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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慢移動的介中∕中介：台北市「橋下市場」的空間生產

為了解決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施工科地址的問題，作者廖翊筌 這樣論述：

本文探討「橋下市場」的空間生產，藉由「移動性」來梳理橋下市場的規劃建造、空間實作與變遷等歷史過程，分析都市空間政治的權力運作。以台北市堤防內、道路系統中的橋下公有市場為例，透過次級資料分析、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結合新聞與網路資料，獲得以下發現：首先，台北市橋下市場的規劃與興建牽涉戰後攤販治理與市場安置政策，從1950年代開始的攤販治理的困局與治理技術的摸索與變遷，到1970年代橋下市場的形成，呈現了都市空間政治如何以空間為手段來治理都市攤販問題，如何藉由興建公有市場、臨時市場、建立正式與臨時制度，來容許攤販存在於特定的都市空間之中。治理過程體現公有市場安置配租的三種特性—「臨時化」、「支付

化」與「附加化」，此三種特性更補充了既有觀點之不足，說明攤販安置並非用於提昇社會福利與集體消費。其次，本研究回應橋下市場為一舉兩得的觀點，說明橋下市場的空間生產過程與變遷，反映了一種「移置」—移動和置放的都市空間政治，都市空間政治透過移動與置放特定的人、物、制度，來促成都市空間的持續運作。如為了促進都市交通的移動性，藉由生產橋下市場並移置攤販進入，以此騰空街市所處的都市空間，都市空間政治藉由節制攤販移動性來促成機動車的移動，並且形成都市空間的速度差異。隨著移動基礎設施的加速，導致了橋下市場的限制，但也浮現跨越與挪用移動基礎設施的可能性。最後，橋下市場的空間實作，呈現了橋下市場作為「移動的介中/

中介空間」的性質，承載了不同的移動實作，包含攤商的落腳經營與社會流動、舊書舊貨等緩慢經濟，甚至支持著非營利組織的社會實踐；藉由梳理不同的空間實作，以回應橋下作為都市治理縫隙的地方意象，並且重新記憶與評價橋下市場的空間生產。

克難城市：戰後台灣都市規劃視野的反省

為了解決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施工科地址的問題，作者蔡宜紋 這樣論述：

台灣都市「高地價」與「低品質」並存的獨特現實乃是理性計畫下的後果。戰後的規劃者相較於日本殖民者，更缺乏預見未來可能問題及預作防範的前瞻眼光。作為構想社會集體未來藍圖的都市計畫，在戰後台灣的實踐中，弔詭地遠遠落後於現實需求之後。戰後的國家及其規劃專業者缺乏經濟富裕後對於生活品質經營的意識。此正是台灣都市發展經驗的特異之處。台灣都市高密度發展是「非都市土地限制供給」與「都市用地需求認定偏低」二者共同促成的結果。戰後都市用地需求標準的釐訂過程中，國內專業社群擁有極高的自主性，他們主動拒絕西方設計標準與美國顧問建議。專業規劃者所信服、關切的價值，亦即盡可能保護農地與壓抑不具生產性功能的都市生活用地是

促成台灣戰後都市惡質環境更重要的原因。農地農用意識形態於五○年代便已具體成型，此時保護農地的意識來自於對國防安全、糧食匱乏與農業經濟崩潰的戒慎恐懼。這是隨國民黨政府來台整個統治世代，基於長年貧窮、戰亂的歷史生活經驗，養成對於生命存續與集體安全的高度關切與危機感。六○年代起，影響都市用地需求認定的因素，除了已經普遍存在於當時「盡可能保護農地」的價值關切之外，更有對於伴隨工業化而來，但不具生產性的都市生活用地侵佔農田的焦慮。農工用地爭議事件直接或間接地促成規劃專業社群對於區域計畫規劃視野的改變，以及該社群對於合理都市密度意見的轉向。早在農業部門施壓之前，規劃專業者便從計畫上放棄主張更大都市用地範圍

的企圖，並主動限制都市擴張並維護農地。然而重新釐訂土地使用規劃標準並未成為當時專業社群內視為應當認真思量、考慮甚至進行辯論的議題。大幅提高規劃密度標準乃是整個社群彼此默會、相互同意下自然而然發展的結果。台灣的都市專業社群並不若過去研究所言，無視於台灣社會的獨特性。相對的，他們長期堅守「地狹人稠」、「高密度及居偏好」這二個建立於「農地農用意識形態」對台灣社會所產生的刻板認識與迷思，拒絕採納一般基於規劃理論與規劃實務提煉出的用地需求標準。高密度未必直接導致低品質的都市環境，農地農用意識形態僅能解釋台灣都市內地價高昂的現象，但無法充分說明台灣高地價與低品質同時並存的獨特現象。當年國內的規劃社群除了堅

持高密度規劃之外，同樣無視於外籍顧問對於高密度規劃下管控建築密度必要性的建議。戰後直到九○年代以前，主導台灣都市計畫部門的規劃者，絕大多數是經歷戰亂與貧窮的世代。長期經濟匱乏與缺乏安定的生活經驗，使得他們傾向滿足於較低標準的都市環境。早年貧困的生活經驗，使得規劃專業者對於環境品質內涵的認知貧乏，對於何為維護都市生活品質不可讓渡的設施需求，其認定也相對偏低。都市高地價與低品質並存的現象，顯示這是台灣快跑奔向新社會之際，還來不及脫去舊時代僅重視生產、追求溫飽、壓抑消費與輕忽質感的生活態度使然。這些作為專業者的社會精英，他們對於台灣集體未來的想像，仍受到過去舊傳統與特定歷史經驗磨塑的世界觀所侷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