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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ECFA：今天不做明天會後悔

為了解決最惠國待遇中國的問題，作者尹啟銘 這樣論述：

作者簡介 尹啟銘 　　現任　　行政院政務委員 　　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計算與控制系學士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企管所博士 　　經歷　　曾擔任行政院經建會技正　　經濟部工業局局長　　經濟部常務次長　　行政院顧問　　中華大學講座教授　　經濟部長 　　著作　　《台灣經濟轉捩時刻》　　《斷鏈》　　《布局》

最惠國待遇中國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後冷戰時期美國對華外交政策之分析：從建設性交往至戰略夥伴關係

為了解決最惠國待遇中國的問題，作者廖苔君 這樣論述：

第 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整個國際社會在蘇聯解體之後，徹底改變了冷戰時期的兩極體系，也使整個國際體系出現了重組的變革。在過去這將近十年來，世界除了經歷了蘇聯的崩解外，又逢歐盟的建立，中共經濟持續快速的成長等，這些影響全球情勢的轉變。這些巨大的演變，逐漸為本世紀的全球格局定下一個較為清晰的輪廓-在軍事上，出現所謂「一超多強」的情勢；然而在經濟體制上，卻是出現「區域整合」與「多方林立」的局面。 冷戰時期屬於超強的美國，在國際體系中，一直扮演領導的角色。但是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格局，已經與冷戰間全然不

同，美國將要如何來面對這樣轉變所帶來的挑戰，以便能維持其世界領導的地位，這是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專家們都很感興趣的問題。然而，美國面對這個全球情勢的改變，所要轉變的不只是整個全球軍事上、經濟上的戰略設計，亦包括對於日本、歐盟、中國等強國的個別策略。 在兩極體系瓦解的同時，美國的外交政策也從原來的「重歐輕亞」，轉向成為對於亞洲的重視。除了因為蘇聯的解體，使得歐洲的防禦不再是一項棘手重任外，更因為因為冷戰時期以國際安全為主要國際事務考量的發展主軸，已經隨著二元體系的落幕而功成身退；取而代之的是以國際政治經濟為下一個世紀的思考中心。而在鄧小平主政下進行改革開放，推行具有特色社

會主義的中國，在經濟與軍事上正以驚人的速度成長；再加上亞洲，尤其是東亞近幾十年來的經濟飛快成長的成果，使得美國必須重視亞洲這個區域的發展。 美國深知在亞太地區若要完成美國希冀的策略：維持核心同盟以及在亞太的軍力、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支持多邊安全對話、與亞太地區主要的國家積極交往、促進區域性經濟整合、支持民主與人權 ，必定需要有中國的協助與認同。因為隨著中國的日益強盛，在亞洲國際關係上，中國將逐漸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中國的軍事與經濟的實力，都使得美國各界的人士紛紛討論這一個將要崛起的大國。故不難得知，中國是美國在處理亞太事務上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自然而然，這

兩大強國的關係與交往，就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而身處於台灣的我們，更需明暸美國與中共之間的交往關係，因為它一直牽動著台灣所面臨的國際處境，所以美國與中共的互動也是身為台灣人民所要關心注意的問題。 本文想要釐清的是美國的對華外交政策不是遊移在這些政策當中搖擺不定，而是有其一致性與一貫性，亦即選擇與中共有良好的互動關係，不管政策上是以何種的議題為主要訴求，都是一直朝向與中國保持持續交往的大方向在前進。戰後美國的對華政策，是與中共維持夥伴關係，從冷戰後時期開始「聯中制蘇」的戰略考量，到現在後冷戰時期的「全面交往」政策。而這兩個強國的交往互動，在本世紀仍然會持續現在「建設性戰略伙伴關

係」的模式前進，雙方都知道，彼此是面對國際事務上不可或缺的另一半。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在研究後冷戰時期的美國對華外交政策上，本文將引用以下幾種的分析方式，作為理解與解釋政策的剖析點。 壹、 研究方法 一、 歷史研究法 「歷史」一詞，在習慣的使用上，常常是指人類社會生活的過去；也即是指人類行為通過時間延續而構成的變化歷程 。從廣泛的層面來說，只要是一事物通過時間的延續變化，即就成為了歷史。而所謂的歷史研究是從個別歷史適時的因果關連去「重建過去」（the recons

truction of the past）的一種工作 ，並且從事物的本身，產生和發展具體的歷史過程面，去歸納、分析、比較，進而揭示他發展的規律 。此種研究方法的目的是在於描述歷史事實，並指出某一特定時空發生的歷史事實前後文。而本論文是要探討後冷戰時期這幾年來的美國對華政策，勢必要對美國形成對華政策的背景、發展、演進，做一個歷史回顧，勢必會使用歷史研究法。 二、 文獻分析法 所謂的文獻分析方法，乃就是透過引用原始文件、官方資料及正式的學術論文，做資料的來源與分析的基礎 。而吾人在探討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對華政策時，必需歸納與分析美國官方的原始文件、或

總統與發言人重要的演講與談話內容以及學術論文、評論文章，以作為此論文資料的基礎與分析的立論點。故本論文也將會採用此種的研究方式，作為研究思考的出發點。 貳、 研究架構 以意識型態為抗爭主軸的兩極世界，已經落幕。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新興的國際格局，在這一個美國仍是超強的時代中，美國也不得不承認全球的很多事務，必須仰賴其他大國的合作與協助才能達成既定目標。如此一來，美國所有在冷戰時期的戰略思考模式，都將被打破，進而重新加以調整制訂。而這樣的政策轉變是一個很值得大家關注與關心的焦點。但是美國國際方針的變遷，其所牽動的範圍甚廣，如全球戰略的調整、對歐盟的策略

有所不同、對亞洲及亞太的安全考量、以及對德、日、中國、俄羅斯等大國的互動方式的考慮，本論文實在無法一一的加以探討與說明。故只選擇了與亞太地區相關的轉變作分析與解釋。 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十分耐人尋味。因為在圍堵政策下，以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政策下，與中共開啟了友誼之門。隨著兩極體系的崩解，交往的政策會再度被美國所採納嗎？答案為是的。二十一世紀是以國際政治經濟為導向的國際世界，而中國除了現在是有著傲視全球的經濟成長之外，其所孕育的十多億人口，更是各國所競相搶奪的市場。再者，中國的軍事武力雖然不及美國先進與現代化，但是他也是亞洲地區擁有核武的大國。在這樣經濟

與軍事都呈現強勢的情況下，使得中國在亞洲地區扮演了隱性領導者的地位。故美國深知想要維持亞洲的穩定，以及維護美國在亞洲的利益，與中國修好關係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而且在世界上有關核武、環保…等問題，都需要有中國這位大朋友的協助與認同，才能順利解決難題。如此看來，在亞洲的情勢中，美國與中國之間的互動情形，是一件後冷戰時期重要的大事。本文將著重於描寫在美國的亞洲戰略設計上，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外交關係。 後冷戰時期的時代中，美國是歷經了兩任的總統，一位是布希（Gorge Bush），另一位則是柯林頓（Bill Clinton）。而在布希的任期中，蘇聯的崩解正式結束了長達半個世

紀的冷戰。換言之，布希時期僅有一部份的時間是屬於後冷戰時期，所以本篇論文僅花少數的篇幅說明布希時代的中國政策。主要的探討內容還是重在柯林頓總統的對華政策，因為筆者認為柯林頓的時期的政策才是目前最能代表後冷戰時期美國的對華政策。 後冷戰時期的美國的對華政策，當然也曾在自己的國家內部出現一場激烈的爭辯，其中最明顯的兩種聲音是圍堵與交往。有些學者認為強大的中國勢必將成為美國的下一個敵人，也威脅了美國在亞洲的利益，所以提出了「中國威脅論」，希冀以「新圍堵」或「新冷戰」的方式來對待中國。而另一種聲音則認為利用交往的手段，希冀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而這樣的方式更符合美國的國家

利益。但是本論文並不就這兩種意見做任何的比較，而是著重在於美國所實踐出來的對華政策去作進一步的分析說明。換言之，對於美國國內所出現的各種對華政策的意見，本文將不予以討論分析，只解釋實際上美國所顯現於外的對華政策。 第三節 研究範圍 目前所呈現的軍事上「一超多強」，經濟上「多元並立」國際情勢下，美國如何立足於其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上，去修正或調整美國本身的全球戰略方針，更重要的是美國對於亞太地區的戰略認知為何，以及其所必須扮演的角色與地位又是什麼？這是本論文在進行時必要先予以說明解釋的部分。 美國的中國政策一向

以來都有相當的持續性，即是超越意識型態的基礎上與中共發展關係，以談判的方式解決彼此歧見 。布希（Gorge Bush）時代仍是秉持這樣的政策軌跡，雖然曾經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給予中國經濟制裁，但仍反對孤立中國。布希相信中國大陸的經濟持續發展將有助於政治上的改變，同時能使中共扮演負責的國際角色 。將以布希時期的最惠國待遇的問題，來說明美國對於中國的確是持續以善意發展雙邊關係，以及繼續保持交往的立場。 柯林頓 （Bill Clinton）時期，美國對於自己在後冷戰時期的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上已經擬出方遵循方向。雖然柯林頓在競選時，強調其對華立場是強硬的，但是在其入主白

宮之後，卻主張與中共進行「全面交往政策」（Comprehensive Engagement Policy）。因為他們認為，對中共採行「善意而非孤立，是最適當的政策 」。在柯林頓九二年至九六年的任期中，本文就柯林頓處理對華的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上，來印證柯林頓政府所採行中國政策。然而，在柯林頓的第二任期中，最引人注目的中國政策便是在「柯江會談」後，與中共所建立的「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這是美國延續其對中國友好政策的一種表徵，筆者將在論文中進一步探討以及印證。 美國與中國的問題，除了意識型態、政治體制上的歧異外，仍存在許多分歧點，如貿易上的逆差、防止核武擴散、人權問題、

國際安全的考量…等，其中最棘手、最困難解決的應是主權的問題。簡言之，「台灣問題」成為美中兩國關係的障礙。這三方是形成一個不均衡的三角關係，美國對任何一方的政策勢必牽扯到美國與另一方的交往關係。所以，這一個三角關係的互動也是探討美國的中國政策時，不可不解釋分析的一環。 透過對後冷戰時期美國之中國政策的分析理解，以及清楚且明確的知道美國的政策思考型態後，希冀對美中關係的未來發展局勢，作一個可能性的預測與推論，並以此作為此篇論文的結論。 第二章 布希時代的外交政策：建設性交往時期 第一節 美國全球戰略的思考

美國的國家利益也分四項來說明。在美國的國防利益上，美國在後冷戰時代所要追求的重點是防止尖端武器的擴散，其中又以防止核子武器以及飛彈科技的擴散最受到美國政府的重視與關切。在經濟貿易方面，除了要維持經濟的領先地位之外，更要加強對科技的壟斷，以避免喪失競爭力；此外也重視對外貿易，尤其是市場的攻佔與維持，以減少貿易赤字。對於世界秩序，一心仍欲維持其霸權領導地位的美國是最為重視的。在美國政府的發言當中，我們不難知道，美國所希冀的新世界秩序是包含了美國必須領導世界、積極地建立集體安全制度與伙伴關係、美國是世界的警察 。而在意識型態上，美國仍堅信民主政治是一個最好的體制，所以繼續在世界宣揚民

主、人權的價值。 簡單的來說，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戰略目標是「加強美國的全球領導作用」，確保「二十一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所以，美國為防止在歐洲或亞洲出現一個具有支配地位的大國，而該國對美國的全球戰略造成威脅，故便在冷戰結束時就重新調整其世界的戰略：一是大西洋的歐洲戰略，積極向東擴展北約組織的勢力，重新建構北大西洋的聯盟結構，再次確認美國與歐洲各國之間的同盟伙伴關係，以便美國能夠對歐洲更容易實現戰略的指揮與控制，最重要的要防止俄羅斯轉變成新的威脅。二為太平洋的亞太戰略，實現對於亞太地區的戰略控制也是重要目標，其中實際的行動有維持在東亞的駐軍、加強與核心國之間的同盟關係

、推動多邊的安全對話機制，更重要的是與中共進行全面的接觸，以求取得在亞太事務上與中共的合作，以及防止中共成為美國利益的威脅者。 國際社會的結構已經逐漸進入以國際政治經濟為主導的趨勢下，美國的全球戰略思考自然不能忽視經貿這一個議題。在經貿上，美國的主要考量是持續其經濟領先的地位，促進自身的貿易利益，早日達成自由貿易區的目標。而自冷戰結束之後，美國取得了超強的地位，經濟上也比其他的工業大國較進步。在這樣一個有利的時機下，美國便開始致力於建造一個屬於二十一世紀的開放貿易體制。所謂的新的全球的貿易體制，其最重要的精神仍是以自由公平貿易為主要原則。 第二節

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角色分析 面對新的二十一世紀，美國的外交政策首要及優先的目標仍視為維護與確保美國的國家利益。換言之，就是在要保障國家的安全、防止區域霸權的出現、建立開放自由的全球貿易體制、繼續推展民主、人權的價值觀。而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在「交往與擴大之國家安全戰略」的報告文中，更是明白的揭示美國的政策內容在於：維持強大的國防力量，以便提升美國的安全；開放國外的市場，促進全球經濟成長；以及提倡民主 。 柯林頓總統在基於前任總統的亞太戰略上，再提出所謂的「力量分享（shared strength）、繁榮分

享（shared prosperity）和對民主價值共識（shared value）」三大觀念下的「新太平洋共同體 」(New Pacific Community)的構想 。而這一個戰略思考模式卻成為後冷戰時期美國在亞太地區長期的國家目標。簡言之，柯林頓這次的「新太平洋共同體」的構想，就是美國亞洲政策的雛形。所以從長程的趨勢來看，美國在二十一世紀脫歐入亞的戰略意圖顯而易見 。為了維持華府在亞洲領導的地位，故華府對於冷戰結束之後的亞太政策有以下的重點方針： 一、 維持核心同盟以及在亞太的軍力 二、 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 三、 支持

區域性安全對話 四、 促進區域的經濟整合 五、 推廣民主、人權的價值 六、 與亞太地區主要的國家積極交往 第三節 對華建設性交往政策的原則與落實 雖然世界的格局因冷戰的結束而進入重整的時代，但是我們從美國前國務卿貝克(James A. Baker)在外交事物季刊中所發表的文章，不難知道，全球權力結構的轉變並未改變美國對華政策的基礎。美國的對華政策仍是延續尼克森(Richard Nixon)與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的外交政策與全球的國際戰略，以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

作為理論基礎的自由溫和派的外交政策。美國在冷戰時期是用聯中共以制蘇聯作為主要的目標，促使中共在亞太地區扮演有助於區域穩定與協助解決區域性衝突的角色。其次，就是藉著打開與中共交往之門，而將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等理念輸入中國大陸 。換言之，就是對大陸進行「和平演變」。然而，蘇聯解體之後的新權力架構下，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目標，不再是「聯中制蘇」，而是美國希冀與中國在亞太與國際事務上，成為一個伙伴關係。除此之外，也希望把中共置於國際社會的規範當中，使中國遵守由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社會之規則，以便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簡言之，布希政府對華政策的原則，仍是脫離不了與中共維持正常關係的發展 。

即使是發生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事件，布希政府仍然認為孤立中共的政策是不可行的，也是危險的。更強調美國必須與中共「持續保持交往」的外交政策，支持中共的經濟改革開放，與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布希政府深信，中國在經濟方面持續的進步，一定會帶動政治上的變革，同時也可以使中共在國際社會中負擔更多的責任 。基於這樣的考量，布希政府雖然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事件後，採取了對中共的制裁措施，如有暫停武器出口、停止軍事領導人的相互訪問；對留美的中共學生給予居留優惠，以及給予天安門民主運動事件中受傷之民眾人道援助；甚至在第二次宣布制裁中共的政策上，有停止美中兩方高層人士的互訪，與反對國際金融組

織對中共提供援助。同時，布希政府卻動用否決權來延長中共的最惠國待遇，證明美國對中共的基本態度並未改變。 美國行政部門對於中國的態度是相當明白且清楚的。固然在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事件之後，需要對中共當局提出制裁，但是不可以用最惠國待遇地位的取消做為懲罰。我們可以由國務院助理卿索羅門(Richard H. Solomon)的談話 中清楚地知道，美國政府在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事件後對最惠國待遇地位問題的看法，與若取消最惠國待遇地位將對美中關係所產生的衝擊與影響。其中最值得一提的關鍵點是，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地位才是最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因為持續的經濟發展才能推動中國的政治改

革。換言之，美國在考量最惠國待遇地位時所衡量的條件，是存在經濟與政治因素的。 從冷戰時期的兩極體系，到加強同盟伙伴；以及現在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國際局勢下，需要欲中國在經濟、政治、以及其他議題的相互合作。在在都是顯示出了美國必須與中國發展正常關係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從美國在對於中國最惠國待遇地位的給予上，所做的考量，我們不難看出，美國仍是在其政經戰略安排下，所做的最適當選擇。誠如美國多年來外交政策目標所示，一個安全、穩定、不斷現代化與改革開放的中國，才是最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中國。所以，綜觀整個布希時代的對華政策，尤其是在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事件之後，更是可以明顯的說明了

布希的確是一直依循著自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以來對華政策的目標，更是延續雷根(Lager)時代與中共建立建設性關係政策。 第三章 柯林頓時代的對華外交政策：從全面交往到戰略伙伴關係 第一節 對華全面交往政策的產生背景與原則 經歷冷戰結束的美國，其自身在這個轉型的國際關係中，為了保衛及擴大屬於自己的國家利益，對於本身的二十一世紀的亞太策略有著以下的思維模式： 1、 美國必須與中國、日本、俄羅斯及東南亞國家組合之政經力量，建立新的關係型態，理想是在其中取得某種優勢地位。

2、 美國會在這四個主要角色之間，根據其利益及情勢的需要做交叉的組合。 3、 美國不讓它們其中一個發展為可以支配其他的幾個力量；亦不把美國擺在與四個同時對抗的位置上。 4、 鑑於亞洲太平洋地區的經濟七十年代以來出現持續發展的態勢，美國的政策，將會更多的精力投注在經貿上，特別是建立美國在科技上的優勢地位。 5、 美國已經不可能再直接地、大量地介入亞洲的軍事衝突與糾紛中，但是美國將運用其軍事的優勢，試圖操控亞太地區的區域事務。 6、 美國的民主制度與人權價值將繼續被推展 。 在此一構

想中，不但可以知道美國將與亞洲的國家要建立新關係，更可以解讀為是建立一種友善、利於雙方發展的關係。而在這樣的思維架構中，與中國友好地發展雙邊友誼，進行合作， 自是美國下一世紀亞太計畫中的一部份。 柯林頓政府在完成對中國政策的評估後，於一九九三年正式地提出將與中國進行「全面性交往政策」（Comprehensive Engagement Policy）。一方面，則是肯定中共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上具有重要地位，更強調「中國在全球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美國不想孤立中國，…而中國的發展將使我們對政治自由抱有更大之希望 」。一時，美中繼續友好交往的政策似已成形。而柯

林頓在同年的九月份簽署由國家安全事物助理雷克（Anthony Lake）所提的對中國之「行動備忘錄」，使「全面交往的政策」正式落實 。 對於柯林頓政府的中國政策，國務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在一次演講更是將其原則清楚且明確地說明。克里斯多福認為柯林頓的中國政策，除了是延續自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s）時代美國一貫的政策思考之外，其所寄望建立的是與中國發展長期且和平的關係。而兩國間的關係發展必須遵守以下的大方向： 1. 中國發展為一個安定、開放且成功的國家，是與美國的國家利益極為相符。

2. 美國支持中國全面且積極地加入國際社會。 3. 雖然希望用對話與溝通的機制來減少彼此的衝突，但是若影響到美國的自身利益，仍是考慮採取必要之行動 。 這樣的原則，明顯的是與美國的全球與亞洲戰略思考是相輔相成的。一個安定、開放的中國，對於美國而言，不但是亞太區域安全上獲得保障，更使亞太地區的經濟能順利發展，更進一步去發展美國所希望的開放自由貿易體制。然而支持中國加入國際社會，使其行為都能受到國際規約的規範，以及中國真正融入由美國所主導之國際體系。 美國的全面交往政策，除了依照國務卿克里斯多福所說的三項大原則去落實之外

。我們更可以從柯林頓政府的發言中歸結出，所謂的全面交往政策（Comprehensive Engagement Policy），是要追求美國與中國在經濟上的擴大接觸，使中國能融入全球的貿易與金融體系。更在軍事、外交上多多對話與交流，讓中國能在世界重要議題上與美國相互合作。若是再深入分析柯林頓的中國政策政策，我們可以發現，全面交往政策的更深層意義在於，美國要藉由此種的外交政策，促成中國依照美國所希望的方向去改變。換言之，雷根（Langer）時代所建立的建設性交往政策，只是做到了互利互惠的交往，並沒有存在使中國改變的意圖。但是，柯林頓時期的中國政策，除了建基於要使雙方都能受益之外，更積極地希望讓中國

進行「和平演變」，以利於美國下一個世紀戰略規劃的實踐。 第二節 1992-1996年的對華政策 柯林頓就職之後，對於最惠國待遇的續惠與否，仍是一大重要政策。隨著最惠國待遇期限的逼近，各方的聲音也越來越激烈。柯林頓必須在保全美國國家利益的考量下，又須面對國會「支持有條件給予最惠國待遇地位」之阻力，和自身在競選期間的誓言下去做出決定。終於在一九九三年的五月二十八日，柯林頓發表了對中國最惠國待遇地位的聲明。聲明中，柯林頓以行政命令宣布，延續中國最惠國待遇地位十二個月，但是下一年度是否續惠中國，則視中國是否符合行政命令所列出的條件而定。這一行政命令的下達

，充分地顯示出柯林頓政府把「最惠國待遇地位」與「人權問題」相結合的想法。而這一個作法確實引來中國強烈的抗議，更使得中美之間的關係陷入膠著與低潮。 然而就美國本身的現實利益來說，中美貿易的日趨緊密，已經造成兩國相互依賴的情況。而一旦終止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地位，或是「有條件的最惠國待遇地位」的繼續存在，都必然使中國採行報復的手段。此時，美國則必須承受極大的經濟損失。而且近些年來，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具有相當強的發展潛力，是全球各國所亟欲分一杯羹的地方。如果此時美國因為最惠國待遇地位與人權掛勾的政策，使得美國的現實利益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這是美國任何政府都所不願見的。更何

況在競選時，柯林頓標榜以振興美國的經濟為首要任務，重視美國的經貿利益自然更形迫切。 柯林頓政府面對美國實際上的經貿利益，與國會和行政部門的態度轉變，再加上中國對掛勾政策的強烈反彈。種種的壓力，促使柯林頓在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宣布繼續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一年，並且將人權問題與最惠國待遇地位脫勾。簡單的說，美國在諸多的考量下，放棄了利用最惠國待遇地位為籌碼，與中國進行對立、對抗，造成雙邊關係的低潮。取而代之的是將以更積極的態度與中國進行交往與發展雙邊關係。不但避免了中美兩國之間可能引發的貿易戰爭，也挽救了整個中美關係。更有可能因此而擴大雙邊的貿易合作，促進兩方關係的改

善與發展。此時，美國政府體認到，他們所要追求的是一個更為開放的中國 ，而且，「一個穩定、強大與繁榮的中國才是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 全面交往政策的出現，表示了美國政府正視了中國在下一個世紀所具備的戰略意義。二十一世紀是經濟合作世紀，中國所擁有的資源與市場，令人無法小覷其經濟潛力。同時亞洲與全球的安全上，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美國自然必須以美國在世界及亞洲之廣泛利益的觀點，來建立與發展中國與美國的雙邊關係。同時，更要與中國建立一種長期建設性的友好關係。換言之，柯林頓從掛勾政策到脫勾政策的這一個過程，明白顯示出美國對華政策的傳承。柯林頓的全面交往政策，就是延續了布希時代的

建設性接觸政策，並且更將其發揚光大。更積極地表示出，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不只是經貿上的多交往，同時進一步地希望與中國進行更多且更廣泛的接觸，以求用雙方面的對話溝通，來減緩彼此的衝突與糾紛，以求更符合中美兩國的利益，進一步使中國在世界上發揮其建設性的作用，融入國際社會，遵守由美國所主導建立而成的國際規範。 第三節 1996-2000年的對華政策 在一九九六年的亞太經合會非正式的領袖會議中，美國與中國雙方均對彼此表示認同與友好。江澤民表示，目前中美兩國的氣氛已經明顯改善，這對於發展兩國的雙邊關係的有利條件明顯增多，而中美兩國的關係也面臨進一步改善與發

展的良好時機 。柯林頓也表示，雙邊有著共同的戰略利益，……，願意與中國建立一個合作的夥伴關係。雙方並同意於未來的兩年中實現領導人相互正式訪問，同時進一步接觸來討論有關的重要議題，如全球安全、地區性的問題、武器擴散等議題 。這一次會議的友好氣氛，就位中美夥伴關係拉開了好的序幕。 美國與中國的戰略夥伴關係，就在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所發表的中美聯合聲明中被提出。聲明的發表，顯示了雙方提昇兩國關係的決心與意圖，更意味著正式的戰略夥伴關係就此建立。聲明中明白的寫著： 「……中美雙方同意，健康、穩定的中美關係，不僅符合中美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對於共同承擔責

任，努力實現二十一世紀的和平與繁榮是重要的。雙方也同意，中美兩方既存在有共同的利益，也存在著歧異點。在雙方有重大的共同利益，就本著合作與坦誠的精神，迎接挑戰，取得具體的成果。……兩國的元首決定，中美雙方透過增進合作，面對國際上的挑戰，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共同致力於建立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為實現這一個目標，雙方同意，從長遠的觀點出發，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下，去處理中美兩國的關係 」。 中國與美國雙方所建立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到底是屬於一個什麼樣的性質呢？美國國務院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 Shirk）在記者會上做了以下的說明：戰略夥伴關係事實

上是指外交政策上的共同合作，並不是軍事上的結盟。因此，『戰略』一詞，所說明的是外交政策意涵上的戰略，並不是軍事策略上的戰略 。美國在台協會卜睿哲（Richard Bush）、亞太政策中心副主任卜道維（David Brown）及美國駐北京前任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均表示，中美的戰略夥伴關係，並不具有軍事上的聯盟關係 。國務院的高級官員也表示，中美聯合聲明中所提到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是一種期望，不代表現在北京與華府之間的關係。而這一個戰略夥伴關係也不是一個聯盟的關係。「建設性」的一詞，所要強調的是，這一個關係是必須對各方都好，不會對於其他的人有不利 。總結美國方面的解釋，我們

可以知道，中美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仍是包含了軍事安全的協商機制。但是這樣的關係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會隨著中美關係的發展而有所變化。目前中美雙邊所建立的戰略夥伴關係，是著重在利用定期的高層相互訪問、商討為主軸，匯集雙邊的共同利益，加強合作的進行，暫時不會出現軍事上的同盟關係。若是要更簡單的說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就是全面性且更深入的雙邊交往模式。 中美之間『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意味著兩國都體認到，在未來多極的世界體系中，相互的合作將會伴隨著巨大的利益，而相互的對立只會兩敗俱傷。中美兩邊會朝著積極、友善相互交流的方向，發展雙邊的互動關係，以求極大化利

益。同時，這樣的關係更進一步地顯示出，中美兩國的合作關係，將是下一個世紀世界新格局的支配主軸。 第四章 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 第一節 三角架構的交往原則 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在一九七二年改變了美國的中國政策，推動中美正常化彼此關係，而自此美國、中國、台灣三方的交往也就一直在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報、一九七九年的建交公報、一九八二年的八一七公報，與台灣關係法的框架之下。大致上可以將美中台三方的三角關係歸納為以下原則性的規範。 一、『一個中國的原則』 二、『和平解決台

灣問題原則』 三、『兩岸中國人自行解決的原則』 四、『確保台灣自衛能力的原則』 第二節 三角架構下的互動 一、『李登輝訪美事件』 在台灣積極的爭取之下，一九九五年美國國會通過議案，要求美國政府發給李登輝總統訪美簽證，同意其以「私人身分」訪問母校康乃爾大學。美國眾議院更是提出十一點的理由 ，要求美國政府應該同意李登輝總統的訪美。同年五月，行政部門放棄原有立場，白宮與國務院分別宣佈同意李登輝訪問康乃爾大學。 雖然國務院一再的說明，李登輝訪美行程並不是表示美國與台灣的關

係有了基本的改變。但是對台灣而言，總統的訪美的確是務實外交的一項重要成就。而且，李登輝在美國康乃爾大學中所做的演講，不僅是大聲地說出了中華民國的國號，更是多次提及，這有其重要的代表意義。總之，這一次康乃爾之行，儘管美國不認為與台灣的關係發生基本架構下的變化。但是此次的訪問是美台斷交後，台灣最高領導人再次訪美。或許不是以官方身份的名義去訪，然而，訪問行程對美台關係的進展與台灣務實外交的鼓舞，其重要性自是不可言喻。 對於李登輝訪問美國，中國除了發動媒體猛烈抨擊之外，更積極地透過外交、軍事、經濟等手段，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台灣的政局。中國也於一九九五年告知台灣，台灣近期的行為

嚴重地破壞了兩岸的關係，舉行辜汪會談與預備性磋商的氣氛被破壞，所以協商的時間不得不予以推遲。自此兩岸的協商大門就此關閉。眾多反映行為中，最震驚世界的莫過於一九九六年的飛彈試射事件。而為此次的台海危機，美國還派遣了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到台灣海峽附近監視，中國也回應美國出動核子潛艇，頓時戰爭的態勢相當緊張，中國與美國的關係更是差到不能再差。總而言之，近年來的美國、中國、台灣的三角關係，在李登輝訪問美國之後，已經降到冰點。對三方而言，三角關係呈現的是緊張且瀕臨崩潰的情況。 二、『柯林頓與江澤民的互訪』 一九九七年中美新聲明的發表，顯示了雙方提昇兩國關係的決心與意

圖，更意味著正式的戰略夥伴關係就此建立。聲明中明白的寫著： 「……。為實現這一個目標，雙方同意，從長遠的觀點出發，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下，去處理中美兩國的關係 」。 然而，新聲明中明白的表示，對於「台灣問題」雙方都同意恪守三個聯合公報，在既存的三角架構下進行三方的互動。雖然不如中國所希望的美國將「三不政策」化為文字寫入文件中。但是，白宮國家安全顧問伯格（Samuel R. Berger）在高峰會後的新聞簡報中，明確地指出「柯林頓總統重述我們的基本政策，那是我們建立在三個公報上的政策核心。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 」。隨後，柯

林頓總統也在上海公開了由「一個中國」政策所衍生出的「三不政策」－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不支持台灣參加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組織。 總之，柯江的互訪，代表了中國與美國關係的改善。而中美新聲明的發表，更是讓九五年脫序的美國、中國、台灣三角關係，回到長期建立起來的互動中。但是，對台灣來說，是外交上的失敗與國際空間的限縮。這樣的發展情勢使得原來就不等邊的三角關係，越來越傾斜。 三、『特殊國與國關係』 在一九九九年的夏天，台灣總統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的訪問時，公開地向國際媒體表示，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是定位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上。其談

話的內容為： 「記者問：宣佈台灣獨立似乎並非實際可行，而北京「一國兩制」模式則不為大多數台灣人所接受。在以上兩種路線間，是否有折衷方案？如果有，其內涵為何？ 李登輝答：……，中華民國從一九一二年建立以來，一直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又再一九九一年的修憲之後，兩岸關係訂位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所以並沒有再宣佈台灣獨立的必要 」。 特殊國與國的言論一出，引起軒然大波。因此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對於「兩國論」做了中華民國立場的書面說明。台灣方面認為，兩國論的提出，只是分治五十年來的事實的一種陳述，世界各國與中國不需要反應強烈。我

方雖然做了這樣的事實陳述，不是去改變既定的我方政策，或是宣佈台灣獨立，也不是脫離現有的三角互動結構。而我方所要追求的是以對等的地位開創跨世紀的兩岸關係。同時，我方願意與任何相關方面溝通，藉此傳達我方的整體想法，共同維護台海與亞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 當「特殊國與國關係」的話題一出，反應最為強烈的自是中國。中國從官方到學界都認為，「兩國論」就是台灣獨立的思想，台灣所要造成的是「一中一台」或是「兩個中國」，這已經背離一個中國的原則，中國方面不能接受。面對此次「兩國論」的事件，中國再一次重申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和平統一的基礎，而且中國的領土與主權不容分割。而「兩國論」的提出，

已經嚴重傷害了兩岸之間的關係，有可能會形成九六年後另一次的台海危機，台灣當局必須懸崖勒馬，重回到一個中國的原則下。除了媒體的喊話之外，根據香港日報指出，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中央高層會議中指出，不論涉及什麼範圍、不論採取什麼手段、不論付出多大代價，都要堅決制止「台獨」企圖 。 為了這「兩國論」言論，中國與美國進行了熱線通話，通話中江澤民批評「兩國論」的提出，是對現有國際社會認同的一個中國原則進行嚴重的挑釁。並要求美國確實恪守三個聯合公報，以及三不政策，認為這對維持台海局勢的穩定與中美關係的改善是至關重要的。而美國方面也重申對一個中國政策的堅定承諾。這個訊息明顯的透露出，「兩國

論」並不受到中國與美國方面的支持和認同。 綜觀情勢，中美關係的緊張，或許短期之內台灣可以從中得利，但是就長期觀點來看，對於兩岸的關係只有更加緊張，中國只會更敵視台灣。美國、中國、台灣的三角關係是在中美關係良好的情況下，台灣才會蒙受其利。正如九六年台海危機時，季辛吉曾說：「一個中國，各有自知」的政策架構確保了七零至九零年代的台海和平與穩定之格局，證明了它是可行而正確的政策。而三方應該繼續在這一個框架下持續的互動，以求三方都能確保自己的利益，也能保障台海的和平與穩定。換句話說，美國、中國、台灣所需要的是在現有的架構下，進行三方的建設性與良性互動，以擴大對話與合作的基礎，

發展三角穩定與平和的關係，使三方都能是贏家。 第五章 結論 從布希時期的建設性交往，到柯林頓時期與中國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美國與中國的雙邊關係雖然有起有伏，但是綜觀整個後冷戰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我們清楚地得知，美國相當重視雙方的關係，而且一直是採取與中國發展良好關係的方向作為對華政策的導向。而這樣的一個思維模式將在本世紀繼續地被遵守與執行。除此之外，中國方面也對發展友好的雙邊關係相當重視，而且也積極推展。所以筆者認為，本世紀的中美關係將會是兩國在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架構下，極大化雙方共同的利益，極小化兩方的歧異，以求雙方維持良好且善意的關係。總而言之

，中美兩國都體認到在本世紀中，相互的合作所伴隨而來的是龐大的利益，相互的對抗只會兩敗俱傷，所以中美雙方都會朝著積極、友善的相互交流方向，發展一種長期的合作互動關係，以求雙方利益的確保與極大化。 在面對中美兩國如此的思考架構下，身處於台灣的我們到底應該如何應對？如果試圖利用台灣議題傷害中美雙方的合作或關係，誠如前文所述，成功的機率相當地小。此外，中美雙方元首的互訪及新聲明的簽訂，更使中美關係回到長期以來的合作軌道與友善關係。而這樣的發展就使得中國、美國、台灣之間的三方關係越來越傾斜，台灣越來越不可能在這樣的關係架構下去影響中美雙邊的關係。現今中國所要求的是彼此在長期建立起來的

三個聯合公報與一個中國的政策下去進行三方的交往互動。只要台灣不出現任何台獨或是違背一個中國原則的行為，遵守這遊戲規則下，兩岸還是可以有良性的互動與對話。換言之，中國還是同意在中美聯合三公報與一個中國原則下，三方進行交往。但是，若是任何一方有破壞規則的言論與行為，中國不排除使用強硬的方式解決台海問題。為了確保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以及維護三方自己的利益，繼續維持原有的三方互動架構是一個可以被接受的交往模式。換言之，台灣所要做的是在現有的架構下，與美國和中國進行三方的建設性與良性互動，以擴大對話與合作的基礎，發展三角穩定與平和的關係，避免造成台海的動盪，甚至置自己於更不利的國際地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