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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平台之商業模式與競爭法議題

為了解決巴哈姆特天眼通的問題，作者邱純慧 這樣論述：

本研究透過聚焦歐盟、美國、中國之重要平台競爭案例，歸納、整理出現今許多大型網路平台具有「鎖定使用者」、「利用使用者注意力」之特性，因此又有學者將網路平台當中具有此些特性者稱為「注意力平台」。許多網路平台有濫用其平台力量之風險：具體例證則如透過綁定讓使用者未及思索己身擁有之選擇的可能；濫用平台之守門人力量阻礙使用者選擇或接觸其他業者；以平台之槓桿力量將其市場優勢延伸至另一產品或服務市場；透過操縱資訊達成對使用者行為之控制等。因為上開特性，加上許多注意力平台同時亦採用零元之定價策略，使許多原先競爭法上之管制工具需重新評估，例如 SSNIP 市場測試法並無法套用在定價為零之商品或服務；網路平台輕資

產特性使其善於發展範疇經濟、跨市場經營，亦在在使市場界定與企業併購審查有所闕漏。指出問題後，本研究整理文獻及學者建議，對於重新劃定注意力平台相關市場之議題提出建議；亦嘗試引用關鍵設施理論使平台不至濫用其力量阻礙對手競爭；貫徹分離原則以制衡平台之發展；並探討對於網路注意力平台可行之監管框架。另外，本研究嘗試引入行為經濟學之觀點，探討注意力平台之現象，以及從行為經濟學與推力理論之角度，從商業角度提出可能之解決方向：釐清注意力作為交易媒介之本質、規劃商業模式；建立商業資料共享機制之生態系，以使資料造成之進入障礙降低；並重新考慮訂閱經濟的可能。

贊寧《宋高僧傳》敘事研究

為了解決巴哈姆特天眼通的問題，作者黃敬家 這樣論述：

論 文 摘 要高僧傳記是以高僧的宗教實踐歷程為內容，提供一個足以垂範後世的修行典範，同時兼及僧人所處時代的佛教發展概況，這對於被正史有意忽略的佛教歷史而言，有其史學價值。因此，前人關於僧傳的研究，多從歷史角度著手，著重於考證傳文的敘述是否符合高僧的真實面貌，然而，傳主的真實面貌實際上是作者根據史料加以縫合而成，這當中難免有想像的成分和作者的判斷，從這個角度而言，高僧傳記實兼具宗教性、歷史性和文學性的特質，只不過僧傳的文學性，向不為人所重視。因此，本文是從敘事的視角來探究高僧形象是如何被形塑出來，及作者透由塑造高僧典範所欲傳達的宗教意義，以拓展佛教文學研究更多元的面向。贊寧以依憑三教一致的教化

精神，著重感應事蹟的宗教心理，運用模擬史傳的實錄風格等原則，在朝廷的監督以及自己護持佛教傳統的使命等內外條件下，完成了《宋高僧傳》。此書是傳統僧傳十科體例最後的繼承者，以它為研究基點，正可以總結傳統僧傳的存在意義，對其內容特色和僧傳價值給予應有的定位，並且，觀察宗門僧傳體裁興起的原因。本文從敘事的結構、視角、人物和主題等元素進行文本分析。中國僧傳在敘事結構方面，受到佛傳部分情節模式的影響，敍事結構由高僧出生、捨俗、求法、度生，以及捨壽等特殊宗教性情節所組成。《宋高僧傳》多數傳文都不長，其敘事結構的模式化傾向，其實是「高僧」身份特質所決定的，所以對高僧生平的敘述偏重不同，或重在學法經歷，或重在教

化利生，甚至以單一事例來凸顯高僧的形象。敘事視角則承襲中國史傳傳統第三人稱全知視角，由全知的敘事者掌握傳主生平發展的來龍去脈和敘事時序的節奏，決定所欲呈現給讀者的傳主樣貌，並適時運用視角轉換，使敘事層次更有變化。《宋高僧傳》所記多為僧人求法、傳教的外部行動，關於傳主內在思想感情的著墨不多。以此看來，贊寧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似乎並不以凸顯個別高僧為目的，而是以高僧群體大同小異的行為模式，類似的情節，不斷疊合於讀者腦中，自然累積出時代高僧的整體形象。也就是他強調的並非每位高僧獨一無二的存在，而在傳遞一個時代，一群同類型的修行典範，所以他的重心是高僧宗教實踐精神的傳揚，而非傳記人物的藝術經營。就敘事主

題而論，由於《宋高僧傳》基本敘事結構是以高僧實踐菩提道的一生作為架構，兼具自求解脫和行道度化兩方面的修行歷程，展現不同於一般人物傳記的宗教精神面向，以標舉高僧的典型形象，並揭示可行的修行之道。從某個角度而言，它是在中國聖賢文化傳統之外，塑造出另一種行道的人格美典，代而有之的高僧典範，有助於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和社會地位的鞏固。另一方面，相應於贊寧奉敕撰寫僧傳，所必須承載合於君王觀點及普世價值的教化目的，以平衡儒釋關係，而特意彰顯理想的高僧除了畢生致力於求道利生之外，必須內外兼修，儒釋具通，具備博綜多學、兼容並備的圓融性格，在修行方面，經教、戒律和禪定三者兼習，解行俱全，乃為高僧之典範。《宋高僧傳》

除了每科的「論曰」之外，在傳文之末依仿史傳，另闢一個論贊空間，一方面不影響傳文的完整性，一方面又可抒發個作者對傳主乃至相關史事的看法，此乃《宋高僧傳》最具獨創價值之所在。系、通的內容，一者，從史學角度，對僧傳的編輯，佛教的發展問題，尤其是三教的關係加以解釋。二者，以人物為對象，評讚傳主一生的修行成果、行事作風和對佛教的貢獻。受到史傳傳統的鑑戒觀念影響，使僧傳敘事往往隱含道德教化的意義，並於系通中給予後代修行者以激勵和警策。宋代的佛教政策是採取保護和控制兼而行之，加上外患威脅不斷，使得士大夫產生強烈的民族意識而排斥外來的佛教。這樣的時代環境下，佛教一方面要從後周廢佛中復甦，一方面又要面對當代儒者

的排佛挑戰，如何在朝廷政策和士大夫排佛的夾縫中求生存，是贊寧撰作僧傳所必須面對的課題。我們在評斷贊寧撰述僧傳的立場時，不能不考慮他所面對的時代情境，從唐代以來儒釋道三教的發展，一直存在緊張的對立和衝突，加上唐末五代激烈的社會變革，贊寧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理念上朝向儒佛一致的觀念；實際操作上，以親近王臣來增加佛法的外護，同時積極地與當時儒家學者往來，化解儒家學者對佛教的敵視，因此，在佛教思想的優位性和沙門面對君主是否該禮敬的態度上，採取較中庸的處事法則。這凸顯贊寧具備強烈的歷史意識，故而主張佛教發展應「濟時須」，他所採取的應世態度，有強烈的人間性格，不強調山林清修，正視佛教與現世社會的關係，這是

他不同於慧皎和道宣之處。贊寧能正視「力輪」對佛教發展的影響力，所以與當政者保持友好的關係，從佛教對帝王統治教化有輔助之用的觀點，與統治階層保持合作的態度，以抵抗儒家學者及道教人士的攻擊，維護佛教的穩定發展。總結本文藉由敘事分析來凸顯《宋高僧傳》的文學特質，在分析架構中，仍兼顧僧傳的宗教意涵和歷史意義的論述。所以，就佛教高僧傳記的文學價值而論，它實已熔文學、宗教和歷史情境於一爐。這個解讀模式對僧傳定位的探索如果可以被接受，將可以開拓僧傳在宗教、史學之外，另一個文學層面的意義，豐富僧傳的文本價值，並且，形成可行的解讀模式，重新來檢視中國的歷代僧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