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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說冠冕契訶夫：悲劇以哀鳴粉碎表象，喜劇以歡聲完整哀悼，短篇小說與劇作的天才

為了解決新劇的問題，作者鄧韻如,郭豔紅 這樣論述：

　　「要是命運狠心的欺負您跟我，那就不必跟它求情、對它叩頭，而要看不起它、笑它，要不然它就會笑你。」──契訶夫 　　面對多舛的人生路，他堅持不懈地且戰且走，與命運打游擊， 　　白日為金錢奔波，晚上為夢想奮鬥，終成享譽國際的一代文豪。 　　他熱衷公益，免費行醫造福鄉里，卻因此埋下禍根，染上肺結核， 　　在與病魔的抗爭中，完成了《櫻桃園》後溘然長逝，結束燦爛的一生。 　　▎童年坎坷，臨危受命擔家計；愛上寫作，興趣也要能當飯吃 　　「他有著天才的火花！……勇敢、開闊的思想，遠大的眼光……他種下一棵樹，他就已經看見了千百年的結果。」 　　他有嚴厲至極的父親，要他們從小十項全能

，更要他們照顧家族事業，多頭燒的小契訶夫有多元嘗試的機會，最終與寫作相遇。 　　家族破產、父親出逃、家人遠走，獨留契訶夫在家鄉刻苦半工半讀，爭取到莫斯科的醫學系獎學金，成功當上醫生負擔全家家計。 　　即便薪水多也不夠全家吃，契訶夫終於找到興趣與麵包的平衡點，從此踏上寫作的傳奇旅途。 　　▎還有抱負待實現，還有想法該說明，棄醫從文，成為文壇新星 　　「人生的快樂和幸福不在金錢，不在愛情，而在真理。」 　　契訶夫意識到自己的天職是文學，醫學只是他幫助他人的技能而已。但是經濟問題赤裸裸擺在眼前，他找到新的合作對象，發表了小說《苦惱》、《追思》，奠定了契訶夫以諧謔的不幸陳述事實的寫實作品基調。這顆

文壇新星冉冉升起。 　　▎《草原》一戰成名，躋升一流作家 　　殘暴的詩意是《草原》的印象。 　　《草原》本身並無複雜的結構，不是用矛盾，不是借外部人物事件的衝突來建立故事，而是借巨大的景色美和人的生存企求之間的對比、落差以呈現小說主題。作為生命容器的大自然是如此令人迷戀、陶醉，而這美麗器皿中盛放的竟是無數艱辛、酸楚、命運的粗暴。 　　那酷暑下沉悶的草原，無疑又成了令人窒息的俄國社會生活的象徵。 　　▎《伊凡諾夫》奠定劇作地位，用「下等人」的題材創造史詩的高度 　　一個年輕人伊凡諾夫從對生活的滿懷希望到歷經幻滅、冷淡、神經脆弱和爆發之後選擇在婚禮上自殺。一個人的大喜大悲就在此間。 　　伊凡

諾夫的悲劇不是他個人的，而是全俄羅斯的。這個被寒冷和空曠所充斥的國度裡，人們用酒精和蠢話維繫著空洞庸俗的生活。這些是讓契訶夫深為痛心且難以容忍的。伊凡諾夫的個人性格是時代和社會的一面鏡子，反映著整個俄羅斯社會的處境。 　　契訶夫將凡人的、社會的故事搬上舞臺，創造出最無波瀾的史詩和最深刻的感受。 　　▎行善積不了陰德，染上肺結核，與病魔拔河仍英年早逝 　　契訶夫一生行善，甚至跑到流放地「庫頁島」為囚犯發聲，但卻未得命運之神眷顧，他染上肺結核，在書桌前唾血創作更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如享譽國際的《海鷗》（The Seagull），現實與理想追求的拉鋸戰，作品沒有給出解答，但對契科夫來說，他堅持了理

想。 　　「受到痛苦，我就叫喊，流眼淚；遇到卑鄙，我就憤慨；看到骯髒，我就憎惡。在我看來，只有這才叫生活。」 　　嘗盡酸甜苦辣人情冷暖，以真實過活，即是人生。 本書特色 　　契訶夫與莫泊桑、歐亨利並稱世界三大短篇小說之王，隱然有摘下桂冠之勢，他是19世紀末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家，一生熱衷公益與寫作，行腳中下階層，將所見所感化作謔浪笑傲，最淒慘的事情以最歡樂的方式呈現，面對哀思，哭是一種境界，以不哭為哭，其力甚勁，其行彌遠。

新劇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二十世紀初期台灣口述傳統的現代性轉轍：以傳說與印刷媒體的關係為中心

為了解決新劇的問題，作者呂政冠 這樣論述：

論文摘要口述傳統曾經是民間社會傳遞訊息、交流經驗最重要的媒介；但是當口述傳統遇到名之為現代性的文化場域時，為了適應受眾結構的改變，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調整。二十世紀初期是印刷媒體報紙頻繁地介入口頭傳播軌轍的時期，其中又以傳說文類最為明顯。因此本文將以傳說和印刷媒體的關係，進行其媒介轉轍的現象描述，並從中思索口述傳統的現代性意義。本文選擇了三個傳說案例，來說明三種口述傳統的現代性意義。第一則是「楊乃武」，約莫是在1920年前後以商業戲劇的形式傳播至台。這則渡海而來的傳說為我們展示現代語境底下，口述傳統亦會透過商業與人口移動，得以加速傳播，並擴大傳播範圍。「楊乃武」在傳說形成到傳播至台的過程中，經歷

多重轉轍的過程，在傳統冤案的基礎上，加入了現代司法的感性敘事，並使其在無傳說物依附的情況下，得以在台持續流傳。多重轉轍是現代口頭敘事的必然情況，但是本文舉出「嘉慶君遊台灣」為例，透過該則傳說形成的歷史記憶與地方起源說詞，藉此說明口述傳統在遭遇文字媒體時，並非全然的失守。一個仍保有活潑的傳講潛勢的傳說，證明了口述傳統在現代語境下仍然保有其生命力。最後，本文以「義賊廖添丁」的傳說生命史為例，指出亦有由文字流向口傳的「反向轉轍」的狀況。而這種反向轉轍的發生，必須同時建立在傳統框架的穩定敘事，與民間反應現代想像（或殖民想像）下的情境關係。因此本文認為「廖添丁」應該算是台灣第一個大型的當代傳說。最後本文

則以「口頭檔案」與「文字媒介」的觀察，去思考文字／口頭之間的相同與差異，並指出文字的侷限性，及其反應講述語境的可能性。

安平追想曲：王友輝劇作選輯

為了解決新劇的問題，作者王友輝 這樣論述：

　　劇本創作之於資深劇場人、劇作家王友輝，是此生不會改變的「甜蜜糾纏」。2001年，他將四十歲以前的舞臺劇本創作結集，出版《獨角馬與蝙蝠的對話》四冊套書。二十餘年後，他回顧筆下創作與自身的生命軸線，選取五大類型、六部劇本，選編成本書《安平追想曲──王友輝劇作選輯》。 　　本書包含多元形式舞臺劇本之創作理論與歷程論述及創作文本，包括〈新編歌仔戲的文學書寫〉、〈舞臺歷史劇的當代書寫〉、〈多語音樂劇的詩情書寫〉、〈青少年劇場的奇幻書寫〉、〈繪本劇場與閱讀的教學創作──《沒毛雞》與《KIAA之謎》〉等五篇創作論述，以及相應的新編歌仔戲《安平追想曲》、舞臺歷史劇《鳳凰變》、音樂劇《

我是油彩的化身》、青少年戲劇《白霧黑森林》與《KIAA之謎》，還有無言童劇《沒毛雞》等六個劇本，是王友輝近二十年來的劇本創作代表作品選輯，也是二十年間他在劇場編導創作及教學實踐的集大成之作。 本書特色 　　劇場裡的表演藝術稍縱即逝， 　　這樣一個朝生暮死的藝術形式， 　　唯一能夠真正留下來的似乎只有劇本； 　　隨著年齡增長，演員可能必須退出舞臺， 　　導演可能交出權力，但劇本的創作卻可能更加精準且深刻……  

劇本敘事中的家・國再造： 以李國修、紀蔚然、吳念真劇作為核心

為了解決新劇的問題，作者許正平 這樣論述：

八〇年代的小劇場運動是臺灣現代戲劇與劇場發展上的分水嶺。在美學上，小劇場運動逐漸揚棄了盤桓臺灣戲劇創作年深日久的寫實主義，從實驗劇場開始，而前衛劇場，在八〇年代後半發展出反敘事、反文學性、反鏡框舞臺、去中心意義、解構的後現代劇場風格。在意識形態上，則從反共抗俄、大中國主義等由統治官方宰制的集體大敘述中解放出來，並與解嚴後勃發的本土主體意識呼應，勇於涉入過往被視為言論禁忌的種種議題，也各式的社會運動或政治場合現身，使劇場從過去的政策宣傳工具，一轉而為激進的社會抗爭利器。美學與政治的雙重轉向，造成的影響之一是，導演劇場的興起，劇作家與劇本的影響力式微，甚至遭到劇場排除。九〇年代後，雖純粹能以劇作

家身份持續寫作，並獲得演出製作的創作者，紀蔚然是其中之少數，但多數劇場創作者則同時擁有包括劇作家、導演、演員等複合式的創作主體，如李國修、王友輝、汪其楣等，而吳念真則是從電影的編導轉進劇場創作領域，足見此時期劇作家跨域之多元。本文試圖從美學與政治的二元對立分法中另闢蹊徑，觀察前衛劇場潮流與解嚴之後，實際投入劇本寫作並演出的李國修、紀蔚然、吳念真等三位劇作家作品，他們在導演做為創作主體的當代劇場裡發展出什麼樣的劇本敘述策略，衍異出新的美學形式？其中，編導演三位一體的李國修，以拼貼與後設的結構，打散線性敘事的封閉性與整體性，探問個體記憶的虛實真假；紀蔚然則透過「反傳統的敘事模式」，突出說話者的欲望

和主體，質疑寫實、客觀敘事的可靠性；從電影轉進劇場的吳念真則結合了通俗劇敘事與臺灣新電影的新寫實主義美學，將可能是規訓式的集體大敘述轉化成抒情的個人微型敘述。同時，也援引解嚴後臺灣文學學界的後殖民論述，及另外演繹出的本土後遺民寫作研究，討論三位劇作家在面對本土主體意識興起的新政治敘述時各自殊異的創作關懷。身為外省第二代的李國修面對主體意識的轉換，油然而生花果飄零的感嘆與焦慮，這樣的困境或許不完全來自於自己的不認同，而是本土情境本身所形成的排他性，他是一個被排擠出去的他者，於是，他只能後設式的透過自己的創作打造一個只有不在了的父親（和自己）存在其中的理想（家）國。對於本土主流論述對於家國的重塑，

紀蔚然則採取激進亦虛無的解構策略，集體的大敘述實則只是集體的妄想，明顯呼應了後殖民的多元差異觀點。吳念真則往往採取女性視角來觀照男性的敘述霸權，構成了家與國雙重壓迫下幽微的女性史詩。在美學與政治的雙線對照下，勾勒出劇本創作在集體敘述瓦解之後，如何重塑自身的敘述策略，又如何回應現實的多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