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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干預主義實踐侷限性之研究~從1990-2019年聯合國干預國際違反人權事件分析

為了解決金士頓 RMA PTT的問題，作者李佳珊 這樣論述：

冷戰結束至21世紀初期，出現新的國際安全局勢和挑戰，最大的威脅是國家內部的族群衝突、內戰或是政府失靈所造成的人道災難，「新干預主義」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興起。 然而，國際干預的行動中，聯合國介入的程度卻有所不同，例如：科索沃事件中，國際派駐軍隊介入；反觀，敘利亞內戰，在聯合國會議上，卻因為中俄行使否決權，而避開聯合國的干預行動。因此，聯合國是否干預一國之人道危機事件，必然受到某些因素影響。 本文為進一步探討為什麼聯合國不能平等對待所有被干預國家？ 聯合國安理會在實行新干預主義方面有哪些局限性？本文從1990~2019年聯合國干預國際違反人權事件中，挑選20個發生重大人道危機之國家為研究

對象，以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兩大理論為研究途徑，提出六項影響國際干預之因素，分別為「自由主義」主張道德因素之「人道危機嚴重程度」以及「現實主義」所言權力與利益因素之「被干預國國力」、「被干預國軍事對抗力」、「被干預國與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軍售關係」、「被干預國與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經貿關係」、「國家形象、輿論」。本文假設上述因素皆會影響國際干預行動，然而程度卻有差異，為探究六項因素孰輕孰重，本文以模糊質性比較分析法(fsQCA)進行「量化」統計，以圖表呈現，同時輔以「質性」描述，藉此分析聯合國安理會在進行國際干預前，面對各項影響因素，其考量之優先順序為何？當兩利相權時何者為重？何者為輕？ 研究結

果，驗證了「新干預主義」雖以自由主義道德之名行人道干預，實踐過程中卻仍深受現實主義之權力、利益因素影響，使其成為大國合法干預他國的工具。本文研究貢獻在於以量、質並重之研究方式，將兩大主義「並列」比較，分析新干預主義實踐之侷限性，以此驗證「現實主義」仍為國際關係中的行為準則，並提供後續研究建議。

冷戰後美韓同盟轉型之研究：從權威式同盟理論探討

為了解決金士頓 RMA PTT的問題，作者蔡維心 這樣論述：

南韓及美國自1953的《共同防禦條約》、1968年的安全協商會議及1978年成立之聯合軍事指揮部後，即形成現存的美韓軍事同盟。兩國在冷戰期間，基於軍事、經濟及政治不同戰略立場，美國希冀在朝鮮半島建立一個以美國為核心的安全與合作機制；南韓則盼在政治穩定及軍事保護之下發展國內經濟產業，因此美韓同盟得以順利運作並鞏固60餘年。實際上，美韓同盟在冷戰結束後，卻出現諸多困境及挑戰。 本文藉由同盟理論分析美韓同盟內部與其外部諸多因素對同盟的影響。以權威式同盟理論作為主要研究架構，依據Ted Hopf所提出之5變項：威脅、權力、價值觀、恐懼及利益，再結合Walt的威脅平衡論、Schweller的利益

平衡論及Snyder的同盟困境內容，以及作者加入的價值觀與利益之變項，作者試圖讓本研究更為完整及增加解釋力。本文發現，美韓同盟已發展現出共同的民主價值觀、相似的意識形態、相似的國內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前述共識，使美韓同盟在針對國際衝突的解決時，也能形成類制度性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