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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通訊與殖民地臺灣-以電報、電話為中心

為了解決旺德電通大園的問題，作者曾立維 這樣論述：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陸續展開鐵路、築港、道路、通訊等基礎建設，以做為統治開發臺灣之需。臺灣總督府在面臨不同時期的官民通訊需求，提出了不同因應措施，透過說明總督府革新措施的執行情形，可了解總督府在通訊發展中主要著重於哪些方面，以及背後所隱含的想法。基本上，日治時期臺灣，近代通訊電報電話事業發展，可分為五個階段：(一)、1896年至1908年是電報電話事業萌芽期。(二)、1909年至1917年是電報電話事業快速擴張期。(三)、1918年至1927年是電報電話事業緩慢成長期。(四)、1928年至1936年是電報電話事業革新期。(五)、1937年至1945年是電報電話事業的急速擴張時期。日本統治剛開

始時，以「速成急設」策略下開展的近代通訊事業，在臺灣民間社會對近代通訊設備使用的需求不大時，並未發生太大不便及問題，因為如電話這樣網絡型服務中，要產生所謂網絡外部性現象後才有可能快速的擴張。在總督府的推動下，近代通訊電報電話的業務服務據點，至少於第二個發展階段時，已在臺灣社會有一定的普及度。這樣隨著對於電報電話使用數量增加後，先前建設時採取的應急兼用之措略，開始有破綻出現，也就要民間對通訊設施有更大需求，而與官方需求開始產生差異。由限制臺灣電報電報事業發展的兩個主要問題，電話用戶申請加入未開通問題，及臺日海底電報線故障通訊能力不足問題，可看出總督府官方與民間商工業者，彼此對通訊需求的差異。對於

總督府的通訊需求來說，初步的全島性通訊網的達成，以及改善統治機構間聯絡的不方便是急切重要的，但是進一步的提高通訊品質，則未必是那麼急切要進行的事務，而這正是民間商工業者的需求。此反應在對總督府來說，治安、行政網的通信基礎建設目標達成後，就進一步促使電話交換局和電話用戶更加普及，讓電話通信網絡更能發揮其功用及優勢，是較缺乏動力且不具積極性。在1920年後，臺日間因3條海底電報線故障導致的電報傳送延遲、停滯，甚至完全不通的情況。對於常常利用臺日間電報通信的商工業者來說，其所需要的是一個能長期穩定且具有充足容量可供收發，又快速不延遲的電報通訊系統。這也是為何民間商人組織如臺北商工會，總是比起臺灣總督

府更重視臺日間電報通訊設備不足之問題，及提出許多具體改善措施。若與大約同時期電話用戶申請加入未能開通問題相比較，對於兩者最常利用的商工營業者來說，由全島實業大會各時期提出給總督府的意見來看，則與日本國內電報通信的能力提升及時間的縮短，比起電話用戶擴張問題，才是他們比較重視的議題。這也剛好反映在總督府對於這兩個問題解決的態度上，相對於總督府對電話用戶擴張態度的消極，則對臺日間電報通訊的改善擴張上，是較為積極且快速。就臺灣經營者來說，日治前期因未感受到新通訊設備對其經營有何益處時，當然不會引起商家們去裝設。等到網絡外部性的效應出現後，對其經營上確實有其效益，則反而是臺灣人街庄紛紛要政府當局儘速裝設

電話。對臺灣的經營者來說，只要是對經營有所幫助，日本人帶入的新經營模式或觀念臺灣人不會排斥。在1930-1941年，電話用戶申請未開通者中，臺灣人在多數時間都在6成左右比例，高過日本人的比例，由此可看出臺灣人是頗為希望能裝設電話，只是事與願違，未開通停滯數量較日本人多，不然日治時期臺灣人用戶占電話總用戶比例應也不止三分之一而已。然而，進入戰爭體制下雖使得電話用戶數比起先前有不小的擴張，但對電話申請加入的不良影響，在於被限定於與戰爭相關事業。在戰爭期間，當整體用戶數量仍在增加的同時，在1941年起臺灣人用戶數量就已呈現減少的情況，這反應在1936至1942年，臺灣人用戶占整體用戶比例大幅度滑落了

8%。這些數字代表著進入戰爭的電話加入限制，與日本人相比，似乎多點是限制到臺灣人電話申請加入方面。若就這時電報、電話兩者的關係來看，電話通訊方式在1910年代網絡外部性效果出現後，市外電話通數呈現大幅度增長。也就是說，因商業發達而產生的更多及時通訊需求，主要是依靠電話來傳遞而非先前的電報。臺灣島內電報收發數量實際成長就變得較為有限，電報事業原以島內市場為大宗，1911年後也逐漸變為以臺日間市場為主。然而，若從整體臺灣對內對外資訊快速傳遞的市場來看，仍有相當大區塊是那時電話普及率所無法觸及，也因此電報可以說是繼續延續著在這些區塊的優勢。事實上，在日治時期無論電報或電話的提供者都是官方總督府，因此

兩種通訊工具並沒有競爭關係，反而是互補、相容或共用，兩者的互補關係的例子就具體表現在臺灣報紙的採訪消息的傳達上。事實上，人們意識上的共同性來自於報紙內容，而報紙內容則依靠電報電話的快速傳遞給編輯者才得以形成，故這亦是近代通訊對於臺灣為一體性統合現象形成之貢獻。最後，雖在日本統治結束時，電話用戶占全體戶數比例仍有限，然而，我們不能以現在電話已朝向個人化角度去看這個數字，回到日治時期的時代脈絡下，因電話用戶大多非在自宅個人使用，而是屬於官方機關、社會團體或各類營業地點的多人使用，因此雖僅是一個用戶，使用電話者可能會很多。由日記中可看出，因電話多是在工作場所來利用，所以一個人使用電話的頻繁度，則會因

職業別改變而有落差，這並非個人習慣改變，而是環境改變始然。總之，日治時期人們生活內容受電話的影響是遠高於用戶數量所呈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