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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心時代：人類偉大思想傳統的開端

為了解決天空 侵略 AGE的問題，作者(英)凱倫•阿姆斯特朗 這樣論述：

“軸心時代”是人類歷史上光耀千古的時代，是人類偉大思想傳統的發端，也是人類精神給養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這個時代誕生了四大文明——中國的儒道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臘的哲學理性主義得以形成。“軸心時代”是真正群星璀璨的時代，是人類偉大精神導師集體亮相的時代——孔子、孟子、老子、莊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和猶太先知們，共同塑造了此後2000多年人類的心靈，實現了人類文明的“突破”和人性的整體飛躍。 面對史無前例的暴力，軸心時代的賢哲們認識到古老部落宗族倫理的局限，將關切擴展至所有造物，發現了可以將自我提升到超越個體和世界的內在根源，開始用理智、道德

的方式面對世界。他們不約而同地發現了相同的“金規則”，即推己及人、關愛眾生。孔子教導弟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印度教推崇守貞專奉，佛陀說“是故為自愛，勿以傷害他”，《聖經》中的首要誡命之一“愛人如己”，古希臘悲劇對同情和憐憫之心的呼喚，都是金規則的體現。人類形成了某種“深刻的互相理解”，“邁出走向普遍性的步伐”，這不是歷史的巧合，而是“人性的唯一本源的表現”。 本書按時間順序追尋四個軸心民族的發展歷程，以及這些突破性洞見如何醞釀、生根、發展、輝煌，並最終在西元前3世紀末期漸次逝去。歷史上，我們從未超越軸心時代的洞見，當歷經精神和社會危機之時，往往回溯軸心思想以尋求引導。軸心時代的賢哲們在世

界上不同地域生髮出的一致見解，昭示了人類共同的精神追求。面對當代紛繁複雜的問題，我們亦有必要回溯軸心精神，訴諸人性的共同本源，尋求更深刻的相互理解。   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1944— ） 英國當代最負盛名的文化、宗教學者之一，主張進行跨宗教對話，尋求不同宗教傳統中的共性，現擔任聯合國“文明聯盟”大使；2008年獲佛蘭克林•羅斯福四大自由獎章（Franklin D. Roosevelt Four Freedoms Medal），2013年獲英國國家學術院納伊夫•魯贊跨文化理解獎（Nayef Al-Rodhan Prize for Transcu

ltural Understanding），2015年被授予大英帝國官佐勳章（OBE）。 她的著作被翻譯成45種語言，暢銷全球，本書之外，另有作品《神的歷史》《耶路撒冷》《血田》《以神之名》《神話簡史》和《佛陀》等。 譯者簡介 孫豔燕 哲學博士，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著有《世俗化與當代英國基督宗教》（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譯著除合譯《軸心時代》外，另有《劍橋基督教史》第9卷（［英］休•麥克勞德編，合譯，待出）。 白彥兵 曾供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   推薦序 人類偉大宗教傳統的開端 前 言 人類精神的重大突破   【第一部分：

醞釀】 第一章：軸心民族（約西元前1600年—前900年） 一、雅利安文明 二、雅利安人的遷徙 三、中國早期文明 四、以色列的歷史與神話   第二章：宗教儀式（約西元前900年—前800年） 一、古希臘文明 二、以色列和猶大王國 三、周朝的儀禮 四、印度儀式革新   【第二部分：開端】 第三章：神性的放棄（約西元前800年—前700年） 一、以色列和猶大王國的宗教轉型 二、希臘的獨特文化 三、中國春秋時代禮儀的發展 四、印度的精神追求   第四章：心性的探索（約西元前700年—前600年） 一、印度吠陀宗教起源 二、希臘祭儀的變革 三、中國“禮”的規範 四、猶太教的興起   【第三部分：輝

煌】 第五章：心性的修煉（約西元前600年—前530年） 一、以色列人的流亡與新的倫理革命 二、希臘城邦危機 三、印度靈性探索 四、中國禮崩樂壞   第六章：悲憫天下（約西元前530年—前450年） 一、孔子的思想世界 二、“以賽亞第二”與“耶和華的僕人” 三、希臘政治變革以及哲學與悲劇 四、大雄與耆那教   第七章：關愛眾人（約西元前450年—前398年） 一、尼希米與以斯拉 二、蘇格拉底時代 三、墨子“兼愛”學說 四、佛陀思想   第八章：萬物一體（約西元前400年—前300年） 一、莊子與孟子 二、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 三、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   【第四部分：落幕】 第九章：帝國的

思想407（約西元前300年—前220年） 一、諸子百家 二、希臘化時代 三、阿育王支持佛法與印度宗教的轉變   第十章：前行之路 一、秦亡漢興與獨尊儒術 二、孔雀王朝瓦解之後的印度宗教 三、猶太軸心時代的碩果 四、宗教就是“金規則”   注釋 術語 譯後記   前言 人類精神的重大突破   也許每一世代的人們都相信，歷史已到了一個轉捩點，但是我們當下遇到的問題似乎特別難以解決，未來愈發不可預見。我們所面臨的許多困境背後隱藏著更深刻的精神危機。在20世紀當中，我們目睹暴力以空前的規模爆發。令人悲痛的是，我們彼此傷害的才能已然可與人類非凡的經濟和科學進步相媲美。我們似乎缺乏將

侵害控制在安全和適度範圍之內的智慧。最早的兩枚原子彈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爆炸，在人類現代文明輝煌成就的中心展現出恐怖的自我毀滅。由於我們不再將地球尊為神聖，而僅將其視為一種“資源”，人類面臨著環境災難的危險。除非發生某種能與人類的科技發展相並行的精神變革，否則我們將不太可能拯救這個星球。純粹理性的教育無濟於事。直到付出代價我們才發現，一所傑出的大學可與集中營比鄰而居。奧斯維辛、盧旺達、波士尼亞，以及紐約世貿中心的垮塌，無一不是現實真諦陰鬱的顯露。這些揭示出，當每個人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種認知喪失之後將會發生什麼。 人們認為，宗教是可以幫助我們培養這種態度的，但它卻似乎往往投射出我們這個時代的暴

力和絕望。幾乎每天，我們都能看到由宗教而引發的恐怖主義、仇恨和褊狹。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傳統的宗教教義和宗教實踐落後於時代潮流並且令人難以置信，從而轉向藝術、音樂、文學、舞蹈、運動甚或毒品，以求得到似乎是人類所需要的超越的體驗。當我們比以往更加充分地關注自己的人性時，會感到被來自內心的東西深深觸動，在刹那間超越自我而感到歡欣鼓舞，所有人都會追尋這種狂喜和入迷的瞬間。我們是探尋意義的造物。而且，不同於其他動物，如若我們不能在生命中找到意義和價值，便很容易陷入絕望。一些人正在尋找信奉宗教的新途徑。自20世紀70年代後期以來，世界許多地區出現了宗教信仰的復興。我們常稱作“基要主義”或“原教旨主義”的好戰

的虔信只是後現代社會的人們尋求啟蒙的一種表現形式。 在現今的困境當中，我相信人們能夠找到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所稱的“軸心時代”（the Axial Age，“軸心時代”是卡爾•雅斯貝爾斯的著名命題。他認為，西元前800年至西元前200年之間，尤其是西元前500年前後，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軸心時代”發生的地區大概是在北緯30度上下，即北緯25度至35度這一區間。這段時期“結束了幾千年古代文明”，是人類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譯者注）給予我們的啟示，因為它對於人類的精神發展頗為關鍵。自大約西元前900年至西元前200年，在世界四個非同一般的地區，延綿不斷撫

育著人類文明的偉大傳統開始形成—中國的儒道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臘的哲學理性主義。這是佛陀、蘇格拉底、孔子，以及耶利米、《奧義書》的神秘主義者、孟子和歐裡庇得斯生活的時代。在這一具有高度創造力的時期，宗教和哲學天才們為人類開創了一種嶄新的體驗。他們中的很多人未曾留下姓名，而另一些成為我們的導師，至今仍能使我們心存感動，因為他們教導我們人之為人該有的樣子。在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軸心時代是在知識、心理、哲學和宗教變革方面最具創造性的時期之一。直至創造現代科學技術的西方大變革發生之前，沒有任何歷史階段可與之相提並論。 但是，身處不同境遇中的軸心時代的賢哲們會對我們當下

的社會有什麼啟示呢？我們為何應當向孔子或佛陀求助呢？的確，當我們需要的是創建一種更具創新性的、反映我們自身之社會現實的信仰時，研究那個遙遠的年代只不過是人類精神考古的一次演練。而事實上，我們從未超越軸心時代的洞見。當人們歷經精神和社會危機之時，往往回溯那段歷史以尋求引導。他們或許以種種不同的方式詮釋了軸心時代的發現，卻從未更勝一籌。例如，拉比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均為軸心時代之後結出的碩果。正如我們將在本書最後一章看到的，這三種宗教傳統都重塑了軸心時代的見解，並且奇跡般地賦予其某種地方特色，使它直接適用於它們各自所處的社會環境。 軸心時代的先知、神秘主義者、哲學家和詩人們是如此超前，他們的

見解是如此激進，以至於後世的人們往往傾向於將它淡化。在此過程中，人們常常創造出某種宗教虔信，而這卻恰恰是軸心時代的改革家們希望擺脫掉的。我認為，這種情況也正發生在現代社會當中。軸心時代的賢哲為我們的時代帶來一則重要的資訊，而他們的洞見會令當今許多自認為信奉宗教的人感到驚訝甚至震驚。例如，人們往往假定，信仰大概就是相信某些教義命題。的確，人們一般都將信奉宗教的人稱作“信徒”，似乎認同那些宗教信條便是他們的主要活動。然而，大多軸心時代的哲人對任何教條或玄學都不感興趣。像佛陀這樣的人對神學信仰漠不關心。一些賢哲甚至斷然拒絕探討神學問題，聲稱它會分散人的注意力且具有破壞性。另一些人則認為，尋找某種絕對

的確定性—這正是很多人都期望宗教能夠提供的—是不成熟、不切實際和不恰當的。 在軸心時代得到發展的各種思想傳統延展了人類意識的邊界，並在其存在之本質當中顯現出超驗的一面。然而賢哲們未必將其視為超自然的，他們之中的大多數拒絕討論這個問題。恰恰由於精神體驗是不可言喻的，唯一正確的態度就是謙恭地保持沉默。賢哲們當然不會試圖將其自身關於終極實在的觀點強加於人。與此相反，他們認為，人們永遠都不應將任何宗教教條或道聼塗説的東西接受為信仰。質疑一切並對照個人體驗，以經驗為依據去檢測任何教義，是非常重要的。事實上，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如若一位先知或哲人開始強調那些強制性的教條了，這大抵便是軸心時代已失去其前進

動力的徵兆。假使有人曾問及佛陀或孔子，他是否信仰上帝，或許他會微微皺起眉頭，非常禮貌地說明這並不是一個恰當的問題。假使有人曾問及阿摩司（Amos）或以西結（Ezekiel），他是否是一位“一神論者”，只信仰一個上帝，他或許同樣感到困惑。一神論並非問題所在。我們在《聖經》中很少發現明確維護一神論的語句。然而有趣的是，一些強烈支持這類教義的表述實際上卻背離了軸心時代的精神實質。 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你相信什麼，而在於你的行為舉止。宗教關乎你所做的事，而這可以深刻地改變一個人。在軸心時代之前，宗教儀式及動物獻祭曾處於宗教探求的核心地位。人們在神聖的戲劇性場面中體驗神明。正如今天人們所感受到的強烈的戲

劇震撼，那些場面引領你進入現實生活的另一層面。軸心時代的賢哲改變了這種狀況：他們仍然重視儀式，但賦予了它新的倫理意義上的重要性，並將道德置於精神生活的中心。唯一能與他們所指稱的“上帝”“涅槃”“梵”或“道”相配的是過一種富於同情心的生活。在當時，宗教就是同情。今天，我們在開始接受一種宗教性的生活方式之前，往往假定一個前提，即必須證實“上帝”或“神”（Absolute）是存在的。這是個有益的科學實踐：首先確立一個原則，然後才能應用。但軸心時代的賢哲們可能會說，這是本末倒置。首先你應當實踐一種道德性的生活；接下來，個人修為和平素的仁愛之心而非理論上的認信，將為你揭示出所要尋求的超越。 這便意味著

你必須準備做出改變。軸心時代的賢哲對於訓誡他們的弟子以使其得到小小的進步並不感興趣。在此之後他們可能會帶著重新恢復的活力再次回到以自我為中心的平常生活中。賢哲們的目的是創造一種完全不同的人格。所有聖賢都頌揚一種同情和憐憫的精神，他們強調，人必須摒棄自大、貪欲、暴力和冷酷。不僅殺人是錯誤的，你甚至不應對別人說出一句帶有敵意的話，或者做出一個過激的手勢。進一步說，幾乎所有軸心時代的賢哲都意識到，你不能只對自己的親友行善，而應當以某種方式將你的關切擴展至整個社會。事實上，一旦人們開始局限自己的視野和同情心，這便是軸心時代即將落幕的另一徵兆。每一種思想傳統都發展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一“金規則”（

Golden Rule，又譯“金科玉律”“黃金法則”“金箴”或“金律”等）的獨特程式。就軸心時代的賢哲而言，尊重一切生命的神聖權利—而非正統的信條—即是宗教。如若人們懷著善意行事，對其同伴寬大為懷，則有可能拯救這個世界。 我們需要重溫軸心時代的這種精神氣質。在地球村裡，我們不能再固守一種狹隘或排他的視角。我們在生活中的行為舉止方面，必須學會將身處遙遠國度的人們看得與我們自身同等重要。軸心時代的賢哲並非在田園牧歌式的環境中創造了其富於同情的倫理規範。每一種思想傳統都是在與我們所處的社會相類似的境遇中發展起來的，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暴力和戰亂的痛苦折磨。的確，宗教變革最初的催化劑往往是有原則地對侵

略行徑進行遏制，這些侵略行徑就發生在賢哲身邊，為他們所親歷。當軸心時代的哲人著手從精神層面尋索暴力的緣由時，他們洞察自己的內心世界，並開始探究迄今為止人類經驗當中尚未被發現的領域。 軸心時代的一致見解昭示了人類共同的精神追求。軸心時代的人們都發現，富於同情的倫理規範卓有成效。這一時期創造出的所有偉大的思想傳統一致認同博愛和仁慈的極端重要性。這也告知我們關於人性的一些重要資訊。發現我們自身的信仰與他人如此深切地相合，使我們體驗到一種確證。因此，我們在並不背離自身傳統的前提下，即能夠向他人學習如何在現實生活中提升對同情的特殊追求。 如若不熟悉軸心時代之前的歷史，便不能鑒識這一時期的成就。因此，我

們有必要瞭解前軸心時代的古代宗教。它具有某些普遍特徵，對於軸心時代非常重要。例如，當時的大多數社會都有對高位神（High God）的早期信仰，通常被稱為“蒼天神”（Sky God），因為他與天空相關。由於不為人們所見，他逐漸淡出了人們的宗教意識。一些人說他“消失”了，另一些則認為他被年輕一代更富有活力的神靈以暴力所取代。人們通常在其周圍世界和內心之中體驗到神聖存在於宇宙萬物之中。一些人相信，神明、男人、女人、動物、植物、昆蟲和岩石共同分享著神聖的生命。萬物均受到維繫一切的宇宙蒼穹秩序的控制。即便是神明也必須順從這種秩序，並與人類合作以維護宇宙神聖的能量。如若這些能量得不到更新，世界將會墮入原始

的虛空之中。

你的幸福不是這個指數：透視經濟成長數據的迷思

為了解決天空 侵略 AGE的問題，作者DavidPilling 這樣論述：

GDP年年成長，但是你，快樂嗎？ 沒有！因為，這項經濟成長指標本來就跟你的幸福無關！ GDP成長＝國家進步＋人民幸福？ 為什麼GDP持續上升，百姓生活卻越來越喊苦？ 所以我們是拚經濟＝拚GDP？ 　　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從帝國廢墟中崛起）作者）：每個想了解當代政治大變動的人必讀的一本書！ 　　兩大諾貝爾獎得主──科菲‧安南（Kofi Annan）、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強力推薦 　　七十多年來，GDP被視為衡量國家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數據，但是事實證明GDP反映出來的美好幻影，與一般人民的生活大相逕庭；我們正生活在所謂的「憤怒時代」中。 　　G

DP究竟代表什麼？經濟的成長與國家的發展，真的能成正比嗎？ 　　除了經濟成長，英國《金融時報》主編暨得獎記者凌大為（David Pilling）在《你的幸福不是這個指數：透視經濟成長數據的迷思》這本書更引領我們思考環境永續發展與幸福的真諦。 　　凌大為憑藉他二十五年來對於經濟發展的追蹤報導、觀察與訪問，對衡量國家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數據：GDP（國內生產毛額）提出質疑。這本書透過清晰、幽默，帶有批判性的文字，為讀者揭開經濟成長的數據與現實社會發展之間的矛盾──政府不斷地追求經濟成長的數字，但是這些美麗的數據，是否真實反映在一般民眾的現實生活之上？ 　　《你的幸福不是這個指數》帶領讀者們去了解

GDP這項主要的經濟指標究竟代表什麼，以及數據背後所表示的意義。為什麼GDP所反映出來的數據，與人們生活的實際感受，有如此大的落差？除了歐美等先進國家之外，凌大為也以非洲、印度與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為例，努力追求GDP的成長，固然對擺脫貧困、促進經濟發展有相當大的助益，但是對於極度貧窮與貧富差距極大的經濟體來說，經濟的成長與國家的發展，真的能成正比嗎？而一味地追求成長，又將會帶來哪些嚴重的副作用？ 　　《你的幸福不是這個指數》是凌大為經過多方考證，並訪問數十位舉世聞名的經濟學家所完成的著作。本書並非否定GDP作為經濟衡量標準的存在價值，而是以更宏觀的角度去觀察整體經濟的走勢，同時期望能建立一項更

健全的方式，成為社會發展與人民幸福的多元衡量標準。 名人推薦 　　專文推薦導讀 　　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學者專家一致推薦 　　林建甫（中國信託首席經濟學家、台大經濟系教授、前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陳旭昇（台大經濟系教授） 　　陳添枝（前經建會主委、台大經濟系教授） 　　劉瑞華（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好評推薦 　　國際媒體專家學者一致好評 　　一本最具深刻見解且充滿機智的指南，指引我們探索一個根本問題：經濟成長的目的是什麼？如何善用它以增進窮國以及富國人民的福祉？——科菲‧安南（Kofi Annan），聯合國第七任祕書長，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一本風趣機智、

內容豐富且閱歷甚廣的指南，深入淺出呈現我們對成長的偏執……如果說作者有時候取笑經濟統計，他同時也讓經濟統計變得有趣。不簡單。——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每個想了解當代政治大變動的人必讀的一本書。——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憤怒年代》（Age of Anger）作者 　　精采且來得正是時候……本書提出一系列合理的概念，啟發我們提升對經濟學的了解，並採用更好的衡量世界的方法。——吉蓮‧邰蒂（Gillian Tett），《愚人金和穀倉效應》（Fool’s Gold and The Silo Effect）作者 　　一本最深思熟慮

的理性反思，探討我們應該如何過生活、組織我們的社會，和塑造未來的人性。對於如何讓世界變更好感興趣的人，這是一本必讀的書。——張夏準（Ha-Joon Chang），《資本主義沒告訴你的23件事》（23 Things They Don't Tell You about Capitalism）作者  

中國大陸電影採「中外合拍」模式的政治經濟分析

為了解決天空 侵略 AGE的問題，作者趙成儀 這樣論述：

在當前全球化背景下，電影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載體，承擔著傳播各國文化和形塑國家形象的重要使命。對於中國大陸而言，採「中外合拍」模式拍攝電影，是中國大陸電影產業發展過程中的一種新模式，承載著中國大陸電影拓展國際市場，走向世界的新嘗試。隨著中國大陸電影市場化與產業化進程不斷加速，2012 年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也是最受矚目的新興市場。其中，中國大陸與境外合作拍攝電影（中外合拍）經常成為國內電影市場的常勝軍，「中外合拍」電影以其製作水準和票房表現，成為當前中國大陸電影製片的主流趨勢，極具研究價值。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大陸重返國際社會，對外交流持續擴大。憑藉著改革開放的政策導引，

加上豐富的文化景觀與歷史人文內涵、便利的人力資源，及龐大的消費市場吸引全球的目光。1979 年， 中國大陸文化部成立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 作為推動「中外合拍」電影的專責機構，負責推動並管理中外合作拍攝的事宜，開始積極引進境外電影製片公司與中國大陸合作拍片，以政府的力量推動合拍的進行。中國大陸與境外合作拍片，最初的動機是希望借助境外的資金、人才、觀念、技術提升本國電影的製作水準，並利用國外合作拍攝機構的發行通路，將帶有中國題材的故事，以適合國際電影市場的方式表達出來，從而幫助中國大陸電影「走出去」，獲得國際市場的認可。因為以合拍片的形式是進入合拍機構所在地市場最有效的方式，「引進來」為的是能夠

「走出去」，藉由「中外合拍」模式達成擴展海外市場與彰顯文化「軟實力」的雙重目的，而境外電影機構也經由與中國大陸合拍電影，作為打開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的敲門磚，雙方「一拍即合」，造就「中外合拍」模式的盛行。近年來，由於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的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帶動電影市場的高速成長，使得一向以西方為本位的國際電影市場產生轉變，開始嘗試迎合中國大陸的法規和價值觀，顯示「中外合拍」已從過去的「借船出海」，到現在的「聯合造船」，反映出中國大陸正逐漸在合拍的過程中取得對等，甚至是優勢的地位。綜觀中國大陸電影採「中外合拍」模式，從境外合作地區作劃分，依序為香港、台灣、美國三大主要合拍對象，其發展過程及影響各有不

同。近年中國大陸合拍片盛行，凸顯「中外合拍」模式已是當前全球化浪潮下電影製作的主流趨勢。目前「中外合拍」電影模式已成為實現中國大陸電影大國崛起與邁向國際市場的主力，承擔著擴展國內外市場與文化影響力的雙重目的。本文採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途徑。傳播政治經濟學著重分析大眾傳播媒體的產製、傳送與消費過程中，市場機制（經濟）、國家機器（政治）與傳播體系（知識／資訊）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也就是探討政治、經濟與大眾傳播體系三者間的互動關係。本文嘗試由三個中國大陸電影主要合作地區：中國大陸與美國合拍片、中國大陸與香港合拍片、中國大陸與台灣合拍片進行政治經濟分析。總之， 當前中國大陸採「中外合拍」模式拍攝電影

， 是以「引進來」，實現「走出去」的重要步驟。對外國電影而言，合拍最大的誘因，是以合拍模式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可避開外國影片進口的配額限制。然而進口配額並非外國影片進入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的唯一限制，還有電影審查制度、文化差異，及電影基礎建設落後、版權保障不足等內、外部限制性因素，其中包含「引進來」和「走出去」兩個層次的問題，形成「中外合拍」電影的限制，也成為影響「中外合拍」電影長期發展的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