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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公民也是媒體：太陽花與新媒體實踐

為了解決舊機回收ptt的問題，作者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這樣論述：

沒有任何人可以代表這場運動，但每個人都不可或缺！ 　　24天、80多人、1,234則新聞；3小時、3,600多人、693萬元⋯⋯等等這些數字印證了新媒體在太陽花運動中化不可能為可能的奇蹟！零時政府、大腸花、沃草⋯⋯等等異軍突起，盡顯新世代發揮了監察政府、仗義執言的公民意識！ 　　太陽花運動除了創造台灣民主及社會運動歷史之外，也將網路社運與媒體創新再推向高峰！長達24天的太陽花運動，有各式新媒體平台，扮演資訊傳遞、議題辯論、動員參與等功能，在短時間內發揮高度影響力。參與者透過科技網絡連結、分享、支持、採取行動，去中心化、自主地參與，共同成就了這場運動。 　　台大新聞所結合課程及相關師

資，推動專書報導計畫，帶領學生進行反服貿運動中新媒體實踐個案及參與者的報導；並邀請教師、學者針對此議題進行綜觀的分析，希望彌補這塊重要的歷史缺口，留下紀錄。 　　本書選取代表性的個案做為報導的主軸，並搭配每個新媒體實踐中的參與者的生命歷程；切入點著重於人與科技的互動，耙梳人類如何使用科技促成個人及社會的改變。本書中的故事，將有助於讀者理解新媒體實踐如何在社會運動中發揮資訊傳遞、民主溝通與動員能力，或許也能讓我們在這些年輕人的故事中找到個人生命經驗的對照與反思。 本書重點　 　　・眾志成城，鄉民造反！年輕一代如何利用各種新媒體平台，參與並成就了太陽花、野草莓等等社會運動。透過參與社會運動，

年輕人實踐了他們的知識和公民責任，更促動了深層的社會轉變。 　　・本書由台大新聞所研究生採訪編寫，走訪太陽花運動中國內外的積極參與者。 　　・選取代表性的個案做為報導的主軸，包括沃草、新聞e論壇、攝護線、公庫、零時政府、PTT、太陽花國際部和海外330行動；並搭配每個新媒體實踐中的參與者現身說法、分享自己的生命歷程。 　　・由學者、資深媒體人撰寫專文，為太陽花運動──這場公民參與及新媒體實踐，提供了具有理論意義、社會脈絡與歷史縱深的分析。 　　・公民、鄉民串聯推薦：李惠仁（獨立紀錄片導演）、何榮幸（天下雜誌總主筆）、林麗雲（台大新聞所教授）、柯一正（導演）、范雲（台大社會系副教授）、徐

挺耀（數位文化協會創辦人）、陳良基（台大學術副校長及電機工程系講座教授）、馮光遠（作家）、馮建三（政大新聞系教授）、黃哲斌（新聞工作者）、黃國昌（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員）、賀照緹（紀錄片導演）、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鄭弘儀（資深媒體人）、蔡其達（文化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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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加蚋仔空間邊緣化與地方營造

為了解決舊機回收ptt的問題，作者謝惠真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空間化文化作為分析工具，探究城市生產與建構如何邊緣化與汙名化加蚋仔，又近年浮現的新型態地方行動如何重建地方。然而政府或行動者在處理加蚋仔地方再生時， 對於地方的邊緣產業及其相關空間議題缺乏分析性關照，因而採取替代或是發展新空間化文化的策略來抹除或壓縮這些產業地景。 本研究透過三個邊緣產業的日常體現映照規劃體制下的空間排除，還有活在汙名標籤下的勞動者如何產生破碎認同； 再者， 這些日常勞動地景提供另類的文化觀點，當未來地方在重建論述與網絡時，可帶來持續協商與矛盾的文化和空間辯證。戰後加蚋仔歷經快速都市化，在消極規劃下成為底層移民的棲地。 因為長年缺乏市政規畫關注，加蚋仔的各樣建設相對落

後， 成了一都市窳陋區。 直到 1970年代，在一系列偶然與政治角力下， 政府在缺乏全盤規劃時，快速在加蚋仔推行大規模公共建設。加蚋仔暫時符合現代都市乾淨整潔的期待，卻邁向更邊緣化的都市發展。地方勞動者的日常體現中映照出規劃政治的不公平，這些勞動者在夾縫中發展出充滿韌性的支持系統如拾荒體系、印刷產業鏈以及蔬果加工產業，他們運用身體、彈性空間策略生產利潤，以維繫整個運作所需的社會關係，並支持整個城市的生產運作。體現空間觀點映照主流社會將加蚋仔定位為都市服務角色，卻透過各樣空間政策剷除地方紋理，造成地方感失去依附的物質空間而碎化； 對其產業和環境汙名化，造地方認同上無所適從。近年新型態地方行動重建

地方敘事路徑也重構社群網絡，地方敘事扭轉了汙名論述，給予加蚋仔新的主體認同並促成地方青年與家鄉的和解；重構中的社群網絡強調互助互惠，由在地照顧在地，形成新的地方支持系統，也間接扶持了這些產業勞動者。可以說，邊緣位置反倒成為行動者發展新認同與創新社會模式的基礎， 但是在想望更具包容性的地方社會時， 卻無從進一步參與討論那些產業遭遇的空間排除。 特別是近年推行的中正萬華復興計畫，正以中產白領的城市生活規劃，企圖景觀化地方，帶動地產開發，勞動產業及其相關的生活支持系統受到相當程度的威脅，但當前的規劃體制難以由下而上參與， 發展更具社會可持續性的都市再生。 然而， 本研究並非要浪漫化這些邊緣產業，雖然

這些產業與其發展的支持系統扶持了地方人的生計， 但其生產過程中產生的負面外部性和負面觀感是不爭的事實， 因此在地方性建構的規劃或文化討論上成為曖昧難言的存在。 再者，本研究也絕非反對都市再生，而是透過揭露這樣的地方文化與社會現實來反省規畫體制的侷限，以及該如何發展更具包容性的都市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