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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言三種

為了解決路權香港的問題，作者鄭觀應湯震邵作舟 這樣論述：

本書收入的被稱為“三危言”的三部著作：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五卷本）、湯震的《危言》和邵作舟的《邵氏危言》，是近代中國宣傳改良政治、變法維新的論著中影響且題名《危言》的三種。“三危言”作為晚清學術思想發展序列中一個重要的環節，其思想變化的多維聯繫，似乎並未通過以往個案的研究得到充分的揭示。編者選取“三危言”中最富代表性的三個文本合為一書，進行編校整理，無疑更便於我們分析和解讀作為近代學術名著的“三危言”及其形成之特殊現象。   鄒振環 男，祖籍浙江鄞縣，1957年1月27日出生在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古代史•明清文化”、“歷史文獻學•明清文獻與文化”專業的博士生

導師。研究方向：中國古代史（明清文化）、歷史文獻學（明清文獻）、明清以來西學東漸史。   《危言三種》導讀 《危言三種》編校說明 盛世危言 危言 邵氏危言 後記 附錄 人名索引 書名索引 譯名對照表     鄒振環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來，隨著西方列強攜堅船利炮東來，“互市之開，天將合地球而為一”， 中國社會積弱之弊日益暴露，古老和變化緩慢的傳統，在西方現代文明和強勁歐風的衝擊下步步退卻，進入了一個所謂“開闢後未有之奇局”， 甚至可視為“遂開千古未有之變局”。 中國的有識之士，紛紛尋求對策，逐漸形成對中國時局的新觀念和中國作為世界之一國的新認識。於是，始

有龔自珍“自改革”的呼籲，繼則林則徐詳究域外強敵之由來，再有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之主張的提出，以及馮桂芬、郭嵩燾等主張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洋務思想，但國勢仍未見明顯起色。於是，以古老的傳統來詮解西學從而達成改革政制以求自強者前僕後繼，一些表述改革思想，規劃變法措施之專著相繼問世，其中最著名的當推鄭觀應、湯震、邵作舟的“三危言”。 本書收入的被稱為“三危言”的三部著作：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五卷本、湯震的《危言》和邵作舟的《邵氏危言》，是近代中國宣傳改良政治、變法維新的論著中影響最大、且題名《危言》的三種。 “三危言”之作，兩部完成出版於甲午戰前，一部則出版在甲午戰後。它們的先後關係是湯震《危

言》撰寫最早，肇端於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歷時四年而成，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危言》初稿完成、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面世後始有鄭觀應之五卷本《盛世危言》（一八九四年）的初版，又若干年後才有邵作舟之《邵氏危言》的問世（一八九八年）。 “危言”一詞，首見之《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廣雅》：“危，正也。” 危言者，直言也。《後漢書•黨錮列傳序》稱：“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意有不畏危難而建正直之言。 湯震在《序言》中說：“有道危言，尼山之旨，刺取其誼，以名吾篇。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顯然，湯震所說“危言”，即“正直之言”。 譚獻讀完《危言》

後以為“危言”即“志士抗論憂危之言”。 或有以為鄭觀應從《易言》到《盛世危言》，書名的變化反映了其思想的巨變：“危言者，危險萬狀，不易說出的建言，又是危機深重，不得不講的建言”。 筆者以為，將晚清的“三危言”，視為同時具有“正直之言”，以及危機時代“不易說出的建言”和“不得不說之建言”，恐怕意思就比較全面了。 五卷本《盛世危言》中雖未提及湯震的《危言》，但鄭觀應一定仔細讀過的。 鄭觀應以《易言》的體例與寫作脈絡，改變了原來的書名，易之《危言》並加上了“盛世”，顯系為與湯震《危言》相區別，但卻因此創造了漢文文獻中至今仍流行不衰的一個關鍵字。邵作舟撰寫《危言》顯然也是讀過前兩種《危言》，作者將自

己的姓氏冠之書名前，也是為了避免與前兩種《危言》相混淆。 作為《危言》三種中單一的文本，《盛世危言》和《危言》尚有標點本， 而《邵氏危言》尚無舊式斷句或新式標點。《危言》三種文本，《盛世危言》的研究成果最為豐厚， 湯震《危言》的研究略顯薄弱， 而邵作舟及其《邵氏危言》的研究至今成果有限。 歷史學應該以具體而微的實證研究為基礎，但研究主題卻有其縱向和橫向的關聯性，“三危言”作為晚清學術思想發展序列中一個重要的環節，其思想變化的多維聯繫，似乎並未得到充分的揭示。編者選擇“三危言”中最富代表性的三個文本合為一書，進行編校整理，無疑更便於我們從矛盾的歷史陳述中，分析作為近代學術名著的“三危言”形成之

特殊現象。 一、 傳統裂變中的三種知識精英 儘管中國很早就與外部世界發生了接觸，但數千年來的社會危機都屬於內部世界的危機，以家長式官僚制度為核心的政治模式，以宗法家族為本位的社會倫理，以小農自然生產為基礎的經濟結構，以及以儒家倫理與政治一體化基礎上形成的華夷之辨之天下觀念，直至19世紀中葉起才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全面挑戰和強烈衝擊。西方堅船利炮、以及無處不在的洋貨和通商口岸中出現的政治體制，促發了中國社會開始緩慢地發生著裂變。社會危機和文化危機強化了一部分知識精英的危機意識和批判意識，面對著逐漸分崩離析的傳統社會，不同的知識精英紛紛走上政治舞臺，發出了代表著自己所在知識階層的聲音。 鄭觀應（

一八四二—一九二二年），原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杞憂生、羅浮偫鶴山人、慕雍山人等，廣東香山（今中山）人。這是中國近代一位出生在頗得西方風氣之先的廣東，出身於“買辦之鄉”而逐漸走上維新之路的著名民族商人，也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初期的一位著名的改良主義思想家。青少年時代，“目擊時艱，遂棄舉業，學西人語言文字，隱于商，日與西人遊，足跡半天下”。 懷著對新世界的嚮往，鄭觀應從廣東來到上海，踏上一條為正統士大夫所完全鄙視的人生之路。他一方面在叔父鄭廷江處“供走奔之勞”，一方面向叔父學習英語。在新德洋行期間他打下了一定的英文基礎。之後由親友介紹進入上海第一流的大洋行英商寶順洋行任職，同時就讀于

英國傳教士傅蘭雅所辦英華書館夜校部，學習了兩年英語。他根據切身體會寫道：“今日時勢，非曉英文，業精一藝，不足以多獲薪水。” 在傅蘭雅這裡，他不僅學習了英文，還“究心泰西政治、實業之學。” 一八六八年寶順洋行停業，鄭觀應失去了買辦的位置，轉任生祥茶棧的通事，並出資合夥經營公正輪船公司。一八七三年他受聘擔任太古洋行輪船公司總理，並在牛莊、上海等地開設商號、錢莊。在長江各主要口岸開設的商務機構和金融機構，使太古經營頗為紅火。 鄭觀應同時還投資於實業，先後參股於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造紙公司、上海機器織佈局等企業，期間他多次捐官，納資捐得郎中、道員銜。與李鴻章的認識，是鄭觀應人生的一個轉捩點，也

是他事業的鼎盛期，受李鴻章之聘，他出任當時幾至不能維持的輪船招商局幫辦、後任總辦。一八九六年為張之洞委任出任為漢陽鐵廠總辦，後應廣西巡撫王之春之邀去桂兼辦粵漢鐵路工程局務並粵漢鐵路購地局總辦，曾參與收回粵漢鐵路路權的活動，任廣州商務總會協理，一九〇六年被廣東商民推舉為廣東商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總辦，主持募股集資工作，旋因“守制”去職。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負責招商局商辦去商部註冊之事。次年，被盛宣懷任命為會辦，全權委託鄭觀應整頓商辦以後的輪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長江各口岸局務。辛亥革命後，鄭觀應自川回滬。他的一生都是在動盪和戰亂中度過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充滿著傳奇和爭議。沿海工

業化的發展和現代工業部門的出現，早就了一個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聯繫最為緊密的工商階層的知識精英，我們姑且稱之為“洋務派工商知識精英”。鄭觀應徜徉於洋場，周旋于工商界，代表著此一時期見多識廣的沿海洋務派知識精英的聲音。他們是近代中國最早的求富求強的積極鼓吹者，同治元年（一八六一年）鄭觀應把自己不斷與西方朝野接觸的經驗和對西方國家富強之本的理解，寫成《救時揭要》一書。後又將發表於《申報》、《中西聞見錄》等報刊中的三十六篇文章寄呈時在香港辦《循環日報》的王韜就正，王韜為其付印，名曰《易言》，于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在香港出版，兩書是鄭觀應變法維新思想的早期雛形，其核心就是“變革”，即變革清政府為代表的

舊傳統，瞭解和掌握西方的先進技術。在《易言》的基礎上擴寫而成五卷本《盛世危言》，是鄭觀應為代表的此一階層所曆所聞、思想精華薈萃的心血之作。《盛世危言》五卷本的卷首，先後有鄭藻如序，該版還有吳廣霈、楊毓惲“先後參定”以及所寫的跋，以及陳熾“癸巳七月”的序言， 由此不難看出，該書是如何得到了這一批具有沿海生活和工作經歷，關心中國經濟發展的“工商知識精英”的歡迎。 較之鄭觀應年少十四歲的湯震（一八五六—一九一七年）是浙江山陰（今蕭山）人。後更名壽潛（因湯壽潛在五十篇本《危言》自敘中署名“湯震”，本文非引文均稱“湯震”），字蟄仙，“早歲穎異，以文學見稱”，“銳於學而善變《說文》、《爾雅》，均有所纂述

。”但他更重時務，考求“海國情狀”。 十九歲起花費十多年的時間博覽並抄摘《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等文獻， 而且對《大請會典》也極為熟悉，《危言》中多次加以引用。 由此“習聞國政之得失，喟然論列時弊”。 曾出任浙江金華書院山長，主張教學以實用為務。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年），入山東巡撫張曜幕。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三七歲的湯震與張元濟、蔡元培壬辰科會試中進士，入翰林院為庶起士，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授安徽青陽知縣，三十歲以後，有多次做官的機會，但他或旋任旋辭，或辭而不就。八國聯軍入侵，曾遊說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實行“東南互保”。二十九年（一九〇二年）任兩淮鹽運使，但仍以養親

之故寓居上海。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發動旅滬浙江同鄉抵制英美侵奪蘇杭甬鐵路修築權，倡議集股自辦全浙鐵路。七月，在上海成立“浙江全省鐵路公司”，任總理，是浙江保路運動的領袖。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與張謇、鄭孝胥等人聯合江、浙、閩紳商二百余人，成立“預備立憲公會”，任副會長，以“發憤為學、合群進化”為宗旨，敦促清廷早日立憲。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任浙江諮議局議長，曾與張謇、湯化龍、譚延闓等發起和組織聯合會請願，要求清政府實行憲政。辛亥革命爆發，杭州新軍起義，他被推舉為浙江軍政府都督。在任期間，他又聯合陳其美、程德全等通電起義各省，商議成立聯合政府。一九一二年一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任

命湯壽潛為交通部長，未到任。改任赴南洋勸募公債總理，向在南洋各地華僑募款。一九一五年袁世凱稱帝，他曾致電反對，晚年回歸故里。湯壽潛一生極其儉樸，不講究吃穿，不追求物質享受。據曹聚仁回憶他所知道的湯壽潛，是最懂得洋務的維新人物。是一位穿著粗布長衫的“土老兒”，一把油紙傘，一雙釘鞋，一隻考籃，十足的莊稼人打扮，卻在都督府辦公，有“布衣都督”之稱。 著有《爾雅小辨》、《說文貫》、《理財百策》、《三通考輯要》等多種。熊月之認為，湯壽潛是晚清浙江山水哺育出來的飲譽朝野的思想家，是江南士紳文化的代表。 這一群體大多曾經致力於舊學，有成就課藝的經歷，但他們又多認識到空疏的理學和瑣屑的考證無補於社會的改革，於

是他們將主要精力用之於賦稅、農政、河工、漕運、鹽法、邊防等實學的考訂。江南的寧波、上海地處晚清西學傳播中心，得風氣之先，士紳階層對西學的瞭解又較之其他地區為深厚和全面，而此一階層最重要的代表即《危言》。該書雖有當時尚無顯赫仕宦經歷的湯震完成，但他提出精減冗員、改革科舉、推廣學校、開發礦藏、修築鐵路、興修水利、加強海軍防務等改革主張，代表了此一時期江南士紳文化群體的聲音，被認為是“浙江實學園地中的奇葩”。 為該書刊刻和作序的陸學源 和吳忠懷 ，以及高度讚美《危言》的張謇等，都屬於江南活躍的士紳代表。 邵作舟（一八五一—一八九八年），安徽績溪人，名運超，字班卿。他比鄭觀應年少九歲，較之湯震年長六

歲。與前兩位相比，邵作舟的生平資料非常有限，目前僅知道他幼隨父居甘肅任所，讀父書，有枕戈待旦之志。一八六三年父親死于回民起義的戰火之中，隨即他返裡求學。曾遍讀唐宋大家，後再攻六經諸子、秦漢之文。“好為艱澀幽險之文，繼好為駢四儷之文”。蟄伏小城的他不滿於邑中諸儒窮經皓首讀經的風氣，發出了“窮鄉僻壤中，苦於無所師法”的感歎，於是求學於杭州，與趙之謙、程蒲蓀等結為學友。 研讀龔自珍諸集，關心時務，但他卻在科場上連連報敗，“屢試於鄉，不售，無憾色”。 陶模等欲薦於朝，但“邵氏固辭”。一八八二年，他任職于天津支應局，於局務總理李興銳 交往尤篤，李之公務皆取決於卲氏。他“遊學津門，在前北洋大臣幕府十余載，

辦理交涉事件，於中西時務遇事留心。” “久參戎幕，籌筆多暇，撫覽時局，著為私議”，成《邵氏危言》，啟迪民智。 又作《論文八則》，精闢地總結中國古文創作歷史與手法，可謂“文章學”之濫觴；所著《公理凡》，以西證中、以中證西和中西互證的方法，依託傳統資源最核心的《易經》，企圖涵攝宇宙間萬事萬物，於森羅萬象中紬繹出普適公理.。甲午戰前，他“與李文忠公言皮口駐兵”，然“不聽，複進圖說明之，卒不能從”，“旋日人果于皮口進兵，於是京津間，謂公料事如神，識與不識者，皆知公名”。甲午戰後，他認為和議雖成，但“吏治不修，胎亂未去，京津不久恐有大亂”。 光緒帝頒下“改革諭旨”及廣西按察使胡燏棻、康有為等條陳折片九件

，要求將軍督撫們各就本地情形悉心籌畫，引發了一場關於戰後改革問題的大討論。據翁同龢日記稱：胡燏棻奏摺實際上系“卲班卿（作舟）和翰林王修植捉刀代筆。 一八九八年的元旦，年僅四十七歲的邵作舟在鬱悶中卒于天津任所。雖然邵氏尚不屬於全國的聞人，但在地方上也名噪一時，與程秉釗、胡鐵花 ，被譽為晚清績溪三奇士之一。他與胡鐵花是好友，胡氏曾經寫過一封信給邵作舟，與其討論臺灣的海防問題。 不難看出，邵作舟與胡鐵花一般，屬於尚未獲取很高功名而以才學遊食於仕宦幕府的士大夫，是未能進入清政府的核心圈但卻在地方上扮演著儒家知識份子意見領袖的角色，《邵氏危言》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視為代表著民間知識者的聲音。 鄭觀應、湯震

和邵作舟是在近代變局中分別代表了晚清身世和遭遇不同、閱歷和學問各異的三種不同知識精英的思想力量，正如籌款刻印《邵氏危言》的撫時感事生所言：“顧《危言》之作，前有湯、鄭，一時著述標目偶同，而繹其宗旨，實各異趨，友人羅君閑論三書，謂香山所作多貨殖之譚，山陰新論極才人之筆，而粹然儒術，厥維此編。” 如此概括，似乎簡單化，但卻乎道出了“三危言”在談洋務、談變革、談維新、談教育、談實業、談資本的過程中，有著不同的感受和看法，代表著近代傳統裂變過程中以資救世三種不同的聲音。他們面對變局都具有時代的敏覺，發出了“危言”以警悟世人，作為三種不同知識階層的一得之見：一是見多識廣的出生於沿海的洋務派工商知識精英，

一是與傳統經世派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江南士紳文化群體的代表，一是地方儒家知識份子的意見領袖。雖然“三危言”都是討論時局的對策，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遵循傳統而又不拘泥於傳統，懂得學習西方，但又不迷信西學，不偏激、不冒進，但當改革沒有最後絕望時，他們又都絕不輕言放棄。但是同中仍有各自所代表群體的特點，但又同屬於一種不屈的改革者的近代精神。 二、以資救世的 “三危言”版本述略 知識階層在晚清屬於一個渙散的群體，各自有著不同的政治信仰和知識系統，“以資救世”是“三危言”共同的特徵，正是這一特徵使之在近代成為影響廣泛的不依附於任何政治權威的獨立文本。 “三危言”都有至少兩個以上的刊本，鄭觀應《盛世危言》

、湯震（壽潛）《危言》又有著繁複的版本問題。“三危言”在本書中的先後排列，是按照其影響的大小，即鄭觀應《盛世危言》、湯震《危言》與邵作舟的《邵氏危言》，合稱《危言三種》。 . 邵循正指出，直到二十世紀前十年中，《盛世危言》仍對社會保持著一定的影響，因為革命派、維新派都沒有能夠提出一個實現中國獨立富強的方案，是指未能寫出一本較好的比較廣泛討論中國實際的書。 接續邵循正的意見，我們似乎還可以說，在二十世紀前十年各派政治力量在中國歷史舞臺上展開的激烈角逐中，無論是維新思想家、立憲派知識份子，還是革命派學者，都沒有能“在傳統中求變”或“在傳統外求變”的過程中，提出一套解決中國邁向獨立富強的統籌全域之方

案，甚至沒有能夠寫出一本較之“三危言”更為廣泛地討論中國實際問題、具有啟迪思想的書。這三部警世醒時之“危言”，在二十世紀初的刊行和流傳， 都足以說明，從十九世紀末年直至辛亥革命前，“三危言”仍在知識界起著重要的影響。 五、 餘言 如果說康乾盛世尚屬名實相副的話，那麽，晚清的所謂“盛世”已經是積弱積弊、危機重重。擺脫危機需要革除積弊、追求富強，而革除積弊則要從根本處著眼，追求真正的富強，這又需要制度的保障，認識到導致積弊的緣由，從制度層面找到轉化危機的路徑。但在中國歷史上相當長的時期裏，士大夫們沒有可供借鑒的外來思想資源，無法設計出沒有皇帝的國家制度，即使如明末思想家黃宗羲（一六一〇—一六九

五年），猛烈地抨擊了君主專制，仍無法設計出一個取代君主制的更好方法和路徑。到了十九世紀海通大開的時代，較之“三危言”的作者較之前輩有了大量可資借鑒的域外知識資源，抵禦外侮的愛國主義、仿效近代西方議院民主來推動開明專制的政治主張，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以尋求富強之道，希望以“中國本有之學”借鑒西學而開後世之新學，即成爲《盛世危言》闡明的思想內容和提出的基本方案。而外抗強權、內求民主政治、建立富強之國和實現現代新文明，即所謂“盛世危言主義”，亦可以說是19世紀中期以來中華民族始終秉持的一種理想信念。 研究中國社會現實中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問題，提出解決中國社會發展的方案，是一個時代知識者無法回

避的使命。“三危言”的作者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但對開明專制政治、發展民族資本以求民富國強以及建立有世界意識的民族文化的追求，構成了“三危言”思想的主旋律。《盛世危言》的“盛世”，當然僅僅是自欺欺人的說法，而“危言”卻是實實在在的，不是所謂“一快胸中之憤”的“危言聳聽”。“三危言”的作者在弱肉強食、血風腥雨的世界現實中，以“駭世”的“危言”高聲呐喊，無非是想告訴國人離開了政治民主、經濟富強，以及努力借鑒西方文化的資源以作中國文化變革之資，就很難真正屹立于世界之林；而世界也並非真如《萬國公法》所描繪的自由平等之世界，只有一個強盛的民族國家和具有民族文化尊嚴的中國，才能夠與列國同存于世界之林。 “

三危言”之可貴，在於近代中國面臨如何走向富強和制度如何進行變革的十字路口時，他們前僕後繼，通過不斷思考新的價值觀念，爲社會改革提出新的方案，為國人貢獻了他們關於中國文化發展的新思考和新的文明理念。具有豐富社會閱歷和文化實踐的“三危言”作者，不僅具有廣闊的視野和強有力的綜合把握能力，而且能從中外歷史實例中抓住某些關鍵或重點，或尖銳、或深刻地提出了震撼人心的改革呼籲。他們期望通過自己呼喚改革的“正直之言”，引起統治者的注意，以使清政府找到一條開明政治、富強法制、有著社會正義而能使“舉國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條不紊”， 從而凝聚億萬百姓之心的道路；希望能尋找一種給民衆對於國家予以強烈認同感的新制度文明

。一個社會衹要還存在著自我反省、自我警示、自我批判的發出正直之言——“危言”的能力，就會使局部的危機，轉化爲整個社會免疫機制的一部分。晚清“自改革”思潮雖然是悲劇性的，但鄭觀應、湯震和邵作舟爲代表的一批知識精英，面對不思改革、失去方向的清朝所謂“盛世”，希望以發展的眼光來思考中國的問題，這種憂患意識和不懈追求，則永遠值得後人珍視。 附記：本文二〇一三年八月初稿於復旦大學光華樓，二〇一九年二月修訂於香港馬鞍山海澄軒。    

路權香港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中共發展海權之戰略意涵-以建立海外基地為例

為了解決路權香港的問題，作者劉俊雄 這樣論述：

馬漢在《海權論》(Sea Power Theory)的論述中，發展海權必須以強大的海軍來控制海洋，以掌握制海權。21世紀全球化經濟快速繁榮，而奠定全球化的基礎亦是航運的蓬勃發展。航運是現今海權的一個環節，全世界的貿易流通，大多是依靠航運來運作，海權儼然已成為全球化的心臟。因全球可開發的資源減少，導致先進國家進而轉向海權擴張掌握能源。 中共海權發展隨著航空母艦遼寧號及山東號的正式編隊服役，逐步邁向遠洋海軍的目標，並朝向海外延伸發展而變成全球的焦點矚目。這也衍生中共的海洋戰略制定與海軍現代化建設之下，建立海外基地為中共現今發展海權之重點。 2017年非洲吉布地海外基地的啟用，是中

共首座在海外具有經濟與軍事功能的基地，對中共發展海權開啟新的里程碑。本研究是以馬漢和其他學者的海權概念論述，分析中共海權發展的戰略意涵模式，以海外基地建立來探討中共在「政治」層面上國內政策轉變、「軍事」層面軍事兵力變革及「經濟」層面能源貿易戰略等面向，維護國家核心利益與保障海上交通線安全，進而向外發展海權，並結合經濟發展、貿易交流、軍事擴張及能源掌握，達到「海洋強國」與「世界大國」戰略構想。

曹汝霖回憶錄（新注本）

為了解決路權香港的問題，作者曹汝霖蔡登山 這樣論述：

　　「此事（指五四運動）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曹汝霖晚年談。 　　《曹汝霖回憶錄》原名《五四運動始末》，曾載於香港《天文臺報》。他寫這部回憶錄的初衷，是想澄清與五四運動的關係，洗刷賣國賊的罪名。他一生經歷複雜，長期處在最敏感、關鍵的地位，從他的角度重新陳述事實，無疑就有了一種親證歷史、還原事情本來面目的求真價值，也讓學界多了一個方向可以探討「二十一條」喪權條約的簽訂始末。 　　全書共分157章，除了紀錄曹汝霖參與各項國家重大決策時的心路歷程外，亦有早期留日、晚年留

美的觀察側寫。原書提及學、政界相關名人，多為字號相稱，針對此現象，文史專家蔡登山特別旁徵博引一一考究，於字號旁重新加上本名，避免讀者閱讀翻檢之勞。本書雖名為回憶錄，實為一部橫跨半世紀的政、商、文化史，具有相當學術價值，是研究近代史不容錯過的好書。 　　本書為曹汝霖晚年寄寓美國所成，發自肺腑之聲，無華美文字雕琢，完整保留曹汝霖渴望救贖的靈魂。「二十一條」是日本帝國主義試圖全面控制中國人民的秘密條款。除了要求北洋政府割讓東北領土，其中第五項更要求設立日本顧問，兩國用同一軍械，警察由日本訓練，小學用日本教師，允許日僧到內地傳教，以教育之意行思想改造之實。為了避免喪權辱國，一場拯救國家的「五四運動」

憤然而起，也澈底改變了曹汝霖的人生…… 本書特色 　　★曹汝霖長期處在政治最敏感、關鍵的地位，本書除了親證歷史亦包含「二十一條」喪權條約的簽訂始末。 　　★本書為曹汝霖晚年寄寓美國所成，發自肺腑之聲，無華美文字雕琢，完整保留曹汝霖渴望救贖的靈魂。 　　★由文史專家蔡登山增添新注，於原書所提及各界名人的字號旁重新加上本名，避免讀者閱讀翻檢之勞。   作者簡介 曹汝霖（1877年—1966年） 　　字潤田，祖籍浙江，民國初年高級官員，新交通系首領。1877年生於上海。幼年入私塾，後去漢陽鐵路學堂讀書。早年留學日本法政大學。五四運動時期，被指為賣國賊，住宅慘遭燒毀。抗日戰爭時期，曹汝霖

不與日本人合作，拒絕擔任偽職，後被動掛上偽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華北政務委員會諮詢委員等虛銜，但並未給日本人出力。1966年，曹汝霖在美國底特律逝世，享年高齡89歲。 蔡登山／主編 　　文史作家，曾製作及編劇《作家身影》紀錄片，完成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巴金、曹禺、蕭乾、張愛玲諸人之傳記影像，開探索作家心靈風氣之先。著有：《人間四月天》、《傳奇未完──張愛玲》、《色戒愛玲》、《魯迅愛過的人》、《何處尋你──胡適的戀人及友人》、《梅蘭芳與孟小冬》、《民國的身影》、《讀人閱史──從晚清到民國》、《叛國者與「親日」文人》、《楊翠喜‧聲色晚清》、《多少樓臺煙雨中

：近代史料拾遺》、《多少往事堪重數：百年歷史餘溫（1890－1990）》等十數本著作。   【導讀】曹汝霖和其回憶錄／蔡登山 【前言】 【日譯本序言】 【陳序】 【李北濤序】 【李猷序】 一、幼年景象老去未忘懷 二、完姻後適值戊戌變法 三、遊學漢皋拳匪鬧北京 四、鬻附郭田赴日本留學 五、蔡鈞升官吳氏被放逐 六、學校畢業見習裁判所 七、同范靜生商辦速成班 八、日本明治時代之一瞥 九、聯軍和成老臣薨於京 十、日俄戰爭引起親日感 十一、畢業回國派商部行走 十二、北京市政今昔之改觀 十三、殿試中式引見授主事 十四、東三省會議調充隨員 十五、會議完畢奏調外務部 十六、兩宮回鑾慈禧行

新政 十七、修訂官制袁宮保晉京 十八、袁兼外尚革新外務部 十九、初次召見奏陳立憲事 二十、地方自治先設諮議局 二十一、預備國會設立資政院 二十二、兩宮賓天僅相隔一日 二十三、嗣君登極一語竟成讖 二十四、隨倫貝子赴日本答禮 二十五、設郵傳部籌贖回路權 二十六、遭彈劾想起端方革職 二十七、罷免袁世凱鑄成大錯 二十八、調查東三省條陳十事 二十九、開跳舞會酬治疫會員 三　十、補左侍郎使法未成行 三十一、武昌起義星火竟燎原 三十二、起用項城為總理大臣 三十三、唐紹儀奉旨南下講和 三十四、受優待條件清帝遜位 三十五、民國改元北京起兵變 三十六、業律師領第一號證書 三十七、選舉總統公民團起鬨 三十八、出任外

次加儀同特任 三十九、修新華宮竪子出風頭 四　十、承認民國各使遞國書 四十一、政事堂成立釐定官制 四十二、日使面遞廿一條覺書 四十三、外交大樓中日開會議 四十四、召大會討論最後通牒 四十五、總統感國恥氣忿發憤 四十六、清華大學周寄梅奠基 四十七、帝制運動先設籌安會 四十八、我父花甲項城贈綏金 四十九、借謝壽進最後之勸告 五　十、逢場作戲貽終身之憾 五十一、撞車受傷住醫院治療 五十二、項城禁賭一場沒結果 五十三、濫捕亂黨乘機進忠告 五十四、保舉顧少川閒話使才 五十五、設中央醫院又修湯山 五十六、英使勸進誤盡了項城 五十七、蔡松坡入滇聲討帝制 五十八、取消帝制項城薨於位 五十九、黃陂繼總統張勳復辟

六　十、馬廠誓師合肥討復辟 六十一、合肥組閣徵余長交通 六十二、兼長財部西原談借款 六十三、馮河間阻撓合肥征南 六十四、奉軍入關張作霖干政 六十五、新國會舉東海為總統 六十六、青島撤兵換文之經過 六十七、巴黎和會失敗拒簽約 六十八、五四運動終身受寃誣 六十九、漫談財交任內兩三事 七　十、舊居被燬北京蓋新宅 七十一、交通銀行鬧擠兌風潮 七十二、梁士詒組閣曇花一現 七十三、皖直開戰北洋始解體 七十四、靳雲鵬設計謀毒同僚 七十五、直奉火拼竟殃及池魚 七十六、痛遭大故一怒散兩姬 七十七、徐蔚如講經達銓辦報 七十八、靳雲鵬忘恩不顧師門 七十九、暗殺之風蔓延到天津 八　十、徐東海下野曹錕賄選 八十一、邂

逅女學生竟成眷屬 八十二、三角聯盟奉直又啟釁 八十三、馮玉祥回京逼宮盜寶 八十四、還鄉葬父合肥任執政 八十五、合肥囑赴奉邀張作霖 八十六、在病中聞徐又錚被戕 八十七、老母古稀靜真生一女 八十八、子女出洋談婚姻問題 八十九、馮玉祥陰謀逼段下野 九　十、張作霖開府稱大元帥 九十一、張作霖殉國於皇姑屯 九十二、張學良懷疑殺楊宇霆 九十三、北伐告成東北亦易幟 九十四、九一八事變震動全國 九十五、吉田茂請合肥商停戰 九十六、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 九十七、日軍設立冀東偽政權 九十八、遜帝出關成立滿洲國 九十九、西安事變種下了禍根 一〇〇、禳災弭兵建金剛法會 一〇一、合肥南下受蔣公禮遇 一〇二、侍母到杭建水陸

道場 一〇三、廬山應召蔣先生邀請 一〇四、合肥留遺囑逝世滬濱 一〇五、老母八旬我又得一女 一〇六、七七事變平津遂易手 一〇七、十九軍抗日戰爭開始 一〇八、南京失守德使出調停 一〇九、天津日憲兵橫行無忌 一一〇、抱不平遭日憲兵疑忌 一一一、堅辭華北偽政府主席 一一二、與王叔魯病牀一席話 一一三、華北臨時偽政府成立 一一四、就公司董事長的開始 一一五、堅辭聯準銀行董事長 一一六、貝島會社收買正豐礦 一一七、明治礦業開發磁縣礦 一一八、汪組偽政府竟稱還都 一一九、遊青島訪老友章仲和 一二〇、徐東海高齡病逝津門 一二一、吳佩孚設宴硬拉交情 一二二、王揖唐繼任偽委員長 一二三、松岡洋右急功反誤國 一二四

、日襲珍珠港掀起大戰 一二五、收容協和醫生之經過 一二六、四十七年夫妻竟永訣 一二七、王克敏再起實行統制 一二八、雷電一霎慈母痛歸天 一二九、王蔭泰任末代委員長 一三〇、釋放教授岡村踐諾言 一三一、雅爾達協定中俄詭計 一三二、波茨坦宣言日本乞降 一三三、太和殿受降盛極一時 一三四、勝利後平津形形色色 一三五、肅奸工作北方亦開始 一三六、蔣先生關垂戴笠道歉 一三七、老友受累達銓盡友誼 一三八、摒擋還鄉葬先母亡室 一三九、追述匯業倒閉之經過 一四〇、父老相勸還鄉度晚年 一四一、徐蚌會戰國軍受重創 一四二、和談不成金融總崩潰 一四三、共軍渡長江直下上海 一四四、慶稀告奮勇陪我遠行 一四五、中共通緝窮

途走香港 一四六、避居日本感舊雨溫情 一四七、日暮窮途友情之可貴 一四八、留日時間種種之接觸 一四九、日本五十年之今昔觀 一五〇、盟軍佔領日本之聞見 一五一、故人云亡四女亦病故 一五二、臥病東京慶頤成婚禮 一五三、留日八年別時多感慨 一五四、來新大陸就養女兒家 一五五、米特蘭市巡遊之所見 一五六、遊覽都市泱泱大國風 一五七、故舊凋零我亦攖小極 【跋語】 導讀 曹汝霖和其回憶錄 蔡登山 　　曹汝霖（1877－1966）字潤田，生於上海。祖父、父輩兩代均在洋務企業江南製造局任職。曹汝霖十八歲時，以第五名的成績考中秀才，後入漢陽鐵路學堂就讀。一九○一年赴日本留學，先後就讀於早稻田專門學校

、東京法學院（中央大學前身）。一九○二年清政府派載振出使日本，曹汝霖以留學生代表身份與之結識。一九○四年曹汝霖學成畢業後，應載振之邀，回國後供職於載振擔任尚書的商部商務司，後被調入外務部。一九一三年被袁世凱指派為第一屆參議院議員。同年八月任外交部次長。一九一六年四月任交通總長，後兼署外交總長，並任交通銀行總理。一九一七年一月通過西原龜三向日本興業等銀行借款五百萬日元，是「西原借款」之一。七月任段祺瑞內閣交通總長。一九一八年三月兼任財政總長，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軍餉。一九一八年秋，不惜喪失山東鐵路主權，向日本再次借款。一九一九年初任錢能訓內閣交通總長。其仕途之順遂，鮮少人能及之。 　　今年是

「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回看百年前也就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的口號是如此地激昂響亮，似乎離我們不遠。其所謂趙家樓，是指位於北京長安街東端之北的趙家樓胡同，也就是曹汝霖的宅第所在地。「五四」運動前，曹汝霖曾集交通總長、財政總長、交通銀行總理等數職於一身，是北洋政府權重一時的政客。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會上，由於部分列強與日本事前簽署了密約，協約國公然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 　　五月四日當天下午，北大及北京其他各校大學生齊集天安門後，即出發往東交民巷，推派代表向美國公使館致送請願書。原訂再往日本使館

，但被勸阻。各校學生義憤填膺，決定即往趙家樓曹汝霖住宅抗議。當時曹汝霖正在公府參加徐世昌總統歡迎章宗祥回國宴會，陸宗輿也在座，餐畢，陸宗輿先回家。此時學生示威消息傳來，曹、章馬上趕回曹宅，由旁門進入，學生們衝進來時，曹汝霖藏進兩間臥室夾層的箱子間，而章宗祥由僕人引入地下鍋爐旁，但據曹氏僕人目睹：曹聽到叫罵聲後，溜出小後門直奔廚房，換上廚役的衣帽，又出東小門逃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而學生旋自汽車房取出汽油數桶，在客廳書房放火燃燒。章宗祥聽到上面起火，即自地下鍋爐房跑出，向後門奔走，即被學生當做曹汝霖而圍打，此即火燒趙家樓事件。當時，交通總長曹汝霖因負責把部分權益讓予日本，與貨幣局總裁陸宗輿及駐日公

使章宗祥並稱為「三大賣國賊」。因為當天有一些學生被抓，事件演變成大規模的罷課、罷工及罷市。而且風潮不斷擴大，上海等大城市也跟著罷課、罷工及罷市。六月十一日，總統徐世昌頒令罷免曹、陸、章三人職務。 　　「五四」運動給曹汝霖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他從此脫離政界，另一個更深刻的影響就是「賣國賊」之名永遠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曹汝霖說：「此事對我一生名譽，關係太大」，又說：「不意國府編輯教科書又將此事列入教科書，加以渲染，遂使全國學子，知有五四運動之事，即知有不佞之名，不佞之謗滿天下，實拜國定教科書之賜也。」即使到了晚年他寫回憶錄時，仍有憤憤不平之意：「此事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亦有好處。

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 　　曹汝霖在回憶錄的自序裡，說：「自服官外部，職務所繫，與日本接觸特多。終清之世，中日交涉皆以和平解決，由是反對者疑我遷就日人，以仇視日人者轉而忌嫉於我，加我以親日之名。及入民國，日本態度趨於強硬，乘歐戰方酣，逞其野心，出兵佔領青島，猶以為未足，又提二十一條。余與陸子興（徵祥）外長，權衡利害，折衝樽俎，雖未全部承認，終屈於日本之最後通牒。國人既懷恨日本，遂益遷怒於親日之人。甚至張冠李戴，謂二十一條由我簽字；其後巴黎和會失敗，亦歸咎於我；於是群起而攻，掀起五四風潮，指我為賣國賊，大有不共戴天之概。然而事實經過，何嘗如

此！清夜捫心，俯仰無媿。徒以三人成虎，世不加察，以致惡性宣傳，儼如鐵案，甚矣，積非成是之可懼也！」 　　關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覲見中華民國的大總統袁世凱，遞交了二十一條要求的文件，在曹汝霖的筆下，袁世凱對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有清醒認識：「意在控制我國，不可輕視」，至於如何與日本交涉談判，哪一條可以退，哪一條決不含糊，袁世凱「逐條用朱筆批示，極其詳細」，在談判中，「我與陸子興總長，殫精竭慮，謀定後動。總統又隨時指示，余每晨入府報告，七時到府，總統已在公事廳等著同進早餐，報告昨日會議情形，討論下次應付方針，有時議畢又入府請示……」最終，幸賴我「府院一體，上下一心」，「日本

所提之二十一條，議結者不滿十條；而第五項辱國條件，終於拒絕而撤回。會議結果，雖不能自滿，然我與陸總長已盡最大的努力矣」。 　　然而北京大學張忠紱教授在其《中華民國外交史》卻有不同的看法：「二十一條交涉結束之後，日本雖未能完全如願，一舉而將中國置於日本保護之下，但日本慾望之大部分已獲得滿足。因二十一條交涉所簽訂之條約換文，日本在北滿之地位已增鞏固；德人在山東之勢力範圍已被日本剷除，日本且獲得繼承德人在山東之權利；日人已對外警告：日人認為福建省為日本獨有之勢力範圍；日本且已進行侵入英人在華之勢力範圍；且北京已在日本威脅包圍之下。自商務、軍事、政治各方面言之：華北已在日本勢力籠罩之中。」 　　一

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西原龜三與曹汝霖、陸宗輿達成交通銀行借款五百萬，當時曹汝霖是交通銀行總理，陸宗輿為交通銀行股東會會長，這是所謂「西原借款」的開始。在曹汝霖回憶錄裡，詳細記載了「西原借款」的來龍去脈，以及資金的用途走向。他說：「余攝財政十個月，經手借款為一億零五百萬日元。此外參戰借款等，均為陸軍靳雲鵬經手，與財政部無關，余亦未嘗顧問。而我經手借款之中，除了二千五百萬日元為交通銀行所借，二千萬日元為東海所用，財政部實用者只有六千萬日元，合之銀元尚不足五千萬元。而余在任，官員無欠薪，軍警無欠餉，學校經費月必照發，出使經費月必照匯，即清室優待費用四百萬元從未積欠，至交卸時，庫存尚有三百萬元，此皆

財政部有帳可稽……」「自知才疏任重，遭謗招怨……後由財部庫藏司出納主任周叔廉君輯有西原借款收支小冊子，分門別類，按月日登記，一目了然，閱之自可明瞭西原借款之用途矣。」 　　張忠紱教授對於「西原借款」論斷云：「日本在此時期中之對華借款本為有計畫之經濟侵略：其目的甚為遠大，故其借款條件不必盡苛。中國國務總理段祺瑞內而受親日派之包圍，外而惑於日本之甘詞重幣，只圖暫時財政之充裕，並維持本黨之地位，不惜飲鴆止渴，贈送國權，使日本假借款以侵略中國之計畫大部得以實現。除吉長、四鄭、吉會以及滿蒙四路均被抵押外，並將無線電臺，全國之有線電信事業，吉黑兩省之金礦及森林，濟順、高徐二鐵路均讓與日本。此外中國復向日

本舉借大宗之軍械及參戰借款，以供內爭之用，尤為國人所詬病。」而其中在章宗祥對山東二鐵路借款換文中，有「欣然同意」之語，（雖然章宗祥自辯「不過外交文書上之套語」）是巴黎和會討論山東問題，中國失敗的主因，也是「五四」運動的導火線。 　　抗日戰爭時期，曹汝霖曾公開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不與日本人合作，拒絕擔任偽政府主席一職，後被動掛上偽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華北政務委員會諮詢委員等虛銜，但並未給日本人出力，算是保持了晚節。曹汝霖一再強調，他之親日，親的是日本友善之人民，而非橫行無忌之軍國主義。全面抗戰一觸即發之際，曹汝霖受邀赴廬山面見蔣介石，對與如何與日本作戰、注意事項等等都有所進言，頗為

蔣介石所贊同，應該是進一步增強了蔣介石的持久抗戰決心。當有人問他為何轉換觀念，他說「我主張親日，不是親帝國主義者的日本。現在他們侵略我國，與我為敵，怎能再講親善？」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在《曹汝霖回憶錄》日譯本序言中也曾指出，「但他的親日，絕非是盲目的，而是基於一種堅強的信念，認為中日兩國，如果不能合作，便不能希望有真正的東亞和平。」 　　曹汝霖晚年應香港陳孝威將軍之請，於一九六○年九月六日至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六日在香港《天文臺報》連載《一生之回憶》。後續有補充，交《春秋》雜誌刊載，前後歷六年始殺青，於一九六六年一月結集出書，都三十萬言。其中談到廿一條的簽訂，其過程至為詳盡。而根據史料當時陸徵祥

實已退居總統府外交最高顧問，因此身當其衝者原為外交總長孫寶琦與次長曹汝霖。然因孫寶琦在日置義公使面遞條約時，即大發議論，袁世凱斥為荒唐粗率，不足當此重任，乃「臨陣換將」發表陸徵祥接任外交總長。當中日雙方在外交大樓開議時，陸徵祥頗能以堅忍之精神、迂迴之戰略，逐條辯護，據理力爭。自二月二日正式開始談判，至四月二十六日，日本提出最後修正案止，歷時八十四天，正式會議二十五次，會外折衝不下二十餘次。四月底，談判完全陷入僵局，日本再次調動軍隊，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袁世凱缺乏談判籌碼，只能一面拖延，一面讓其秘書顧維鈞將條款內容對外披露，希望獲得國際輿論支持，以抵抗日方壓力。但當時歐戰正酣，友邦亦無法分心東顧

，國際援助無望，內審國勢又無力捍衛主權，於是只得委曲求全。至五月九日，在日本提出最後通牒脅迫之下，袁世凱及北洋政府乃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條要求當中的大部分條款，史稱「五九國恥」。觀之，五月九日下午，在通牒到期前五小時，陸徵祥親送覆文至日本駐華公使館，五月廿五日，陸徵祥親筆簽署條約，在在都見於外交檔案以及新聞報導，委實也輪不上一個次長與外國簽約。難怪曹汝霖在回憶錄前言中埋怨「張冠李戴，謂廿一條由我簽字」，其忿忿不平可以想見。 　　二十一條簽字後，陸徵祥即坦言「我簽字即是簽了我的死案，三、五年後，一輩青年不明今日苦衷，只說陸徵祥簽了喪權失地的條約，我們要吃他的肉。」學者陳恭祿說：「就國際形勢而言，中

日強弱懸殊，和、戰均不利中國，銜其輕重利害，決定大計，終乃迫而忍辱簽訂條約，何可厚非？」名報人王芸生也評價說：「綜觀二十一條交涉之始末經過，今以事後之明論之，中國方面可謂錯誤甚少。若袁世凱之果決，陸徵祥之磋磨，曹汝霖、陸宗輿之機變，蔡廷幹、顧維鈞等之活動，皆前此歷次對外交涉所少見者。」可說是持平之論。 　　學者胡志偉在談及此回憶錄說：「曹汝霖執筆寫這本回憶錄時已八四高齡，記憶力衰退，而且身處美國小城，搜羅中國近代史資料不易，筆端舛錯在所難免。另外全書最大的缺點是，所有人名幾乎全用表字而非名字。讀者諸君閱到仲和、叔魯、達銓、鄰葛、伯唐、慕韓等等，誰能明白是指章宗祥、王克敏、吳鼎昌、楊宇霆、汪大

變、孫寶琦等大官呢？」因此我就這些字號盡其所能的註解出來，如顧少川（維鈞）、伍梯雲（朝樞）、伍秩庸（廷芳）、吳止欺（振麟）、周緝之（學熙）、李贊侯（思浩）、張季直（謇）、曾雲沛（毓雋）、章仲和（宗祥）、張堅白（鳴岐）、羅叔蘊（振玉）、鄭蘇戡（孝胥）、殷亦農（汝耕）、章行嚴（士釗）、陳雪暄（調元）、顏駿人（惠慶）、鄭士琦（汝成）、傅清節（良佐）、段香巖（芝貴）、王叔魯（克敏）、倪丹忱（嗣沖）、張岱杉（弧）、蔡耀堂（廷幹）、陳公俠（儀）、陳二庵（宧）等等成千上百的名號，一一註出，可免讀者翻檢之勞。另外有些段落非常長，不易閱讀，我也重新加以分段。 　　當曹汝霖在晚年的夕陽歲月裡，在異國他鄉，回想自

己的一生，他留下的回憶，無疑就有了一種親證歷史、還原事情本來面目的樸素價值。當我們隨著他的娓娓道來，從正史看野史，再從野史反證正史，不能不因歷史的撲朔迷離而低首徘徊，悵歎不已！   六十八、五四運動終身受寃誣 章仲和此次請假回國，有人告我說，外邊有謠言，說你們與日本接洽，將倒徐擁段，這次章公使回國，即是商討進行方法。我說這真是無稽之言，從何說起，我們從來沒有這種思想。他又說，你不知道嗎？吳笈孫秘書長半壁街有聚會之所，時常密商對付合肥，大約這謠言即從那方面來的。我聽了他說得有實據，似信非信，不以為意。仲和此次回國，想多休息，避免應酬，故我以天津特一區寓為其居停。 仲和來後三日，即五月四日，東

海在公府設午宴為仲和洗塵，有錢總理陸閏生與我作陪。宴到中間，承宣官入告，吳總監來電話，天安門外有學生千餘人，手執白旗，標語為和會失敗，攻擊曹總長諸位，請諸位暫留公府，不要出府回家，因學生將要遊行。其時巴黎和會，我國代表不簽字的消息已傳到北京，我聽了即向總統說，這次和會，來電報告很少，不知公府方面有無電告。今學生既歸咎於我，總是我不孚眾望，請總統即行罷免。總統一再慰留，且說學生不明事情，不必介意，即顧錢總理說，打電話令吳總監妥速解散，不許學生遊行。席散後，錢總理約到他公事室少坐，即撥電話告吳總監傳達總統命令，閏生先回去。少頃錢總理又電問鏡潭（吳炳湘）現在怎樣了，吳說正在勸說不許遊行，但學生加到約

有二千多人了。又等了一回，錢幹臣（錢總理號）又電問鏡潭，解散了沒有？吳答人龐口雜，頗不容易，恐他們定要遊行示威。錢說請你多偏勞。有頃，吳總監來電話謂，正在勸說解散之時，香巖（段芝貴字，時任衛戍司令）忽要出隊彈壓，如果香巖出隊，即由他去辦，我不問了，幹臣又電請香巖說，這是地方上的事，不到出兵時候不必出隊伍，由鏡潭去辦，請你不必過問。又等一回，香巖來電話謂照鏡潭辦法，不能了事，非派隊伍出來，嚇唬嚇唬他們不可。又由吳總監來電話謂，香巖如定要派兵，我即將警察撤回，以後事情，由他負責吧，我不管了。錢總理一面勸吳妥速解散，一面勸段不要出兵，地方上事，應由警察負責，不必派兵彈壓。香巖則說，照鏡潭辦法，不但不

能解散學生遊行，恐事情擴大更添麻煩。各執一辭，爭辯不已。看錢總理兩面為難，沒有辦法，我與仲和說，我們走吧，遂告辭而出。

戰略支援部隊在不對稱作戰下的角色與功能– 以網路系統部為例

為了解決路權香港的問題，作者吳建興 這樣論述：

本研究聚焦在探討中共成立網路系統部後的組織狀況與其所具備的網電一體戰能力。自1992年波灣戰爭結束後，解放軍試圖仿效美國發展強大的網電作戰能力，胡錦濤時期已建設相當程度的網電組織規模，但其存在著網電能量發散與專業能力不足的問題，遂於2015年成立戰略支援部隊並下設網路系統部，試圖整合分散的網電能量並強化其信息化聯合作戰能力。因此，本研究透過分析網路系統部的組織架構，藉以了解網路系統部在解放軍的定位與重要程度，以及其如何在不對稱的複合作戰環境下遂行網電行動。研究結果顯示解放軍網路系統部雖已完成結構上的改革，具備實施網路偵察、網路攻擊、網路防護及網路修復能力，但仍存在著專業人才不足、指揮結構上的

衝突，而這些因素都會影響網路系統部的作戰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