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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寅思想研究——經世、儒學、歷史的觀察視角

為了解決全國廣播王天佑學歷的問題，作者吳秀琴 這樣論述：

兩宋之際的湖湘學者胡寅（1098-1156）融會儒學與史學，著《斐然集》務實論政，著《崇正辯》崇儒闢佛，著《讀史管見》評論歷史，對南宋儒學發展有一定的影響。本文運用統計、歸納、演繹、詮釋及比較法分析文本，先梳理胡寅生平、著作及思想內涵，再分析司馬光、胡寅、朱熹之史論，以闡明胡寅史論特色，考察胡寅思想承先啟後的定位，及其在共時與歷時上的影響。親歷靖康之難的胡寅深富憂患意識及民族自覺，經世思想的焦點落實在君臣之道，主張撥亂反正，愛民敦本；君道天健，求賢善任；臣道地靜，得君行道。胡寅堅決主張罷決議和，抗金復仇；任將得人，威信治軍；崇實務本，綱紀嚴明。人君撥亂反正必罷和議講武略，必用君子退小人，必建

藩輔固本支，必慎名器明賞罰，必慎擇守令及討盜賊。胡寅分析君道應則天憲天，正名天王；體元仁心，納諫聰明；專責宰相，任賢不貳。臣道則地宜靜，良臣忠君；自正正君，以道事君；歸功主上，直言諫君。君父同尊，但父子天性親，君臣以義合，綱常倫理不可紊，君臣各盡其職以致治。在儒家思想中，胡寅以自然氣化論證萬事萬物為陰陽氣化循環不息，又以災異論證「天人一理」，強調人事與天道相應，應敬畏天道。胡寅認為「道」存在於人倫日用之中，體現為人倫三綱、禮樂政刑。胡寅認為人皆由道，受命於天不可移，但人秉氣賦性當盡心成性，窮理精義使心與理一，持志存誠而居仁由義，躬行聖學以修身正心，倫理道德源於人的本心，以義處命強調人有心性修養

的主體能動性，以獲得生命境界的超越。胡寅自許為真見自得的豪傑，崇儒尊聖，以堯、舜、文王、孔子為得道而盡的聖人，崇尚《春秋》大義，推崇三代聖王之治，主張行封建、復井田、尊王攘夷、嚴防夷夏，扶持三綱，堅持儒家思想的立場，排王闢佛批道玄，積極維護三綱、四端、五典，富有批判式歷史意識。對胡寅而言，歷史興衰與政治治亂是一體二面，典型在夙昔，稽古以資治，反思歷史的政治功用，則古可為今用。胡寅史觀有崇古循環、天人一理、聖王經世、敬德修政及明理資鑑。《讀史管見》有1870則史論，以經斷史，以史證經，經史相融又相輔相成，以義理斷千古是非，富批判式、演化式、例證式及傳統式歷史意識。「臣光曰」據史而論，是史家之史論

；胡寅據經斷史，是思想家之史論，朱熹則增損檃括各家史論，創「綱目體」史書。《讀史管見》使《資治通鑑》由「事備義少」轉向「義備事少」，提升史論義理化及理論高度，催化朱熹《通鑑綱目》之作，促使「通鑑學」義理化發展。胡寅以經義斷史事，藉古事以指今勢，是南宋史學風氣轉化的關鍵人物，對於認識宋代儒學演變及史學義理化發展，富有承先啟後的學術意義。

從科舉到文學──唐末孤寒詩人研究

為了解決全國廣播王天佑學歷的問題，作者李奇鴻 這樣論述：

現今唐代文學研究大多肯認科舉制度對文人的影響，但少有把科舉制度視為問題並據以開展者的研究。本文即著眼於此，透過觀察一群受科舉制度所左右的知識分子（即「孤寒詩人」），釐清制度對文學的生產、觀念以及思想的影響，為唐詩經歷中晚唐變化轉型成另種典範（宋詩）的嬗遞歷程，提供一條可能的解釋脈絡。在世亂之下，科舉制度遠比我們想像中穩定。據統計，自咸通元年(860)至天佑四年(907)之間僅有四次停舉。有別於日漸衰亡的世家大族，「孤寒詩人」此時乘勢而起，大量應舉者在家鄉、幕府與科場之間移動，他們在不穩定的情勢下，除了需取得鄉貢進士的資格，還要四處干謁以尋求名聲與賞識、並創作大量詩歌作品。透過研究孤寒詩人，大

略可以將其影響分為三大方面：干謁活動、苦吟創作以及行藏之思。主要成果概約如下：（一）分析干謁詩作之後，可以發現干謁者與被干謁者之間的文學交流，並非絕對的下對上關係，若彼此相契合，甚至能發展為「知音」關係。此外，詩作中也流露著企盼知音與公道的念想，很大程度支持孤寒詩人們往返場屋、奔赴四方以尋訪知己。（二）苦吟研究是中晚唐重要的文學現象，苦吟除了既有的賈島影響之外，本文則提出另種可能，即苦吟是科舉制度影響文學創作之下的現象。在舉子與詩人身分結合之下，苦吟也與謀身相結合，成為普遍的生命型態。（三）制度影響最深刻者為出處之思，在科舉成為掄才主要途徑後，已不見所謂終南捷徑，而更重視進士科資格。從時、機、

命的探討中，孤寒詩人對於戰亂雖大多明哲保身，但鮮少有真正退棲之想。有賴於常年舉行的科舉制度，他們認為，只要制度仍舊，就還有飛黃騰達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