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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三城記

為了解決法國香榭租屋的問題，作者（美）邁克·拉波特 這樣論述：

18世紀下半葉是歐洲和北美政治劇變的時代：1756—1763年，七年戰爭同時在兩個大陸進行；1775年，北美十三州宣佈獨立；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而城市則是這些進步運動上演的舞臺。與今天一樣，當時的巴黎、倫敦、紐約既是政治權力中心，又是商業財富、文化藝術中心。三大城市構築了大西洋世界，關於自由、解放、平等的新思想在這裡傳播，各地的進步運動遙相呼應。   作者邁克•拉波特相信“城市是其自身歷史的參與者”。本書著重探討了革命時代的巴黎、倫敦與紐約這三座城市如何在象徵意義及事實意義上逐漸演變為權力鬥爭的場所；各派勢力如何佔領、利用、改造城市的空間和建築以為自己的目的服務；城市的景觀又如何反過來

成為革命經歷的一部分，甚至改變整個革命的進程。   通過各類檔案、書信、遊記與目擊者的證詞，拉波特從視覺、聽覺以及嗅覺等多重角度生動描繪了一幅當年的城市全景，並將城市的歷史與革命結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讀者將跟隨作者的步伐穿越城市的大街小巷，遊覽法院、立法機構、咖啡店、小餐館、酒館、廣場、公園等場所，還將看到城市中的男男女女——戴假髮的貴族與律師、手繭粗糲的工匠、揮舞著羽毛筆的學者、性情潑辣的販子，以及水手、奴隸——如何在其間生活，歷史又如何在其間展開。     邁克•拉波特（Mike Rapport） 生於美國紐約，在布裡斯托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師從法國史學者威廉•多伊爾（

William Doyle）。曾任教于斯德林大學，2000年被選為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成員，現就職于格拉斯哥大學。   拉波特主要研究方向為現代革命，包括1789年法國大革命、英法美革命的比較，曾參與“革命的多米諾骨牌”項目，探討1848年革命對現代世界的影響。代表作包括：《1848：革命之年》、《法國革命中的民族問題和公民權利》、《拿破崙戰爭導論》、（牛津通識系列）等。   拉波特學術功底深厚，對歷史和生活充滿熱情，喜愛在城市中漫步，研究歷史事件是如何在大街小巷展開的。他充分利用檔案及歷史參與者的私人記錄，其作品不僅翔實地展現了歷史的發展，而且描繪出當事者的體驗，生動有趣。  

致謝   前言：大革命時代的三座城市   第1章 紐約：革命的臨近（1765—1775年） 第2章 反抗的倫敦：威爾克斯與自由（1763—1776年） 第3章 與巴黎作對的國王（1763—1776年） 第4章 革命與戰爭中的紐約（1775—1783年） 第5章 燃燒的倫敦：改革與騷亂（1776—1780年） 第6章 巴黎起義：革命的到來（1776—1789年） 第7章 紐約：首都（1783—1789年） 第8章 革命的巴黎（1789—1793年） 第9章 倫敦關於法國大革命的爭論（1789—1792年） 第10章 恐怖時期的巴黎（1793—1794年） 第11章 激進的倫敦：民主派與效忠派

的對抗（1792—1794年） 第12章 紐約與法國大革命的碰撞（1789—1795年）   結語 變革中的城市與歷史的記憶 注釋   ——《大革命時代的三座城市》 1763年2月23日，一個刺骨的冬日，在無數巴黎人忐忑不安的目光中，一座巨大的騎馬像緩緩降落在巴黎西郊一處廣場中心的底座上。這座宏偉壯觀的藝術品出自雕塑家埃德梅•布沙東（Edmé Bouchardon）之手，也是他的得意之作（批評家們遲早也會這麼說）。雕塑的形象是以勝利者姿態躍馬揚鞭的國王路易十五（Louis XV, 1710—1774年），塑像落成時他依然在位，並將繼續統治法蘭西11年。騎馬像位於路易十五廣場

（今天的協和廣場）的核心部分，整座廣場都鋪著鵝卵石，面積十分寬闊，(zui) 遠處與香榭麗舍大道相接。這座充滿王者氣概的騎馬像及整個廣場旨在紀念法國波旁王朝的榮耀時刻，慶祝路易十五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1740—1748年）中取得的勝利。廣場的設計者是安格–雅克•加布裡埃爾（Ange-Jacques Gabriel），一位傑出的新古典主義者，也是路易十五寵信的建築師。加布裡埃爾的選址及建設計畫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   路易十五廣場最引人注目的建築是加布裡埃爾設計的兩座宮殿，宮殿用色調溫暖的金黃色砂岩建成，格局對稱，是古希臘羅馬風格的柱廊式建築。它們坐落在北邊，可以眺望整座廣場。俄國歷史學家尼古

拉•卡拉姆津（Nikolai Karamzin）的反應完全符合廣場設計者的期待。1790年4月，卡拉姆津的馬車在香榭麗舍大道上轔轔而行，駛過一處又一處充滿田園風情的景觀：園林、餐館、涼亭、樂譜架子……卡拉姆津探身望向窗外：“你們看，前面就是路易十五陛下的雕像，雕像下面是一塊巨大的八角形底座，周圍還有一圈白色的大理石欄杆。朝著雕像的方向一直走，你會看到一條條遮掩在濃蔭下的小徑，那裡就是有名的杜伊勒裡花園，它是這座雄偉宮殿的一部分，風景美得讓人驚歎！”   卡拉姆津一行人的馬車駛進廣場，空曠的場地上迴響著挽馬的響鼻聲與車輪的吱嘎聲。凡是來廣場參觀的人總會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路易十五的騎馬像，這座雕

像設計的目的就是展示王室權威。即便是湯瑪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這樣徹頭徹尾的共和主義者，對布沙東的作品亦不吝溢美之詞。傑弗遜回憶道：“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它都是一個奇跡，除非你走得夠遠，一點兒都看不見雕像的面部與軀幹上那完美的外貌與輪廓。”   但在1763年2月，巴黎民眾的觀點則不那麼樂觀。國王的雕像在四台木質起重機纜索的牽引下搖搖晃晃，而工人們不得不竭盡全力拉緊繩子與滑輪，他們抱怨說自己的國王正在和四個“婊子”（grue，在法語裡，“起重機”和“妓女”是一個單詞）拉拉扯扯。就在13天前，國王簽訂了有史以來最為屈辱的一份和平條約，巴黎民眾怨氣沸騰。這就是《巴黎條約》，它

標誌著七年戰爭的結束。這場戰爭是18世紀最具破壞力的一次世界衝突，法國在戰爭中被宿敵英國徹底擊敗，印度與美洲的大片殖民地也被後者吞併，法國陸軍與海軍都一敗塗地，王室的榮耀喪失殆盡。眾所周知，路易十五本人沒有在前線指揮，而是離開了喧鬧的凡爾賽，帶著他才智過人的情婦蓬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尋歡作樂，還時常拜訪那些有名的“交際花”——俏皮話裡對妓女的“雅稱”。路易十五廣場的開放典禮定於1763年6月20日，與和平宣言的發佈恰巧在同一天。這種安排出於以下構想：路易十五既代表著強大的力量，又能充當一名和平使者。不過，與軍事的全面潰敗相比，這座雕像的象徵意義毫無說服力。   巴

黎民眾的不滿還有更為現實的理由。路易十五廣場的建設源於巴黎市政府一次修建新廣場的競標活動。這座新廣場將取代那些一團亂麻般的中世紀街道，徹底改變巴黎市中心的交通擁堵狀況。《論建築》（Essay on Architecture, 1753年）的作者馬克–安東莞•洛吉耶（Marc-Antoine Laugier）曾抱怨說：“我們居住的城鎮中，一座座房子亂七八糟地堆在一起，既沒有條理也沒有規劃，更別說有什麼設計。這種混亂情況在巴黎最為嚴重。”為此，加布裡埃爾的幾個競爭對手提議將廣場建在巴黎的正中央，但工程開銷、涉及的法律糾紛及拆遷安置等一系列問題讓他們的計畫寸步難行。當巴黎市民們還在左右為難時，國王出

面解決了問題，他將自己在巴黎西郊的一部分領地捐獻出來。毫無疑問，國王的御用建築師加布裡埃爾在新一輪競標中勝出。這個結果看似十分完美，卻忘記了這項工程的本來目的——方便大多數巴黎市民出行，廣場建在了錯誤的位置。路易十五廣場的建設顯示，王室的權威戰勝了王國臣民的日常需要，王室權力淩駕於城市改革之上。   王權與改革之間的衝突，展現了幾座偉大城市在歷史與現實中的一個側面。在同一歷史時期，不同的個人、社會團體在這些城市中生活、工作、開展社會活動；同時這些城市也是一切經濟、政治、社會權力的中心。對於統治者、政府、公司及各類社會組織來說，城市不僅是一方棲息之地，而且是刻下自己印記的舞臺。政府、民間組織、各

種社會活動都會利用城市建築和空間來實現自己的目的。而在此期間，建築與空間被建造，被不同群體佔據，被改造，以滿足不同要求。政治局勢動盪的時候，公共建築或修飾一新，或橫遭破壞，又或被夷為平地，以傳達某種政治資訊。而在局勢穩定的時候，這些公共建築又恢復其既定的，甚至是乏味的象徵意義：威嚴、權力、公共福祉、自由，或者統治者的仁德與榮耀。到了社會劇變或革命時期，城市建築與空間的外觀、用途，甚至是它們本身的存在也發生變化，這也是人們體驗或者說融入變革的方式之一。此外，一個地點有可能改變某個歷史事件的進程，就像地形會影響一場戰爭的勝負一樣。   由於上述原因，城市的空間與場所總是引起不同人群間的紛爭，他們或

者在競爭空間事實上的外貌、佈局，或者在競爭空間的象徵意義，比如巴黎市民對那座華而不實的路易十五騎馬像的看法。1763年，當國王的雕像被安放在廣場上時，大批旁觀者對此冷嘲熱諷，但我們不應當將這些尖酸刻薄的笑話理解為一種普遍而帶有革命前兆的敵意。還要經過整整一代人的時間，這種嘲諷才演變為1789年那種不滿。但這種現象也反映了一個事實：任何政權都無法完全掌控一座廣場、一幢房子或者一處裝飾的政治意義。人們為了控制、改造、使用城市建築及公共場所，包括王宮、廣場、公園、教堂、酒館、咖啡店、街道、監獄等，發生了不少政治摩擦，這種暴力與衝突在大革命時期尤為劇烈。   本書討論了巴黎、倫敦與紐約這三座城市如何在

革命時代——美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時期——逐漸演變為權力鬥爭的場所，並重點探討了以下問題：在充滿政治紛爭的18世紀晚期，這些城市的空間和建築如何在象徵意義及事實意義上成為衝突的場所；城市的景觀如何成為革命經歷的一部分，甚至改變整個革命的進程。紐約與巴黎的革命者及倫敦的激進主義者都利用特殊的地點或建築動員支持者，以論證、討論或者反抗現有秩序。   但這些劇變不僅包括政治的革命，也包括文化的。革命者和激進主義者與保守勢力進行著思想上的鬥爭，他們希望創造新的政治秩序，或者改革舊秩序。他們利用城市景觀宣傳自己的各種理念，這種宣傳或滿懷希望，或威脅利誘，或振奮人心。在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時期，這類運動包括

一系列強有力的破壞偶像行為：推倒雕像，鑿毀公共建築裡所有的政治象徵物，給街道換新名字，在法國還出現了破壞宗教標誌的現象。不過除了破壞，還有建設、美化與創造：改造舊建築以適應新的政治要求；在舊址上雕刻出新的格言、觀念，或者在革命政治鬥爭時期把這些東西用顏料草草刷一遍；在房子周圍擺滿自由帽之類的革命標誌；立起自由杆；利用大都市的公共空間慶祝革命節日或舉行公開集會，向各階層公民展示政治團結，傳達政治主張。革命者與激進主義者利用以上途徑號召民眾與他們並肩奮鬥，並讓新公民秩序的價值觀念深入人心。而這些宣傳就發生在每個公民的日常生活中。一位研究大革命時代文化史的歷史學家說，這是一種“在日常生活中重生”的革

命活動，城市在這個過程中仿佛一張文化革命畫布，描繪著新舊秩序擁護者之間你死我活的交鋒。18世紀的政治解放鬥爭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對城市空間的掌握，這不僅在戰略上很重要，而且決定了哪一方的觀念、資訊與威望能夠在城市大眾中傳播。   “人民”在這個故事當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這三座城市的民主運動就在社區的大街小巷、左鄰右舍中展開。(zui) 明顯的是，革命者將革命或激進主義的標誌印刻在建築物上，或新公民秩序為了自己的目標佔領著名的公共場所，這些方法都讓政治鬥爭變得看得見、摸得著，並且深入社會各個角落。於是，本書中的“空間”一詞有兩層含義：首先是指一個可供民眾會面與溝通的具體場所；其次代表距離與挑

戰，特別是在巴黎與倫敦這兩個18世紀的大城市，革命者與激進派正致力於鼓動所有市民。因此一部分故事講述的是政治活動及政治主動權在城市各地區的流轉，它們逐漸從社會精英專屬的華麗廳堂轉移到酒館、政治俱樂部、當地的革命委員會，甚至街道上。這種變化本身反映了民主運動的目標是讓更多的人參與到政治活動當中去。   不管是紐約和巴黎的革命者，還是倫敦的激進主義者，都找到了各種讓自己的思想滲透鄰里社區的辦法。他們或利用政治網路，或直接在大街上動員那些態度積極的男男女女（有時實際情況的確如此）。那些工匠、苦力、商販和住著廉租屋的男女，或成群結隊地聚集在小貨攤上，或在酒館、咖啡館裡交頭接耳，他們在這些活動中並不是消

極的接受者。他們積極參與到變革當中，他們根據自己的利益塑造、更改，甚至挑戰革命者與激進派領袖提出的政治計畫。誰在行動，為什麼行動，哪個團體在行動中扮演主角，這些都是城市革命故事的一部分。各派關於未來的不同見解之間的衝突，如中產階級出身的革命派政治家與工人、工匠等大眾之間的衝突，常常表現為對特定社區空間和場所的爭奪，這也是城市中空間體驗的一種形式。   除英國、法國與美國之外，其他地區也以各種方式體驗著18世紀的革命浪潮；世界各地，從低地國家到海地、拉丁美洲，都經歷了各具特色的革命風波。權力鬥爭的舞臺也不限於紐約、倫敦與巴黎，這三座城市的革命傳播到各個國家的每一座小鎮、村莊，在那裡政治生活也充滿

活力，甚至極度狂熱，民眾也並非只會發發牢騷然後盲目跟隨大城市裡的領導者。不過作為權力所在地、經濟樞紐及文化與休閒中心，這三座城市裡遍佈舊秩序的機構及其安身的建築，還有代表王室和帝國權力的符號、圖案、雕像。這裡有議會和等級會議、高等法院、教堂、軍營、城堡與監獄，還有雕塑、宮殿，以及慶祝勝利和舉行典禮的場所。這些地方成了最引人注目的競技場，無數企盼政治改革的人在這裡對傳統制度發起挑戰，並在城市景觀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記。這些城市裡還有一些場所和空間，可供改革者、革命者或是他們的敵人用以組織、動員、辯論與戰鬥，它們包括法院、立法機構、咖啡店、小餐館、酒館、廣場和公園。它們同樣是城市的亮點。在美國和法國，

這些地方成了新秩序權力機構的誕生地，新秩序將接管舊秩序所在的舊建築，將它們改造與裝飾一新，有時則會將它們夷為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