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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端：李瓜三行詩集

為了解決天堂123被抓的問題，作者李瓜 這樣論述：

　　再削掉多少 　　才能寫出你自己 　　完滿的句點 　　──〈鉛筆〉 　　你偶然棲止 　　風沒有隱喻的吹 　　靜靜的就好 　　──〈#100〉 　　眼前是戲棚 　　故事那寫咱那搬 　　你心肝頭有歌 　　──〈#194〉 　　「三行詩」啟發於日本俳句，以每首三行的形式表現，但沒有五七五音節、季語等規定，創作上相對自由。作者取材自生活點滴，舉凡日常景象、社會關懷、政治議題皆能入詩。除了華語外，也有不少台語詩，顯示作者在兩種語言的穿梭自如，即使有三行的限制，往往也都能創作出凝鍊動人的句子。 　　詩集中部分作品有題目，部分僅以「＃數字」編碼，此舉致敬了同樣詩風凝鍊的美國現代

派詩人艾蜜莉・狄金生（Emily Dickinson, 1830~1886）。此外，部分詩作還會搭配作者攝影作品，透過將短詩與照片並置，讓意象與影像產生互文，相映成趣，意圖在感性與知性的張力間，達到平衡。 本書特色 　　★三行成詩，取材自生活的吉光片羽，在有限的字句中提供讀者無限想像。 　　★全書收錄幾十張李瓜拍攝之照片，作為詩的線索與意境延伸，相映成趣。 各界推薦人 　　李友煌（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文化藝術學系副教授） 　　吳達芸（成功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  

天堂123被抓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新二代青少年偏差行為與家庭管教型態之研究-以屏東地區新二代青少年為例

為了解決天堂123被抓的問題，作者許文明 這樣論述：

青少年的偏差行為根於家庭，顯現於學校，惡化於社會中，而為了有效防止青少年的偏差行為必須先從家庭做起，在家庭的環境中，造成青少年行使偏差行為的最主要原因為父母不當的管教方式，青少年容易受到父母的放任與忽視管教產生偏差行為，同時對於子女的管教如過於嚴厲也是會讓子女產生抗拒的心態，進而衍生出偏差行為，由此可見，父母的管教方式對子女的偏差行為的關係是多麼的重要，因此本研究為探討管教方式與青少年偏差行為之間的關係，以藉由研究臺灣第五大族群的新二代家庭作為研究對象，並且以東南亞外籍配偶家庭為研究案例，分析其家庭環境與父母管教方式是否真的容易讓子女產生偏差行為，本研究利用質性訪談十位新二代青少年發現，在東

南亞新二代家庭的管教方式中，以「寬鬆放任」型態的管教方式最容易讓新二代青少年產生出偏差行為，同時對於東南亞的新二代家庭中，卻沒有以「開明權威」的方式教育新二代青少年子女，由此可見，對於東南亞新二代的父母親，更須加以輔導以建立正確的觀念與知識管教新二代青少年。不管是過去或是現在，新二代家庭仍然是我國社會較為弱勢的族群，因此為了要能夠建立一個完整的臺灣社會必須從改善社會的結構做起，同時對於我國的南向政策，需再訂定更完善的配套措施，對於外籍人士得移民與定居，政府必須提供更為完整的輔導內容以讓外籍人士進入臺灣生活才不會有不良的適應問題，並且學校也須加強化多元文化的教育，才能讓異國文化長久的存在於臺灣社

會中，最後對於東南亞的新二代青少年家庭，更是必須加以更多的協助以幫助此類型家庭的新二代青少年成長於安全環境，確保在新二代青少年成長的過程中不會受到外在的不良因素的影響，衍生出偏差行為，才能顯現我國長年對於東南亞人士的接納，其目的並不是要顯現出文化的高低，而是要讓臺灣的生活更為多采多姿。

奔流之歌：詩論與詩畫集

為了解決天堂123被抓的問題，作者譚宇權 這樣論述：

　　本書是以詩與畫並陳的方式，希望恢復王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文學意境。詩人本是多愁善感的，但詩人不必都如屈原的憂國憂民；因為兒女私情、遊山玩水以及對友朋知思念之情，無不可以入詩。所以，過去儒家對於人類的真情，一律道德化、禮教化，往往是一種假道學。換言之，我們要接受現代化運動的洗禮，必須先脫離「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假改革、真保守」的新儒家主張。在這方面，我不主張全盤西化，而是以道家自由的心靈，接受中西文學與藝術的優點，以提升現代中華文化。因此我在本書中，以毛筆書寫徐志摩與李商隱的散文與詩句，以彰顯現代文人，怎樣設法走出傳統業已僵化的理學家的道德教化的老路。

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對社會運動之影響──以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為例

為了解決天堂123被抓的問題，作者張家維 這樣論述：

在台灣與香港，發生於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結束之後，均有成員面對有罪或無罪的「刑事判決」；引發本文思考，台港社會運動「法律後果」的長期制度累積，對於二地「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以及不同階段的「抗爭週期」，有何影響。綜觀Charles Tilly提出「抗爭政治 / 政體類型理論」、何明修提出「政治機會結構曲線圖」，以及譚偉強提出「政治與法律機會動員思維」；本文初步嘗試整合「政治機會結構」與「法律機會結構」及其關鍵要素，且藉由二個機會結構的「階層化」與「圖像化」，盼使二個理論的整合適用更具「可操作性」。另外，本文針對台港各7名與11名人士進行「菁英 / 深入訪談」，所屬領域包括議員、律

師、學者、NGO幹部、集會遊行活動發起人和參與者，藉此觀察台港「機會結構」與「行為者」的互動情形及其影響。整體而言，台港政治體制分採「三權分立」與「行政主導」，台灣司法體系亦非如香港法院須受「人大釋法」意見拘束，彰顯二地政治與法律體系的「相異性」。惟因台港均具有相當程度的「司法獨立性」、影響本土認同的「中國因素」；警方對於集會遊行之管制，均採「申請即予許可之精神」，並以「商討式管理」作為主要的因應策略典範；另外，均有採取司法積極主義的法官、支援社會運動的義務律師與倡議團體，作為分合協力的「變革行為者」，亦呈現二地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及其影響的「相近性」。要者是，台港自2009至2019年分別有2

至3次「抗爭週期」，惟不同期間之波動程度與差異，應僅反映二地非線性的「政治環境」變遷；換言之，台港不同的政治體制，亦僅為二地社會運動鋪設了不同樣貌的背景場域。另一方面，該等政治體制因素之差異性，應僅影響抗爭訴求是否涉及「根本性政治制度議題」；而不影響台港警方在面對更高的抗爭強度等因應挑戰時，是否例外考慮採取「升級武力」策略之必要性與可能性。故本文淺認，歸納整體而言致使台港均呈現高密度社運動員之成因──亦即所共享相近的「法律機會結構」與「行為者驅力條件」，對於理解與比較二地社會運動與表現，應具有更高的解釋力。結言之，台港均具備一定程度司法獨立性型塑的「關鍵前提要件」，提供了重大社會運動事件及其法

律後果，以及變革行為者共同協力的「背景場域」；進而累積建構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的「趨同性」，共同為二地不同外觀的社運動員與抗爭週期，提供主客觀上所需相近內涵的前提條件與維繫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