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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接收與重整（1945-1963）

為了解決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統編的問題，作者黃正宗 這樣論述：

現代商業保險制度於19世紀中葉開港通商後引進臺灣，經日治時期長足發展，無論在業務規模或制度層面皆已奠定相當基礎。戰後，隨政權移轉，臺灣保險市場經歷制度轉換的過程，在1963年完成新體制的確立。本文廣泛蒐集多元史料，從（1）業務發展、（2）監理制度、（3）組織、資本及人事、（4）資金運用等四個觀察視角出發，儘可能重構臺灣保險市場在此「制度轉換期」的樣貌，除說明制度如何轉換外，也嘗試分析轉換過程中產生的問題與影響，並歸納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特徵，及保險業之於金融體系與總體經濟體系的關係。業務發展方面，產、壽險業的分歧是這段時間最明顯的特徵，戰前業務規模遠大於產險的壽險嚴重萎縮，並處於長期停滯，產險

業則伴隨總體經濟復甦與成長，在1958年便已接近戰前高峰。這背後是產、壽險契約性質差異、是否承擔政策責任，及市場競爭與否等多重因素產生的結果。組織、資本與人事方面，有四點值得注意。首先，市場形態由戰前的「民營且競爭」轉變1960年以前的「公營且寡占」；其次，保險業「分支機構」為主的組織型態在1950年後全數轉為「總公司」；其三，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除了讓市場型態重回民營且競爭外，也是戰後本國民間資本涉及全國性金融的開端；其四，戰後臺灣保險人才可歸納為外省籍、日治經驗、新生代三批，日治經驗的發展情況相對較差。監理制度方面，戰後保險法制體現「內地延長的再延長」路徑，由於中國保險法制本身的問題，這

次「再延長」呈現法律現代性及完備性的倒退，1963年《保險法》修正施行除改善上述問題外，也完成史上第一次「保險法制臺灣化」。資金運用方面，戰後保險業資金運用規模極小，未能充分發揮「重新分配資本」功能，要到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後才有顯著成長，但較之戰前，資金運用比率仍較低，法令限制及不成熟的資本市場，是形成上述特徵的主要原因。就保險業在戰後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處的位置而言，產險業大致與整體經濟相輔相成、共同發展，壽險業在保險市場開放前則顯得乏善可陳，尤其是無法有效發揮提供長期資金的產業特性與優勢，對整體經濟發展的助力有限。此外，本文也以保險市場為例，就延續與斷裂、穩定或發展，及產業史研究之重要

性等議題略紓淺見。

董事責任保險之制度探析

為了解決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統編的問題，作者吳雨宸 這樣論述：

近年來，隨著兆豐案、樂陞案等弊案之爆發，董事責任保險成為了各界關注之焦點。不僅上市公司之投保率因而攀升，相關法律亦開始對董事責任保險有所規範，金管會亦於2019年起強制所有上市櫃公司投保董事責任保險，董事責任保險在我國想必將越來越普及。此外，國內外相關報告書亦多次強調董事責任保險所具有提升公司治理品質之機能，使董事責任保險在世界上越來越受矚目，由此可見，現今之董事責任保險實具有高度之重要性與關注度。因此，本文首先即欲對董事責任保險制度做一詳細之介紹，包含董事責任保險於英美與我國之發展歷程，要保人、被保險人、第三人等參與董事責任保險之主體，董事責任保險之客觀與主觀承保範圍，以及董事責任保險所具

有之功能。而在對董事責任保險之基本構造有一定程度之掌握後，本文欲進一步以董事責任保險之運作過程為主軸，區分「締約前」、「締約後（含締約時）」、「保險事故發生後」三個不同階段，剖析現行董事責任保險制度存在之問題，並提出適切之解決辦法，期望藉此改善現行董事責任保險制度之運作，使董事責任保險得以順利發揮其應有之功能。此外，本文欲藉由「內部控制機制」與「外部監督機制」之公司治理架構，探討董事責任保險於公司治理中所扮演之角色，具體說明董事責任保險係如何透過「強化董事會職權發揮」、「活用獨立董事制度」、「監督董事執行職務」、「提供第三人重要資訊」、「抑制董事道德危險發生」之機能，強化投保公司「內部控制機制

」與「外部監督機制」之作用，進而促進投保公司之公司治理成效。最後，本文認為，未來應於董事責任保險中建立強制公開揭露制度，強制要求所有類型之公司正確地公開其投保董事責任保險之相關資訊，包含「承保範圍」、「除外條款」、「保險金額」、「自負額」、「保險費」、「保險人之名稱」等保險契約內容，使董事責任保險得以發揮加強版之外部監督效果，進而得以進一步地促進投保公司之公司治理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