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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風寶劍孤臣淚：蔣總統胡璉將軍八二三手札

為了解決台灣省主席兼總司令的問題，作者 這樣論述：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吊民殘。 　　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 　　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 　　──佚名‧《李鴻章》 　　這首詩係李鴻章（1823-1901）去世後，時人所寫的追悼之作，後世傳說為李鴻章臨終絕命詩。胡璉（1907-1977）將軍在他唯一談論八二三砲戰的文章〈穿山甲‧八二三〉一文中引了「秋風寶劍孤臣淚」這一句。「怨？」他說：「不！」但是，那種末世悲涼的心境隱隱穿透紙背，令人不禁為之掩卷長嘆。當時的總統蔣中正（1887-1975）應該也是這種心情吧！ 　　本書收錄了蔣中正於民國47年八二三砲戰前後給

再度出任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的胡璉的8封信，以及胡璉回稟蔣中正的8封信的原文，匯集成冊，提供做爲我人研究當時歷史實情的第一手資料，例如，在砲戰前夕至砲戰進行間，蔣中正、胡璉二人為指揮所遷移、坑道作業、解放軍空中轟炸、登陸作戰、通信作業、軍中人事、副司令官殉職、反攻準備、八吋榴運送、國際形勢變化、美國反應時間、白鴻亮（1899-1979）鐵拳計畫等事務均有所討論。此外，並請軍事評論專家張友驊寫了一篇長達2萬7千字的導讀，他說，胡璉「回臺後七度拒絕蔣介石回任金防部司令官兼反攻軍總指揮。胡璉之所以拒絕，蔣介石、胡璉手札已提供明確答案。」 　　故行政院前院長郝柏村（1919-2020）於生前為之

序曰：「我展讀全卷，砲戰景象又重躍紙上。  蔣公戰前洞察先機，前往戰地視察防務，指示備戰機宜。砲戰發生後，竭力補給戰地需求，支援作戰，親臨澎湖押運重砲，急送金門以壓制敵砲，並指派經國先生前進戰地，鼓舞士氣，穩定軍心；後省察外交與國際情勢，譴責中共侵略暴行，謀定對策。將軍恪遵領袖指示，盡忠職守，艱困奮鬥，冒敵砲火抱病指揮作戰之種種作為，均歷歷在目。誠為最珍貴、最具參考價值之第一手史料，我樂見其發行而為之序。」  

廣東現代化的傳奇推手：南天王陳濟棠自傳

為了解決台灣省主席兼總司令的問題，作者陳濟棠 這樣論述：

　　陳濟棠藉由主導《廣東三年施政計劃》，在短短八年期間讓廣東一躍成為國民政府黃金十年的模範省！ 　　陳濟棠，粵系軍閥代表，主政廣東期間（1929-1936），興建廣東最早的發電廠，新開三十多條公路，完成粵漢鐵路及天河機場，重要的工廠、港口、學府亦在此時陸續出現，使古老的廣州蛻變成為能比肩上海的大城市，故有「南天王」之稱。 　　在民國二十五年以前，先後稱雄於南粵（廣東省）者，有所謂「三濟」──即龍濟光、李濟深和陳濟棠是也。陳氏（陳濟棠）由民十八起，繼李濟深之後，為第八路總指揮……據粵凡八年，時間之長久，為龍、李二人所不及，其治粵之成績，亦遠在龍、李二人之上。──汪希文〈南天王陳濟棠外傳〉

　　陳濟棠出生在一個亦耕亦讀的家庭，曾參加討袁（世凱）倒龍（濟光）戰爭，集廣東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寧粵和談後蔣介石決定在廣州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簡稱西南兩機關），陳濟棠擔任常務委員。表面上，全國黨政復歸於統一，但兩廣仍維持半獨立局面，陳濟棠實際上已成為握有軍政大權的「南天王」。 　　1936年6月至9月爆發「兩廣事變」（亦稱「六一事變」），廣西的新桂系和廣東的陳濟棠粵系，以抗日運動之名義，挑戰蔣介石主政的南京國民政府。該政治事件最終以雙方達成妥協而告終，隨後也結束了陳濟棠對廣東的割據局面。陳濟棠垮台後，在農林部長、兩廣臺灣宣慰使、海南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等虛職上短暫停留後，便一直賦閒無事。當年名聲顯赫的「南天王」，再也沒有回到萬人矚目的「舞臺」。 　　本書是作者對其一生事蹟簡明扼要地回憶，其中包括辛亥革命、廣東革命根據地統一、北伐、抗戰、國共內戰等。因是作者晚年所寫，牽涉許多事情難免有所諱飾，文史專家蔡登山另找到汪希文所寫〈「南天王」陳濟棠外傳〉一文做補充，兩相參閱可知全貌。汪希文，是汪兆鏞之子，汪精衛的胞姪。對於陳濟棠，有其近身的觀察，相較他人所寫的傳記，當有更珍貴的史料價值。而這長文當年僅發表於香港《天文臺》報紙上，有鑑於資料的可貴，乃重新打字校對，合為一書，以期讓讀者更加了解這位當年叱吒中原的「南天王」。 本書特色 　　

★藉由主導《廣東三年施政計劃》，陳濟棠讓廣東在短短時間成為國民政府黃金十年的模範省！ 　　★本書是作者對其一生事蹟簡明扼要地回憶，其中包括辛亥革命、廣東革命根據地統一、北伐、抗戰、國共內戰。 　　★特別收錄〈「南天王」陳濟棠外傳〉，與原書兩相參閱可知當時歷史全貌，另有文史專家蔡登山專文導讀。 作者簡介 陳濟棠（1890—1954） 　　字伯南。廣東防城縣（今廣西防城港）人，自六歲起，陳濟棠便入讀村塾，接受了完整的傳統儒家教育。在學期間，由該校教官鄧仲元介紹與同班同學鄧演達等秘密加入同盟會，從事革命活動，並參加了辛亥革命。1935年晉升為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曾長時間主政廣東，政治上與南

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經濟、文化和市政建設方面頗有建樹，有南天王之稱。主政廣東時，廣州工商業和市政建設成績卓著，為廣州打下現代化基礎。1949年，任海南行政長官兼海南警備司令。1950年到台灣，任總統府戰略顧問。1954年11月3日卒於台北，獲厚葬於陽明山。 編者簡介 蔡登山 　　文史作家，曾製作及編劇《作家身影》紀錄片，完成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巴金、曹禺、蕭乾、張愛玲諸人之傳記影像，開探索作家心靈風氣之先。著有：《人間四月天》、《傳奇未完──張愛玲》、《色戒愛玲》、《魯迅愛過的人》、《何處尋你──胡適的戀人及友人》、《梅蘭芳與孟小冬》、《民國的身影》

、《讀人閱史──從晚清到民國》、《叛國者與「親日」文人》、《楊翠喜‧聲色晚清》、《多少樓臺煙雨中：近代史料拾遺》、《多少往事堪重數：百年歷史餘溫（1890－1990）》等十數本著作。   「南天王」陳濟棠和其傳記／蔡登山 一、家世述略 二、童年生活 三、投筆從戎 四、陳炯明叛變 五、伐沈之役 六、西江督辦公署 七、整肅滇桂軍 八、赴蘇考察 九、斡旋寧漢 十、綏靖粵西 十一、兩廣部隊之編遣 十二、胡漢民事件與粵局 十三、廣東三年施政 十四、反對閩變 十五、赴歐考察 十六、全面抗日 十七、出長農林 十八、戰後瑣憶 十九、南海風雲 二十、由瓊來臺 二十一、興學概述 附錄一：香

港脫險記 附錄二：「南天王」陳濟棠外傳／汪希文   序 「南天王」陳濟棠和其傳記 蔡登山 　　陳濟棠（一八九○～一九五四），字伯南，出生於廣東防城，粵系軍閥代表，一級上將，曾集廣東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有「南天王」之稱。 　　陳濟棠出生在一個亦耕亦讀的家庭，六歲入私塾讀書，十六歲時應鄉試，榜列第三。一九○七年，陳濟棠考入廣州黃埔陸軍小學，次年，與同班同學鄧演達等祕密加入了同盟會。一九一二年再入廣東陸軍速成學校。一九一三年畢業後，在廣東地方部隊任排長，不久升任連長。一九一五年，他參加討袁（世凱）倒龍（濟光）戰爭，失敗後，輾轉到肇慶投護國軍的林虎部。一九一八年，他奉命率部駐防陽江剿匪。亂

平後，他率先以兵工作修橋建設，因而積功升任營長。一九二○年粵桂戰爭中，他脫離了林虎部。十一月，粵軍參謀長鄧鏗組建粵軍第一師，他應邀在該師任第四團（團長陳銘樞）第一營營長。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策動反對孫中山，圍攻觀音山大元帥府。團長陳銘樞不久離職去上海，第四團暫時由陳濟棠統領，回駐肇慶。年底，孫中山聯絡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入粵討伐陳炯明，陳濟棠表示支持孫中山。在李濟深的布置下，陳濟棠與鄧演達、張發奎配合滇桂軍合力進攻，擊敗了陳炯明的叛軍，重新佔領了廣州。一九二三年一月，陳濟棠升任第一師第二旅旅長。四月，桂軍沈鴻英部進攻廣州，陳濟棠指揮第二旅配合張發奎、鄧演達部攻破肇慶城，並乘勝佔領了西

江。七月，兩廣革命勢力在梧州會師，成立西江督辦公署，李濟深任督辦，陳濟棠兼任督辦公署參謀長。一九二五年十月，第一師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李濟深任軍長，陳濟棠升任第十一師師長。一九二六年率領第十一師與張發奎獨立旅渡海攻打海南島。 　　一九二七年春，以國府代表名義，赴蘇聯考察。同行者有政治部主任林翼中，暨空軍及其他技術人員二十餘人，當他抵莫斯科時，值國內清黨，蘇俄對其態度驟變，既阻其轉赴歐洲，復欲迫之加入共黨，幾經交涉，遂於六月間返國。寧漢分裂後，他回到廣州，他復任第十一師師長。一九二九年在蔣桂戰爭中失利敗回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便傾全桂之兵，向廣東進攻，於五月上旬佔領西江各縣。粵軍第

五軍軍長徐景唐也舉兵迴響，直逼廣州。陳濟棠採取各個擊破的戰略，以一部兵力（蔡廷鍇旅）牽制徐景唐部，集中主力於花縣的赤坭、白坭地帶向桂軍進行全力反攻，將李、白部戰敗，並乘勝追至廣西邊境，以香翰屏旅會同蔣介石的第四路軍分途入桂。打敗李、白部後，即增兵粵東，反攻東江的徐景唐部。於七月十日將徐部四面包圍於信豐，全部殲滅。一九三○年中原大戰展開，張發奎由宜昌率一師之眾，與桂軍聯合，東下攻粵。陳濟棠調蔣光鼐、蔡廷鍇兩師趕返，一面急電請中央增援。不久，中央派第六路軍朱紹良的三個師入粵助戰。陳濟棠臨危不亂，使用總預備隊，並盡調左翼部隊，先擊破張發奎軍，繼瓦解桂軍，卒反敗為勝。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和張發奎，為

策應馮玉祥、閻錫山作戰，乃放棄廣西，揮軍入湘。蔣介石急電陳濟棠派兵入湘，截擊張桂軍，在衡陽與張桂軍決戰，大敗之。經此一役，西南局面大定。陳濟棠命蔣光鼐、蔡廷鍇兩師，開赴山東、河南同馮、閻兩部作戰，將馮部主力擊破。中央論功行賞，將蔣蔡兩師合編為十九路軍。 　　一九三一年蔣介石與胡漢民意見不合，胡漢民被幽禁於南京湯山。訊息傳開，軍政各界都極為震動。胡派首腦人物古應芬等逃往廣州，到處點火，掀起了反蔣高潮。孫科、陳濟棠、汪精衛、唐紹儀等在廣州通電反蔣並驅走廣東省長陳銘樞，成立廣州國民政府，陳濟棠任第一集團軍司令。十二月寧粵和談，蔣介石下野。 　　決定在廣州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和國

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簡稱西南兩機關），陳濟棠和李宗仁均任常務委員。表面上，全國黨政復歸於統一，但兩廣仍維持半獨立局面。胡漢民只主持西南政務，陳濟棠實際上已成為握有軍政大權的「南天王」。陳濟棠平生最為人稱道的，大概應是他「治粵八年」的種種業績；而他生平最得意的「作品」，卻當屬《廣東三年施政計畫》。 　　該計畫洋洋灑灑四十萬字，描繪了廣東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的美好藍圖，可看作「陳濟棠神話」的一個提綱。他在主粵期間，政治上與南京中央政權分庭抗禮，使廣東省長時間處於半獨立半割據狀態，但在經濟、文化和市政建設方面均很有建樹，為廣州的現代化進程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三十多條新開馬路、一大批工廠、港口公路、

大中小學等紛紛出現，而物價相對穩定，市場繁榮，市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使古老的廣州一躍成為能比肩上海等現代大城市，也使廣東省在國民黨黃金十年發展期間一躍成為模範省。 　　陳濟棠把廣東變成自己的獨立王國，轟轟烈烈地幹「事業」，蔣介石自然不會視而不見，蔣介石的步步緊逼，胡漢民等反蔣元老派的一再施壓，方士們「機不可失」的乩語之下，迫使陳濟棠在反蔣與維持現狀之間痛苦地徘徊逡巡。他既不願冒天下之不韙成為挑起內戰的元兇，更不願放棄「南天王」的寶座。然而，歷史並沒有給他留下太多迴旋的餘地。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胡漢民猝死廣州，使得南京中央和以廣東為首的西南聯盟之間的固有矛盾頓時激化。六月一日，陳濟棠以

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的名義通電全國，呼籲國民政府領導抗日。四日，以陳濟棠、白崇禧為首的西南數十名軍事將領，聯名通電響應西南兩機關，並於八日將兩廣部隊向湖南方向開進。這場由陳濟棠等人發動的反蔣運動，一出爐就引起了全國震動，成為中外人士都十分關注的重大政治事件，史稱「兩廣事變」（亦稱「六一事變」）。六月下旬，蔣介石暗向西南調集軍隊。此時，被蔣介石派到廣州活動的蔣伯誠，對分化和收買陳濟棠的部下也收到效果。七月四日，陳濟棠部余漢謀由廣州到大庾，召集第一軍將領商議，一面打電報給南京政府，向蔣介石報告請示，一面集中兵力準備向南雄、韶關推進，對陳濟棠進行兵諫。六日，第二軍副軍長兼東區綏靖主任李漢魂掛印

離職赴香港，翌日通電反陳。此時，西南兩機關的蕭佛成、陳融、劉廬隱、鄧青陽、楊熙績和廣東省主席林雲陔、廣州市長劉紀文等紛紛出逃，陳濟棠借以發號施令的西南兩機關隨即解體。十三日，陳濟棠被南京國民黨政府免除本兼各職。十四日，余漢謀在大庾宣誓就任蔣介石任命的第四路軍總司令和廣東綏靖主任，並發表通電，敦促陳濟棠於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廣東。同日，第二軍軍長張達也被蔣介石收買，聲明服從「中央」，並著手迎接余漢謀來廣州上任。十八日，空軍司令黃光銳、參謀長陳桌林分乘三架飛機於香港機場降落，各種飛機七十二架先後飛到南昌機場投靠蔣介石。陳濟棠見眾叛親離，大勢已去，只得於七月十八日電余漢謀以廣東治安相托，並發表告袍澤，告

同胞書，聲言下野。黃昏之際，他攜帶平日聚斂的兩千六百萬元白銀，與其兄陳維周及衛士十多人一道從黃埔魚珠炮臺登上「海虎」號軍艦，悄悄離開了廣州。晚上九時許，陳濟棠一行換乘英軍「蛾」號軍艦，踏上了逃亡香港的行程。這天，天氣十分惡劣，海上風雨交加，軍艦行進緩慢。陳濟棠一個人呆坐在艦艙，沉默無語，黯然失神……「南天王」生涯驟然落幕，紛擾了五十多天的「兩廣事變」遂告結束，同時也結束了陳濟棠對廣東的割據局面。 　　陳濟棠到香港後，蔣介石派黃鎮球去安慰他，說將來借重他的地方還多。此後陳即出洋考察。一九三七年春，赴奧地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土耳其等國考察，在土耳其時，忽患惡性瘧疾，痊癒後，轉赴希臘遊覽，旋再

至瑞士修養。抗戰爆發後，陳濟棠由歐洲回國，雖然一再對蔣介石表示忠心，可皆未問鼎要職，只任國民政府委員及最高國防委員和戰略委員。一九四○年春，更任國民政府農林部長（此職為蔣介石安置下野軍閥的專用職位，東北的沈鴻烈、新疆的盛世才均擔任過這一職務）。一九四二年，又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日本投降後，陳濟棠奉命為兩廣宣慰使，由重慶回到廣州。一九四九年四月，陳濟棠被國民政府任命為瓊崖行政長官。一九五○年陳濟棠去了臺灣，任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委及總統府資政。他正欲在臺設德明中學校，以紀念孫中山先生，不料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日在勘察校址時，突然患腦血管栓塞去世，終年六十三歲。 　　陳濟棠

垮臺後，在農林部長、兩廣臺灣宣慰使、海南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等虛職上短暫停留後，便一直賦閒無事。當年的「南天王」，再也沒有回到萬人矚目的「舞臺」。 　　《陳濟棠自傳稿》是作者對其一生事蹟簡明扼要地回憶，其中所涉，包括辛亥革命、廣東革命根據地統一、北伐、國民黨內部鬥爭、抗戰、國共內戰等。其中許多內容與軍國大計相關，富有史料價值。然而因為是作者晚年所寫，牽涉許多事情難免有所諱飾，因此編者又找到汪希文所寫〈「南天王」陳濟棠外傳〉一文做補充。汪希文，是汪兆鏞之子，汪精衛的胞姪。汪希文生於光緒十六年九月初六日（一八九○年十月十九日），只比汪精衛小七歲而已。汪希文是國民黨元老古應芬的高足，民國六年護法之役

，孫中山在粵稱大元帥，汪希文在內政部為簽事（居正、葉夏聲分任部長、次長）。汪希文在抗戰前，不過曾任廣東番禺縣長，後來任國民政府財政部簡任秘書、汪偽政府時任行政院參事，外放浙江省政府委員，兼糧食局長，又調社會福利局局長，再調浙江省第四行政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論官階不過簡任一級。汪希文晚年流落香港，他也是命理學家，於當時的術數界頗負盛名。汪希文於遲暮之年，而尤需賣文為活；以他的詩書傳家，竟效君平賣卜，我們可以體味到他晚景的孤寂淒涼，與生活的清苦艱窘。一九六○年二月十五日，他服安眠藥自殺於香港沙田萬佛寺。 　　汪希文也屬於粵人，當年對於粵系軍閥有特別深入的研究，如粵系「三濟」—即龍濟光、李

濟深和陳濟棠都有長文論及。其中對陳濟棠，有其近身的觀察，較之他人所寫的傳記，當有更珍貴的史料。而這長文當年僅發表於香港《天文臺》報紙上。從未結集出版過，因此知者甚少。筆者鑑於其資料之可貴，乃重新打字校對，合為一書。使其對當年諸事之顛末，有其脈絡可循，當有助於對其整個歷史背景的瞭解。   【十一、兩廣部隊之編遣】 時李濟琛為中央參謀部長兼第八路總指揮，兼又粵省主席。余認為粵省已趨安定，為使符合民主政治，應即實行軍政分治，故極力主張李氏辭卸粵主席之職，而交陳真如接任。至民國十八年春，李氏乃自動辭去，由陳真如接替。 民國十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召開三全大會。陳真如、李濟琛與余均為代表，乃欲

共同赴京出席。陳氏至港，住皇后酒店，因遇火警由樓上跳下，折一腿，遂不能去，余因候余妻由高州返，故行稍遲，李氏則先行，抵達後，即被留在南京，余到上海時，蔣先生即發表余任廣東編遣特派員，囑即返粵，不必入京。 李氏被留南京，黃紹城（季寬）即由梧州至穗與第八路總部參謀長鄧世增（益能）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出師，由湖南北上，並議決共擁余任第八路總指揮。余第四軍所部，大部分亦已調往北江，時余兄維周在穗，曾勸第四軍各師，應請示軍長以決定行止，不應未奉命即擅自行動。於是，乃有黃質文等三團仍在河南不動。 蔣先生發表余任編遣特派員，乃係派李仙根携手令來滬交余者，當時余曾托李仙根轉報蔣先生，如要余負此新任務，請其不必用

兵，因北伐軍事尚未完成，如革命軍內部即自相傾軋，對於革命前途自極為不利，且如此亦可免除彼此加深裂痕，余返粵亦可較易有所作為，蔣先生深以為然，促余速返粵，本此意旨做去，余乃啣命南返。時有副官處長林時清及財政廳長馮祝萬等隨行，江防司令陳策亦與余同船。返至香港，黃埔軍校教育長李揚敬，受粵中各師長之托來港與余會晤，並報告各方面軍事情形。時陳真如在港，腿已折不能行動，以無法助余為憾，嗟嘆不已。余見此局勢如此惡化，恐難挽回，乃於是晚九時電余所部三師長來港研商。蓋余甚不欲貿然至穗，免為役等所挾持，難以應付。後閱當日廣東報紙，獲悉各方面軍隊，均已紛紛調動，粵幣已跌至四成五，人民損失慘重。風聲鶴唳，大有岌岌不可

終日之勢。至十時，因念半生革命，不知幾歷艱辛，目前局勢如此惡劣，將何以收拾，不禁為之淚下。乃即前往醫院晤陳真如，請其秘書代余擬接受中央命令發表就職通電。並請陳氏即電其舊部各師長，按受余之命令。

「中央化」的詮釋、實踐與挑戰： 以蔣中正對四川的處置為例（1927-1949）

為了解決台灣省主席兼總司令的問題，作者王宏松 這樣論述：

　　國府定都南京後，統治基礎並不穩固，常面臨地方實力派對中央的挑戰。這對國府領導人蔣中正而言，如何有效的進行「中央化」，加強中央集權，深化對地方的控制，這是其念茲在茲的嚴肅課題。從北伐結束到中原大戰期間，蔣對中央化的作為主要是以武力統一的方式來進行。在中原大戰之後，蔣體認到民心厭亂，對於中央化的進程已有不一樣的思考，蔣認為目前的重點應先促進政治的改革，藉由召開國民大會和制訂約法的形式，開啟民主政治的端倪，促進和平統一。　　蔣中正在推動四川「中央化」的相關作為，是有一轉變的過程。初期蔣對四川的態度是以「羈縻」為主，其維持四川的具體作為是二劉（劉湘、劉文輝）名義上分掌軍政大權。但二劉都不滿足於現

狀，企圖獨佔四川，二人終究不免一戰。戰事初起，蔣對二劉採「積極勸和」的態度。不過在中央無力制止的情況之下，蔣只能對川戰保持「冷靜待變」。最後二劉之戰由劉湘取得勝利，劉文輝退往西康。四川暫時結束了各軍爭戰的局面，四川正式進入了劉湘主導的時代。　　劉湘雖主導川局，但其因剿共大敗，不得不同意國府派遣參謀團入川協助剿共。蔣中正更於1935年親自入川督察剿共並視察川政，在川停留期間，蔣的作為計有協調各軍剿共、規劃公路建設、要求各軍裁兵、整理四川財政、興辦峨嵋訓練團、建設四川為抗戰根據地等重要措施，為四川中央化奠下良好的基礎。但中央勢力入川後，和劉湘產生了許多的磨擦。兩廣事變、西安事變的發生，可見劉湘對抗

中央的行動愈發明顯。蔣在幾經思考後決定以「政治」手段解決川局，由何應欽主持四川整軍工作。不過在會議召開期間，七七事變突然發生，何應欽匆匆結束會議返回南京，四川整軍工作並未落實。　　抗戰爆發，四川軍人積極支援中央抗日。1938年1月，劉湘病逝漢口。蔣為了徹底解決四川地方勢力，決意起用張羣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但張羣的人事命令發表後，卻招致四川軍人的反彈。蔣只能改弦易轍，調鄧錫侯出任川康綏靖主任，王纘緒出任省主席。1939年四川又爆發7師長反王（纘緒）風潮，蔣在協調不成的情況下，決定親兼四川省主席。之後在蔣的佈置規畫之下，四川各派軍人終能接受張羣接任省主席，這代表著四川的中央化更進一步。　　蔣在抗戰

後期處置四川軍政以「懷柔」為方針，希望地方軍人感念中央的善意，心向中央。實際上川軍仍然派系分明，鄧錫侯、潘文華、劉文輝三人各據山頭，與國府保持時而合作、時而對抗的關係。國府在川八年的消極作為，已使四川的「中央化」陷入困局。抗戰結束之後，國府進行整軍工作並成立重慶行營，以張羣為行營主任，其工作統籌西南軍政為主，其次才是規劃西南的建設，但因國共內戰愈演愈烈，對四川的建設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1949年初，國共戰局逆轉，蔣中正不得不宣布下野，下野前蔣任命張羣為重慶綏靖公署主任。張羣剛上任，四川就傳出其與楊森、王陵基不和的傳言，加上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正在串連反對省主席王陵基，四川局勢顯得詭譎多變。

4月，共軍大舉渡江，國府成立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以張羣為軍政長官，統籌西南的防務。之後蔣中正此時忙著處理與李宗仁的政爭和台灣軍政的各項準備，對於四川的政治亂象無暇顧及，只能坐視情況的惡化。在共軍即將進攻西南之時，蔣中正在1949年下半年兩度入川，其首要工作是調解川局內部糾紛，但蔣的柔性勸導收不到什麼效果，共軍只花了一個多月就「解放」四川。國府對四川實力派的內鬥束手無策，最後只能眼睜睜看著軍事的失敗，這代表四川「中央化」政策有許多值得檢討的地方。　　蔣中正在四川所進行的「中共化」是把重點放在軍隊的整頓上。中央對川軍的三次整編是交由各地方將領自行負責，中央僅作事後的查證，如此整軍的效果令人懷疑。蔣對

川軍將領採取較為放任的態度，讓其有機會保存實力，這導致了部份四川軍人在國共內戰中倒向中共。對國府而言，川軍「中央化」最為成功的是王陵基、孫震與唐式遵等將領，他們的共通點為對日抗戰時奉派出川作戰，受到民族主義、國家觀念的直接洗禮，因此在國共內戰後多能效忠國府。由此可知，國家要能成功的推動軍事「中央化」，需將地方軍隊調離本省，使其脫離與舊有勢力的連結，如此中央化政策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