感知係有正向顯著之關係。故可以瞭解政府所進行的水患風險溝通，會使得社子島居民更加瞭解水患，並對於水患的警戒心提高，從而降低社子島居民在水患來臨時的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