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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民族神話的起源：日本人自畫像的系譜

為了解決純血 混血的問題，作者（日）小熊英二 這樣論述：

從“大日本帝國”時代開始直至戰後，單一民族神話一直是“日本人”主流的自畫像。本書旨在從歷史學的角度研究單一民族神話的起源以及它的發展軌跡，並且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其功能和作用。 “日本人”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稱自己為單一的、純粹的民族的呢？那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下，出於一種什麼樣的動機呢？這方面的研究不僅有利於説明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日本的歷史，而且有利於解決現代國際社會上出現的純種民族意識、單一的國民國家意識、排斥乃至歧視異民族等等這樣一些重大問題。 另一方面，本書還將論述以純粹的“日本人”的存在為前提下的日本人的性質，而不是重複過去所謂的“日本人論”的歷史。本書研究的是“日

本人論”的前提——單一的 “日本人”和單一的日本民族的概念。 更進一步說，本書研究的主題是那些以民族論的形式呈現的、自稱“日本人”的人們的歸屬意識的系譜。在他們認為自己是單一民族的時候，他們描繪的是一幅什麼樣的自畫像，在不同的形式下，這幅自畫像又是如何發展變化的。這其實並不單單只是“日本人”的問題。   《單一民族神話的起源：日本人自畫像的系譜》圍繞“日本到底是多民族國家還是單一民族國家”的問題，從其源頭（19世紀後期）開始梳理，臚列了各個歷史時期重要學者的主要觀點和社會主流思潮，使讀者對該問題的發展過程及其歷史原因有較為清晰的理解。 一般認為，日本是由單一的“大和民族”組成的國家，而作者

的結論是，“日本是單一民族國家”這個說法，是在“一戰”以後才流行起來的。在《單一民族神話的起源：日本人自畫像的系譜》的敘述中，讀者可以看到，“民族起源”和“民族構成”問題是如何隨著日本國家自身發展的需要及其與周邊國家關係的變化而不斷被討論的主導傾向又是如何不斷變化的。因此，這個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 《單一民族神話的起源：日本人自畫像的系譜》初版於1995年問世，次年獲有“日本學界龍門”之稱的三得利學藝獎，此後多次重印，至今已達二十餘次。  

純血 混血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日治時期臺灣戀愛結婚與國家論的接點 ——以小說和報刊論述為觀察中心(1937-1945)

為了解決純血 混血的問題，作者陳瑞益 這樣論述：

本文主要鎖定1937年至1945年的戰爭時期，以小說與報刊論述為觀察中心，去檢視日治時期臺灣戀愛結婚與國家論的接點，在論述上主要二分為「報國的戀愛結婚敘述」和「同化的戀愛結婚敘述」。 在「報國」的部分，首要爬梳1937年左右，戰時體制的成立，以及軍夫到志願兵的實行，使得臺灣文壇發生劇變。因此產生了王昶雄1939年的〈淡水河的漣漪〉、龍瑛宗1941年的〈午前的懸崖〉和張文環1942年的〈頓悟〉。發現小說共通的結構在於，主角歷經鬱悶的感情糾葛後，總能在國家的號召下，突然獲得正面的人生觀，並且朝向報國的道路邁進。 接著通過《風月報》轉換為《南方》時期，在日本帝國以漢文化統合東亞

文藝場域的情況下，考察吳漫沙連載的婚戀國策小說〈黎明了東亞〉。雖然其中書寫了愛人之前必先愛國的邏輯，可是吳漫沙的華僑身份，使得小說的愛國邏輯，是從改革中國的「中國式的愛國」，逐步切換為東亞和平建設的「日本式的愛國」。 即便報國情緒甚囂塵上，作家也並非完全服膺國策，筆者首先以張文環的〈藝妲之家〉和徐坤泉的〈新孟母〉為例，指出作家走出國策並走入文明啟蒙的姿態；第二，通過分析龍瑛宗的〈不為人知的幸福〉，指出龍瑛宗書寫走入幸福的戀愛結婚主題；第三，透過坂口䙥子的〈燈〉及楊千鶴的〈花開時節〉，點出女性作家走出國策之外，也走出男性觀點，並走入女性視野的戀愛結婚觀念。 在「同化」的部分，則爬梳在

日臺共婚的同化作用下，積極做出回應的文本。1936年黃氏寶桃的〈感情〉與朱點人的〈脫穎〉，均對同化於日本民族的共婚發出批判，而朱點人的〈脫穎〉，更要放在「同化於日本民族」與「同化於日本文明」的雙重軌道檢視。 面對文明同化，呂赫若的〈季節圖鑑〉，是將兩個世代的日臺共婚阻礙，放入臺灣傳統親族制度的戕害，間接形成日臺共婚等同自由文明，臺灣傳統婚姻等同陋習的對立構圖，使得日臺共婚的完成，必須驅使臺人同化於文明，正與皇民化的近代化要求不謀而合。 接著，隨著「同化於民族」的成份日漸濃厚，形成了日臺之間精神血液的交融。在戀慕殖民者女性的部分，本文舉出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蔡榮華的〈彈力〉

及王昶雄的〈奔流〉，透過日本古典之美的女性吸引力，回返日本傳統，企盼融入日本人的精神血液。 相反地，真杉靜枝的〈南方的語言〉和坂口䙥子的〈時計草〉，不同於男性作家，而是以非古典的日本女性角色，積極融入臺灣民族，再反向吸納臺灣人成為日本民族，書寫戀愛結婚的同化敘述。 在日台精神血液的交融下，本文也透過庄司總一的《陳夫人》為例，小說中以日臺共婚的民族共融，以及調動鄭成功日中混血的歷史敘述，打造日臺血液的共同體。然而在虛應國策的暗流下，《陳夫人》也以純血論的敘述，刻劃日臺共婚中難以跨越的血液境界線，相似的敘述，也能在吳濁流的《胡志明》，面對殖民宗主國的女性情感上得到發揮。再者，血液的境界

線並非單一，而是重層的，因此再以庄司總一的《陳夫人》為例，指出庄司總一調動各式的人種血液說詞，打造戀愛結婚裡重層的血液境界線，更在日臺混血兒的複數境界線中，展現純血強勢論的思維。 最終，隨著戰爭末期，日本帝國的統合加劇，處身殖民地教育官僚的小林井津志，則透過〈蓖麻長了〉，展現日臺共婚下的混血境界線能夠超越，但卻是超越障礙成為日本人，被日本帝國回收作為動員的人力資源。 藉由研究「報國的戀愛結婚敘述」與「同化的戀愛結婚敘述」，發現戀愛結婚與國家論之間的接點，既高度密合又試圖遠離，既企盼民族同化卻又製造差異，這是一道試圖自圓其說，卻又充滿矛盾鬥爭的接觸時刻，通過剖析這時期的戀愛結婚，越過

前行研究止步於文明啟蒙的結論，也試圖超越殖民現代性的歷史詮釋作為唯一解答。

大唐帝國的遺產：胡漢統合及多民族國家的形成

為了解決純血 混血的問題，作者朴漢濟 這樣論述：

「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   唐朝並非純粹的漢人王朝 而是「胡漢統合」的多民族政權 其包容差異的建國精神，正是它留給後世的寶貴遺產！   　　近十年對唐朝最全面、系統性的經典權威之作 　　罕見以韓國史學界的觀點，重新解構你所不知道的大唐帝國！   　　＝＝＝＝＝＝＝＝＝＝＝＝＝＝＝＝＝＝＝＝＝＝＝＝＝＝＝＝＝＝   　　綜觀中國史，有資格被稱為世界帝國的，排除了從內亞史或新清史的解釋體系下由蒙古人和滿洲人建立的元、清帝國並非純粹的漢人政權後，似乎盛世榮光就只剩下漢唐了。但是，本書作者朴漢濟認為，唐並非單純由漢人所建立的王朝，其本質必須用

「胡漢體制」加以理解。事實上，有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唐皇室成員具有胡人血統！而唐的多樣性、世界性和開放性也源自於此。   　　■從「拓跋國家論」到「胡漢統合論」   　　中國人津津樂道的「強漢盛唐」，是指漢、唐兩個帝國文治武功的盛世榮景。中國史學界的主流看法，也都把唐視為和漢一樣是由漢人主導的中華帝國之巔峰。然而日本東洋史學界，例如杉山正明和森安孝夫均指出：以鮮卑拓跋部為主軸所形成的「代國—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唐」雖是以中國風的王朝名來呈現，但實際上用「拓跋國家」來稱呼更為合適。他們承襲自匈奴以來的遊牧系武人的濃厚傳統及體質，其實是「異族們創造的新中華」。  

　　韓國的資深唐史研究巨擘朴漢濟則提出了「胡漢統合」論。他認為結合胡人與漢人、武人與文人的「胡漢統合」勢力──「關隴集團」，是大唐帝國得以建立的關鍵，也是理解大唐的核心元素；正如同史家陳寅恪對關隴集團的敘述：「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漢化」（sinicization, han-hua）並無法解釋大唐的出現，真正的解釋是「胡族的華化」。而漢並不等於華。   　　胡族進入中國社會，對中國造成極大的影響。胡族並不執著於華夷之辯，不仇視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相反地，他們想要接受好的那一部分。為了統合、團

結境內的所有人，自我改變是必要的條件。從前，胡族的這種態度被稱為「漢化」，但這樣的變化其實不只是單純「漢化」而已，而是更深的 「文明化」，最終產生「中華化」的結果；另外一方面，漢人的胡化也是一種真實的存在，二者形成「雙向同體渦旋互生」的交融模式。而這些以胡漢問題為軸心所產生的種種社會現象，他將之稱為「胡漢體制」。   　　美國哈佛大學的包弼德（Peter K. Bol）教授也認為，使用「文明化」（civilization）代替「漢化」（sinicization, han-hua）一詞時，意味著少數的胡族跟多數的漢族在中國土地上共存，其最終的目標是達到所謂的「統合」。但必須說明的是，主導

這個統合過程的人是胡族，而不是漢人。「中華」或「中華主義」等詞彙的內涵，也不是固執於漢族之物。「中華」也不是民族。然而今天的中國創造出了所謂「中華民族」這個詞彙，是故意混淆「國民」與「民族」而創造出來的詞彙，它在邏輯上並不存在。   　　綜觀中國史，大唐帝國算是成功的帝國，雖然外族被賦予了相當程度的自治權和平等權，這在唐代以前是不可能看到的現象。但是唐代仍無法發展出像羅馬帝國那樣，漢族與外族同樣適用、一起參與的「市民權」（公民權）概念。和羅馬體制不同，唐代標榜「一君萬民」的皇帝體制是其根本上的弱點。所以，當胡（外國人）被排擠，胡漢之別被強調之時，統合力量自然變得薄弱，這正是安史之亂後出

現的情形，也是中國日益邁向純粹漢人社會、強調華夷之辯的宋代的原因。而這也正是當今中國仍有待解決的問題。   　　■皇帝－天可汗，精彩萬分的大唐帝國留給今日的遺產   　　皇帝，是南方農耕民（漢人）對於天子的尊稱；可汗，則是北方遊牧民（胡人）對於君主的尊稱。由此看來，接受「皇帝－天可汗」稱號的唐朝君主，其統治的大唐帝國毫無疑問是一個胡漢統合帝國——君主既是農耕民的皇帝，也是遊牧民的可汗。   　　在秦漢以後的歷代王朝中，除了開國國君，少有皇帝御駕親征，但對唐的皇帝來說，率兵打仗卻是日常的軍事行為，透過遊牧型君主「親征→掠奪→班賜」的領導方式，統御帝國子民。另外，朴漢濟也精闢

分析了皇后、太子、太子妃制度，從而解答「為什麼中國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出現在唐朝，而非其他朝代」？在一個像美國一樣富有多元性的「胡漢複合社會」裡，大唐帝國應該如何管理？「大唐帝國的治術和經營」提供了精彩的答案。   　　那麼，為什麼我們要翻轉傳統的漢人史觀，改從胡人的角度重新理解唐？大唐帝國留給後世的遺產又是什麼？答案是，這是一個「開放的帝國」、「開放的社會」。成為開放社會的必要條件是「機會均等」，而基本條件則是「不靠關係」，讓人民依據實力、技能獲得評價。像高句麗人高仙芝、波斯人阿羅喊，都是因其特殊身分或特殊才能而在唐朝廷中活躍的典型人物。   　　因為胡漢統合的唐朝廷具備

包容差異、海納百川的開放態度，才能造就大唐盛世，這不僅是大唐帝國給予後人的啟示，也是本書的重要結論。細數中國土地上的歷代王朝，不難發現凡是一味追求「漢族正朔」者，終究會遭致覆滅，而強調「胡漢一家」者，則注定走向富強之路；在中國高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此刻，大唐帝國的興衰存亡，更加值得我們借鏡省思。   　　■為何海外華人學者、日本學者、韓國學者可以理解唐的本質？   　　八旗文化曾推出華人學者陳三平的《木蘭與麒麟：中古中國的突厥―伊朗元素》和日本學者森安孝夫的《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講談社「興亡的世界史」系列之六）二書。陳三平熟悉漢語音韻訓詁學、精通多種歐洲語文和

中、北亞語文，所以他能夠跳出像「木蘭」、「莫賀弗」這樣的漢字形體約束，而從語言上解讀隋唐中國的「伊朗」元素；而森安孝夫借助突厥語、粟特語史料的研究，大膽提出粟特絲路觀、拓跋國家論和「失敗的安史王朝」說，再次刺激讀者對唐代的全新理解。   　　這兩本關於隋唐的經典著作，與韓國學者朴漢濟的《大唐帝國的遺產：胡漢統合及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構成鼎足，讓學界和一般讀者感到驚艷。這三本書的共同特色都不是以華夷之辯、胡漢之別、中國民族主義的方式認識「中國史上的唐朝」，而是採用不同史料，以不同視角研究「世界史中的大唐帝國」。   　　朴漢濟更是藉由多民族帝國大唐的混血主義，反思和檢討了單一民族韓

國的純血主義的狹隘。他更在本書「結論」中評價了中國政府把高句麗（Korea）解釋為中國地方政權的「東北工程」。他指出，實則「內蒙古—滿洲—朝鮮半島」是彼此接續的北方文明系統，但中國的主張斷絕了比中原黃河文明更早的「遼河文明」與朝鮮半島之間的連結。此外他也批判了主張現在「組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們，其祖先全都是「中國人」，他們所走過的歷史就是「中國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中國」這種官方學說。   　　朴漢濟最後指出，習近平的中國夢如果要真的獲得成功，多元主義、開放社會的大唐是其最好的範本。不同的膚色、種族、宗教、語言等交雜在一起時，其結果就是形成一個熔爐，並產生出巨大力量。所謂

的多樣性，只有在互相尊重彼此的差異時才得以維持，沒有沙子跟碎石而只有水泥的建築物，是不可能豎立幾百年的。   作者簡介 朴漢濟（박한제） 　　首爾大學東洋史學系博士，畢業後於該系任教多年，現為該系名譽教授，曾任韓國中國學會會長。曾在台灣國家圖書館之漢學研究中心、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機構從事研究工作。投入畢生心力於中國隋唐史研究，其「胡漢體制」的研究主張已成為韓國史學界唐朝研究的代表性理論。 　　著有《東洋史講義要綱》、《中世中國胡漢體制硏究》、《人生，我的五十自述》、《走去歐亞大陸的一千年》、《朴漢濟教授的中國歷史紀行》、《江南的浪漫

和悲劇》、《阿特拉斯中國史》等書。 校訂者簡介 鄭天恩 　　台大歷史所碩士，曾任日文小說編輯，目前為專職翻譯。譯有《人民解放軍的真相》、《文明的遊牧史觀》、《凱爾特．最初的歐洲》（以上均為八旗出版）、《東方直布羅陀爭霸戰》、《珍珠港》等書。 譯者簡介 郭利安 　　台大歷史系畢業，現專職中韓口筆譯，內容力特約譯者。 前言 【第一章】大唐帝國的本質和外國人 I.    大唐帝國的本質 II.    大唐帝國的外國人政策 III.    大唐帝國的遺產 【第二章】胡漢融合和大唐帝國的誕生 I.    大唐帝國的出現過程 II.    可汗概念圈向中原擴大，與「皇帝

天可汗」之概念 III.    「胡漢之別」的再生與大唐帝國的衰亡 IV.    胡族的華化與中國史的時代區分 【第三章】大唐帝國的經營與治術 I.    大唐帝國的外在特徵 II.    皇帝的日常行為與治術 III.    皇后、太子、太子妃的問題 IV.    胡漢複合社會與整頓制度 【第四章】結論 I. 對於中國「東北工程」的想法 II.    中國會像蘇聯一樣分裂嗎？ III.    最像中國之事物的形成 IV.    中國夢與大唐工程 注釋 〈第一章 大唐帝國的本質與外國人〉 我們可以將中國「魏晉南北朝」（二二○至五八九年）這近四百年的時間視為一段「大唐帝國的形成史」。

大唐帝國最大的特徵，並非如過往的看法那般，只是一種新貴族制社會或是古代社會的完成期，而應將它看作是「胡漢融合」的「世界帝國」（World Empire）。 「大唐帝國」在中國歷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現今中國人最喜愛的王朝，但若是更深入地看，會發現大唐帝國其實是一個胡人色彩十分濃厚的朝代。如果我們無視或輕視那些全面滲入到唐代社會中的蠻夷與遊牧民族（也就是「胡人」），是絕對不可能徹底了解唐代的。 然而，這部分的研究依然充滿困難。在「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生活的人們所留下的敘述性史料中，幾乎沒有任何跟「胡」有關的的東西，這正是使我們無法正確了解這段時期實際情況的最大難處。對於這段時期的記述，只有在

人口上占據多數且掌握文字的漢族文人、史家所留下的記錄而已。相較之下，一二六〇年代忽必烈建立蒙古政權後，對於蒙古歷史的解讀就分為以漢文史料和以穆斯林史料為中心的研究，最近則湧現出許多將兩方史料左右對照後，超越一般立場的研究。 但筆者所研究的這個時代，卻只能完全依賴對胡人帶有偏見和蔑視立場的漢文史料。因為無法突破二分法的界限並以宏觀的角度加以分析，近來對於這時代的研究大多無可避免地產生嚴重扭曲。筆者為了努力還原當時的實際情況，只能盡力去發掘某些稀少且突兀的的資料所代表的意義。 在史料有限的情況下，唐朝因此被許多人認為是由漢族所建立的傳統國家，而比起其他皇帝，唐太宗也被描寫成一位更偏向於漢族的皇帝。

然而，當時位於西北方的遊牧民族們卻稱呼唐王室為「Tabugach」，即所謂的「拓跋」，認為唐朝是由鮮卑族的其中一支、被稱為「拓跋」的部族所建立的國家。 如果我們翻開國、高中的世界史教科書，大多寫著「五胡十六國以後進入長城內的遊牧民族，原本都被認為是掠奪成性、毫無文化可言的野蠻人，但最後皆被漢化。」

日據時期在台日人小說重要主題研究

為了解決純血 混血的問題，作者林慧君 這樣論述：

日據時期有不少日本人作家活躍於台灣文壇，筆者將日據時期在台日人小說視為「在台灣時空下發生的文學書寫」，認為研究在台日人作家對殖民地台灣感受的普遍性與個別性，以及對殖民地描寫的共同特色與個別差異，有助於完整掌握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樣貌。本論文以「日據時期在台日人小說重要主題」為研究課題，在台日人是指日據時期在台灣出生、從事文學活動，以及在日本出生但久居台灣並從事文學活動的日本人，他們以日文創作的新小說作為研究對象。但有部分作者只在台灣有短暫生活或旅行的經驗，卻以台灣的人、事、物為小說題材，完成後於日據時期發表在日本，這些小說也是本論文參酌探討的對象。 本研究採文獻與文本分析法，蒐集日據時期雜誌

，如《臺灣文藝》（臺灣文藝聯盟）、《臺灣新文學》、《文藝臺灣》、《臺灣文學》、《臺灣時報》、《臺灣新聞》、《臺灣公論》、《臺灣鐵道》、《臺灣文藝》（臺灣文學奉公會）、《旬刊臺新》、《新建設》、《臺灣新報》等所刊載的日人小說，以及日據時期刊行的小說集，進行文本原典閱讀、分析、比較，歸納出在台日人小說的六個重要主題，透過不同作家小說文本的對照分析，進行主題詮釋，論述在台日人小說的時代特色，並以反殖民的觀點提出評價。 對在台日人作家而言，「台灣文學」的意義是建立在「台灣」作為「日本新領土」、「日本南進基地」之下，因此仍不能跳脫以殖民地文學的特殊性供養、附庸帝國文學的姿態。本論文所歸納出的六個重要主

題，也是作家所反映的殖民地重要問題。論及的在台日人作家，生活在封閉性殖民者社會，面對殖民地社會與人民，總有身為純日本人的優越意識，因而侷限了他們對台灣人民族處境的觀察與理解，潛藏著殖民父權體系的鄙夷視線。 台灣原住民在殖民宗主國的經濟利益考量下，被強迫脫野蠻入文明，直到成為文明的模仿者時，為免令殖民者露出破綻，卻遭禁止越界與噤聲，最終卻引發了令殖民者始終無法釐清原因的「霧社事件」。 「台灣女性」成為殖民者建構他者的對象，男性作家筆下的台灣女性並不被賦予主體意識，遠離了傳統禮教束縛，在皇民鍊成中對身分認同毫不懷疑或掙扎，形成一種教化功能大於寫實的結果。女性作家較能跳脫統治者殖民地想像的框架，

以女性視點反映出被殖民者在認同發展中所面臨的困境。 在台日人小說家們企圖為殖民地人民尋找一條成為「真正日本人」的道路。然而不論是透過精神系譜法，或是血統融合法，被殖民者即使已內化為皇民，遇上殖民者如影隨行的純血觀念，即反照出「一視同仁」的矛盾與虛妄。 隨著戰爭的進展，在台日人小說家積極呼應總督府的國策要求，與日本中央文壇同步投入順應時局與配合戰爭宣傳的寫作，從而規避了殖民地問題的深究與解決。透過「歷史小說」將日本帝國統治台灣的歷史，轉化為正當的、現代化的自然進程叙事。 日據時期日本人「在台灣時空下發生的文學書寫」，在國家權力的干擾下，無反省、無批判的國策文學成為主流，小說成了戰爭的文宣工

具。不僅未能締造新的「外地文學」，本身也呈現出邊縁化現象，與滯礙難展的台灣新文學同樣失去了主體性。這種樹立「南方文學」、「皇民文學」典範的文學觀，注定了無法創作出擁有歷史現實價值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