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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解體後台俄關係發展之研究（1992-2020）

為了解決長榮退票時間的問題，作者戴偉丞 這樣論述：

我國與俄羅斯的交往，於蘇聯解體後也漸漸地展開，而兩國的外交政策也因冷戰的結束，開始有所變化。中華民國與俄羅斯聯邦在蘇聯解體後的後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發展，我國方面包含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及蔡英文，在俄國方面則自葉爾欽、普丁以及梅德韋傑夫也因此台俄關係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因著兩國不同領導人所提出的外交政策概念的交集當中穩定地成長。即便對俄關係、對台關係皆並非為兩國的重點推進項目，同時又因俄羅斯聯邦所簽屬的《俄羅斯聯邦與台灣關係條例》無法展開正式的、官方的互動，但仍亦步亦趨地在不同領域中擴展交流的層面以及加深互動的深度。本文旨在將台灣與俄國在蘇聯解體後，從兩國的外交政策理念當中找到交集，包括「李

登輝－葉爾欽時期」、「陳水扁－普丁時期」、「馬英九－梅、普時期」以及「蔡英文－普丁時期」，並且綜合整理雙邊在政治互動、經貿往來以及教科文交流三方面的觀察與研究。

機位超賣之消費者保護問題─兼述旅客運送契約

為了解決長榮退票時間的問題，作者呂柏毅 這樣論述：

現今蓬勃的旅客航空運送環境，航空公司與旅客之間存在資訊量、應變能力及財力之不對等，航空公司為獲得商業利潤最大化，常會發生機位超賣的情形來填補可能的訂位上變動。航空旅客運送契約屬於諾成、不要式、有償及雙務契約，就航空運送人所涉契約上義務，運送人之主給付義務須於約定時間運送旅客至約定地點，給付過程若有瑕疵並應伴隨對旅客包括必要之通訊、飲食或膳宿之提供及必要之禦寒或醫藥急救物品、必要之轉機或其他交通工具提供之協助等的附隨義務始達成契約目的；又因航空運送契約為航空公司與旅客須互相為協力之雙務契約，為維護飛航安全旅客也有不得使用特定之物品或攜帶上機等限制而於運送契約所產生之協力義務。就消費者保護法而言

消費者權益保障係以健康與安全為基礎，當航空公司履行運送契約有瑕疵時因實務上航空公司與旅客間之運送契約絕大部分是以預先擬定契約條款之定型化契約內所規定之處理方式為之，消費者往往處於較為被動之地位，而任由航空公司擺佈，除非有違反消費者保護法規定對於定型化契約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而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或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規範無效外，旅客若受有損害時則就須依循航空運送相關特別法或回歸民法有無相關規範。我國目前對於機位超賣因而使旅客行程延誤產生之糾紛，並沒有清楚地揭示處理流程及賠償機制。本文即針對國內線航空乘客運送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國際機票交易重要須知範本等現有與機位超賣相關之法規命

令、航空法規及相關法院判決進行盤點，並對照國際間關於運送人和旅客權利義務規範之國際航空公約如：《華沙公約體系》、《海牙議定書》、1999年《蒙特婁公約》等得否解決問題。惟上述公約原係以統一跨境航空運送法律規範為目的，但經多次修訂各簽約國就航空運送之法律規範仍陷入分歧，欲解決全球國際航空私法衝突之目的已難達成，而更新興之機位超賣問題也就因而轉入各國內國法規進行消費者權益保護之比較法制與實踐討論。故選擇與我國關係較密切之國家或地區之立法例，以更全面的視野討論我國於航空公司超賣機位對於消費者(旅客)賠償問題處理之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