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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變局與民國律師：時窮節乃現

為了解決斗羅大陸鬥神再臨陣容的問題，作者程騫 這樣論述：

　　近年來，海峽兩岸皆對律師典範與制度發展分作宏觀的疏理。台灣代表作是2005年5月出版的《二十世紀台北律師公會會史》，此書指出台灣律師制度的兩 條軌跡，一為日治時期律師制度建立(葉清耀律師與蔡式穀律師為中心人物)，二為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歷經長期戒嚴的萎縮與解嚴後(1987年起)的蓬勃發 展(林敏生律師與陳傳岳律師為中心人物)。 　　 　　程騫博士撰寫的《時窮節乃現－千年變局與民國律師》，可謂是中國大陸有關律師制度發展 的力作之一。不衹在中國大陸勢將興起傳誦的熱潮，對台灣讀者也是一本可讀性頗高的好書。本書文筆流暢，敘事完整，對民國律師的介紹引經據典，深入淺出，是 一部有關

律師風雲人物的傳記文學，也對律師自治等議題有所探討。 　　 　　本書從華人律師鼻祖伍延芳與中華民國第1號律師曹汝霖開頭，中間 伴隨精彩的言論自由案件與政治爭議案件，娓娓道來林百架律師為《民國日報》、章士釗律師為《陳獨秀危害民國案》、張耀曾等律師為《七君子案》辯護的始末。 章士釗大律師以嚴格區分言論與行為，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等理論為政治立場不同的好友陳獨秀辯護，被東吳大學法學系選入教材。上述案件對民國憲政的發展與 律師實踐公理正義，皆係一段驚天地泣鬼神的歷史。 　　 　　本書亦介紹五四運動中，劉崇佑律師如何為學生周恩來等辯護，工運律師施洋為漢口 罷工案被捕而從容就義的事蹟；培養司法官聞名的朝陽

大學創辦人江庸律師代理案件，興辦教育與領導律師界的經過；民國時期律師組織以上海律師公會為中心，其 領導人物陳霆銳律師推動撤銷領事裁判權，為會員伸冤、維護律師權利、促進司法公正與建立法律扶助制度，此在今日仍為海峽兩岸律師繼續追求公平正義的理想。 而陳律師除在律師界執牛耳外，其在中國大陸與台灣皆任教東吳大學法學院，春風教化，惠澤學子。另一綻放異彩的為吳經熊律師，吳律師學貫中西，任教各大法學 院，師友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德國法哲學家施塔姆勒與美國證據法學者魏格莫，著作等身，聲譽卓越，其擔任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推事時，表現司法獨 立，為時人所稱讚。吳氏後入政界，擔任立法委員，為南京國民政府《五五

憲章》起草人，誠為法律人中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表率。 　　 　　另外，第一女律師鄭毓秀(魏道明之妻)、引發律師界集體抗爭的羅文幹律師，為政治案件辯護的吳凱聲律師、民盟中倡議立憲的沈鈞儒律師與為女權發聲的史良律師，皆有大書特書的一頁。 　　 　 　除了對個別律師的行誼為翔實的介紹，本書末三章亦分對律師公會自治、律師收入及律師業務發展之道加以析述。就律師公會自治言，伍庭芳等人師法西方律師公 會自治傳統，建立民主原則的公會，排除國家管控，防止政黨滲透，並以在野法曹自我定位，維護法治與正義。就律師收入言，公會決定最高限額的公費，律師收入 較法官或一般公務員月入高。就律師業務發展言，則強調辦案口碑與人脈

關係，亦有以報紙廣告宣傳者，但律師公會禁止掮客與包攬訴訟的作法。此就今日兩岸律師 制度等相關規章與倫理規範，亦是應加實踐的目標。 　　 　　程騫博士在本書所介紹的律師風流人物嗣後在海峽兩岸紛在律師界、司法界與學術界各占鰲頭，相關制度亦不因其敘述舊事而失其新意。撫古思今，可謂其命維新。 　　 　 　我們這個國家，至少在兩千多年前，就有法律，有訴訟，可以開庭打官司。但是，卻一直沒有，也不可以有律師。所謂的訴訟，無非是原被兩造，在官老爺面前， 在兩旁皂隸的虎視眈眈之下，各自陳訴自己的理由或者冤屈。然後聽從青天大老爺的發落。如果不服，屁股上先嚐嚐水火棍的滋味。至於現在電影電視上講得神乎其 神的訟師，其

實根本就沒這種職業。被人稱為訟師的，頂多是兼職。而且不能公開露面，老實的，不過代寫訴狀，刁蠻的，則可以給想打官司的人背後出點餿主意。 這樣的人，一旦被官府鎖定，必遭嚴懲。因為，在那個時代，包攬訟詞，挑撥訴訟者，就是訟棍，這樣的訟棍，歷朝歷代，都是要嚴厲打擊的，輕則流放，重則殺 頭。在一個以非訟為道德的社會裡，所謂的訟師，不僅挑戰官府權威，道德上就不正確。 　　 　　中國的土地上，第一次有律師，已經是民國了。 清末新政的司法改革，力度很大，但畢竟時間太短了。獨立的司法審判體系，對多數地方而言，僅僅在紙上。刑事和民事訴訟法的確立，也僅僅在發達地區做到了原 被兩造平等地應訴。鄉紳沒法像過去那樣，拿自

己一個名刺，就把欠租的佃戶送官。律師制度，只能等到民國才問世。中國歷史上第一號的律師證，給了曾經在清末 做過外務部左侍郎的曹汝霖。這位在五四運動中，被罵成大漢奸的人，在日本學的是政治。但是，清末新政期間，他卻參與過憲政編查館的工作，翻譯過日本和德國 的法典，也參與制訂了好些中國的新法典。進入民國，一時間不想做官，當律師，也合乎身份。 　　 　　清末的外務部，位列各部之首，一個副部長做了律師，很給律師長臉。以他在官場和司法界的人脈，沒有官司打不贏的。每次庭審，只要他出席，旁聽的法律學生烏泱烏泱的。出了北京，老百姓找他打官司的人跪了一地。用他的話說，人們是把他當八府巡按了。 　　 　 　曹汝霖的律

師生涯不長，很快就復出做官去了。真正領風騷的，是上海律師公會的律師們。做過民國司法總長和代總理的張耀曾，是這個公會的成員，同樣做過司 法總長的章士釗也是。而且，沈鈞儒、史良、沙千里、王造時、張志讓這些民國響噹噹的大名人，都是上海的大律師。其中沈鈞儒，清末中過進士。 　　 　 　國民黨當家之後，中國的司法改革，有所倒退。以黨代政的立法院制訂的《暫行反革命治罪法》，以及稍後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開了民國以言治罪的先 河。大批的政治犯，就是在這兩個臨時法律之下，被定罪入獄。好多共產黨人，也就是依照這種法律，被定罪，甚至丟了性命。幸好，那時的上海，還有租界，租界 有中外合審的會審公廨。那時由於律師

們的努力，好些革命者，就是在這裡，被無罪釋放了。 　　 　　當然，1932年被捕的前中共的總書記陳 獨秀沒有這麼幸運。此時的他，已經被他的黨和共產國際所拋棄。但是，一根筋的他卻依然堅持以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主張，憑藉他那個托派小組織，展開活動。 被捕之後，貧病交加的陳獨秀，當然沒有錢請律師。但是，他昔日的好友章士釗律師，卻自願免費為他辯護。當年章士釗在江蘇高等法院上，為陳獨秀所做的辯護 詞，已經載入史冊了，問世不久，就成了著名的東吳大學法學院的輔助教材。看當時報紙記錄的庭審狀況，法官們簡直被章大律師弄得張口結舌，狼狽不堪。儘管， 章士釗的辯論，陳獨秀並不買帳。 　　 　　同樣難堪的法庭庭審，還

有1936年的“七君子案”，法官在如此強勢的律師面前，簡直就是遭罪。 甚至，1946年，南京高等法院審理漢奸案，也遭遇這樣的尷尬。原本法官們覺得審判漢奸，民眾一定擁戴，所以，特別在朝天門廣場直播。沒想到，由於國民黨 抗戰勝利後，一系列倒行逆施，大失民心，同時，也由於律師們精彩的駁辯，旁聽席上，直播的廣場上，竟然出現了一邊倒——一邊倒向漢奸被告的現象。 　　 　 　然而，不管怎樣尷尬，怎麼難堪。律師們沒有受到刁難，也沒有人想起會把他們驅逐出庭。包括此前的取證，閱卷，會見當事人，都沒有任何問題。儘管民國的立 法機構，炮製了若干完全有違《中華民國約法》精神的臨時法律，作為訓政時期限制個人權利的利器，

但是，從清末傳下來的司法改革成果，卻也沒有被廢止。至 少，律師們能幹活，而且能把活兒幹得相當好。他們中的好多人，過得也相當滋潤，還成了這個國家一等一的大名人。 　　 　　從清末司法改革算起，中國的司法改革，已經走了一個多世紀的路，讓我這個外行沒有想到的是，律師有的時候，居然還是妾身未明。影視劇視他們為訟師，他們自己有時也自稱“大狀”，民國律師的風光，也許不足以點醒人們，但至少會給我們提供一些耐人尋味的故事。 　　 　　本書書成，作者和編輯，命我這個外行作序，盛情難卻，狗尾續貂。於是有了上述的文字。 　　 　　

西方音樂巨人馬勒：我的時代已經來臨

為了解決斗羅大陸鬥神再臨陣容的問題，作者林衡哲 這樣論述：

　　生於1860年的馬勒是十九世紀最重要的交響曲作曲家。在他手中，交響曲「像這個世界，無所不包」，不僅兼蓄西方古典音樂數百年來發展出的傳統，人聲器樂交相爭輝，各種新奇的樂器也被馬勒納入其中，令當時的聽眾手足無措。 　　百年之後，馬勒的交響曲已經成為音樂會的常演曲目，指揮與樂團爭取演出馬勒作品的機會不遺餘力。當年令聽眾困惑的跨界拼貼手法，如今卻是這個世界的日常景象。馬勒也因而成為傳記作家的最愛。 　　本書是第一本以中文寫成的馬勒傳記，作者林衡哲醫師是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的催生者，也是馬勒作曲的重度樂迷。在過去的三十年來，他不錯過每一場能欣賞到的馬勒音樂會，他更花了三年時間，遍覽所有的馬勒傳

記、研究資料，融匯了各家敘述，收入了最新發現，寫成這本以編年方式寫成的傳記。 作者簡介 林衡哲 　　1939年生，宜蘭人。就讀台大醫科期間，曾催生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旅美（1968-1997）期間，在南加州創辦「台灣文庫」，促成蕭泰然創作三首協奏曲，並舉辦十多場台灣名家演奏系列。回台之後創立望春風出版社，曾任台南市文化局長、台北醫學大學醫文所駐校藝術家。著有《雕出台灣文化之夢》和《開創台灣文化的新時代》，主編《江文也的生平與作品》、《深情的浪漫──蕭泰然音樂世界選輯》、《廿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智慧交響曲》等書。 　　林衡哲部落格：tw.myblog.yahoo.com/hopefor

peace2007

跨國運動的文化中介：NBA在台灣的擴展歷程

為了解決斗羅大陸鬥神再臨陣容的問題，作者陳鴻嘉 這樣論述：

本研究從全球化的視角下檢視NBA透過媒體在台灣社會擴展的過程。經由文獻爬梳、文本分析以及訪談19位球評後發現，理論上應當共生互利的運動與媒體，在NBA透過本地媒體擴展台灣市場的例子中，未必全然如此。在各式媒體中產製NBA文本的文化中介者之角色可能更為重要。首先，NBA開始積極拓展海外市場前，台灣社會已經藉由文化中介者在平面媒體上的引介，開始有系統地認識NBA。且這樣的引介是文化中介者有意識地雜揉本地文化元素情況下進行，此舉讓本地閱聽眾有機會從在地視角迅速地認識NBA。其次，隨著電視日益普及，本地電視台轉播NBA球賽的場次數量與頻率也隨之增加，文化中介者的轉播風格也從通俗育樂到專業，比較貼近美

式運動轉播的文本特色。不過此時在平面媒體上產製NBA文本的文化中介者依然嘗試從本地的觀點來看NBA。最後，歷經了一段時間的引介，在NBA漸次成為台灣青少年次文化之一的同時，網路平台的興起，讓每一個對NBA有興趣的迷，皆可以是透過個人化網路媒體生產與散布NBA文本的文化中介者。也因此，本地的NBA文本呈現如今多元紛呈的樣貌。歸結來看，NBA與台灣社會相遇的過程中，文化中介者大體傾向在媒體上構築一個具有在地特色的文本環境，NBA也才因而有機會成為本地青少年的重要次文化之一。是以，相較於鉅觀／結構的文化帝國主義觀點，以及微觀／行動的全球在地化概念，本研究認為運動／媒體／文化面向的全球化論述應再考慮從

「文化中介者」出發的中層分析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