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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歷史學系 顧盼所指導 林子雅的 清代皇帝的穿與用─以絲、瓷大運為中心 （2014），提出元大結清銷戶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內務府、江南三織造局、景德鎮官窯、絲瓷大運、清代財政。
金錢整理：只要收拾存摺、冰箱和另一半，錢會自然流向你
為了解決元大結清銷戶 的問題，作者市居愛 這樣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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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帝的穿與用─以絲、瓷大運為中心
為了解決元大結清銷戶 的問題，作者林子雅 這樣論述：
清代以江南三織造局與景德鎮官窯的絲、瓷大運承擔皇帝穿與用的需求。在織造局方面，清代立國基本上財政原則是戶部總管天下錢糧，在順治朝經歷了戶部與工部間的游移，直到順治十八年(1661)將江南三織造局吸納進內務府的組織當中，確立官員由內務府派任，錢糧的奏銷在戶部的原則。另一方面，景德鎮官窯要到三藩戰事結束後才有較大的發展，直至雍正四年(1726)以前，其官員的派遣在工部、內務府、地方官員之間游移轉化，而財政經費上康熙時期雖申令不可加派地方錢糧，但實際情況卻只是換個名目繼續行加派之實，雍正四年(1726)派遣年希堯以淮關稅務監督兼管景德鎮窯務，讓官員的派遣回到內務府系統，並以稅關稅收作大運經費，
才能夠順利的年年運行。 探究乾隆皇帝對絲、瓷大運的管理，可謂是細緻的程式化管理。於乾隆十年(1745)與十二年(1747)相當接近的時序內，內務府核定了絲、瓷大運的相關則例。皇帝藝術品味的達成，更則是藉著細緻的程式化管理，尤其是原料生產的細節與經費的掌控，使絲、瓷大運更加順暢的運作。 大運的絲、瓷形制皆須按照內務府所發出的樣式加以製造。織品分為上用、官用與部派，其數量表明三局各有其側重的部分，長時期的緞疋數量變化來看，反映了實際的派辦需求，乾隆、嘉慶、道光各朝各有生產的高峰與低谷。瓷器方面，乾隆時期呈現相當穩定及成熟的發展，每年燒造規模接近三萬件，其中作為變價瓷器所佔比例，幾乎達到五成之多
，乾隆七年(1742)下令，這些瓷器直接在景德鎮變賣，也產生瓷器皇權象徵意涵的討論；嘉慶對於瓷器的態度，一反乾隆時期經營御窯廠的積極，逐步減少大運瓷器的生產。以財政史的角度亦可反映清代不同皇帝，對於瓷器的興趣與愛好的程度。 在運送方面，運河及驛道皆是國家信息傳遞、物流運送的重要管道，是國家政事能順利運作的憑藉。織品大運的運送方式，康熙六年(1667)大運的水陸運形式基本上底定下來，上用緞以陸運，官用緞以水運的方式運作。瓷器大運方面，乾隆四年(1739)以前，瓷器必須要先送往淮安清點、裝佩匣座再行包裝，上色瓷器由淮安陸運送京，次色以水路送京；四年以後瓷器不經淮安轉運，幾乎皆是水運入京了，以秋、
冬兩運送至內務府。運載絲與瓷的船隻，屬於官船的性質，夏末至秋天時節，為皇帝運絲、瓷入京，碰上運糧的漕船，在秋天的運河中形成繁忙趕運的景象。本文考察運輸路線，勾勒出清代絲、瓷大運的具體運輸過程。 江蘇、浙江兩省為國家賦稅重地，九江關亦為全國內陸稅收第一的稅關，在清代皆為重要的國家財政稅收。清代皇帝將絲、瓷大運的財政體系，建構於全國稅收最為重要之處，確保每年絲、瓷用品源源不絕的供應。對於皇帝而言，內務府更不需要為了絲、瓷大運辦理，額外動用屬於皇帝的廣儲司銀庫存銀，乃是透過絲、瓷的大運過程，以看似合理化且制度性的將本屬於戶部的地丁銀兩、關稅盈餘銀兩挪移出來，作為滿足皇室生活用度以及藝品所需。過去從
藝術史或宮廷物質文化研究的角度，讓我們得以了解皇帝個人藝術品味與宮廷文化之影響力，本文則補充財政史的視角，藉由研究清代絲、瓷大運的整體運作過程，分析清代江南三織造局與景德鎮官窯之機構與制度形成，達到理解清代皇帝穿與用背後，所代表的內務府之皇室事務運作方式與清代國家財政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