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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離破碎的團結：戰後台灣煉油廠與糖廠的勞工

為了解決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薪水的問題，作者何明修 這樣論述：

台灣到底有沒有貨真價實的勞工運動？台灣的勞工是否存在階級意識？   　　2016年6月24日，華航空服員為爭取合理的勞動條件發動罷工，結果資方徹底讓步；7月19日，因反對政府不願落實真正的週休二日，勞工團體發動絕食抗議，各大媒體工會史無前例發動串聯……接連兩起勞工抗爭事件引發社會關注，我們彷彿看到台灣勞工意識的覺醒，勞工們終於站出來，討回自己應有的權益。   　　然而，情況真的是如此嗎？   　　2014年太陽花運動，反對的是未來可能衝擊六百多萬服務業勞工的服貿協定，但全國性工會卻在這場重大的抗爭中缺席了；占領立法院民眾的訴求有捍衛民主、堅持程序正義、反對中國併吞、反對自由貿易……為什麼鮮少聽

到來自基層勞動者的聲音？為什麼太陽花運動不是一場勞工運動？   　　或者，我們該問的是：台灣的勞工是否具有團結一致的「階級意識」？勞工的抵抗除了英雄般的勇武抗爭，是否還有其他的形式？的確，比起階級認同，台灣的勞工更加在意族群、黨派等其他身分，汲汲營營地追求與這些身分相關的利益。不過這不表示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面對的壓迫情境。在漫長的歷史中，台灣的勞工只是通常選擇以較隱蔽的抵抗方式，設法改善自己的處境。   　　本書的主角是煉油廠與糖廠的勞工，書中記錄了他們超過半世紀的發展軌跡。中油跟台糖是兩個非常特殊的案例，在日治時期分別是帝國海軍與私人財閥所掌控，卻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一夕成為國營企業，也意外

成為國民黨佈署黨工和情治人員的重點單位；在原本的勞資關係之外，工廠內部儼然呈現黨國體制縮影，以及複雜的族群政治關係，勞工們因而採取各式各樣的抵抗策略，從激進的革命起義，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行禮如儀、瑣碎協商。另一方面，工廠外在這段時期則經歷了反共、美援、經濟結構的變革、政治上的民主化、社會運動的興起與轉型，這些重要的歷史階段也對勞工的抵抗和日常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國營事業勞工就是在這些形形色色的抵抗方式中，展現出自身的能動性，進而創造自己的歷史。   　　一部關於國營事業勞工的歷史考察當然不能宣稱涵蓋其他類型的勞工，但透過他們的故事，一方面呈現台灣勞工抗爭史的縮影；另一方面，也藉由深入

考察本土的經驗個案，提出更具包容性的「勞工階級形構」理論。   　　台灣勞工向來給人安份認命的印象，「愛拚才會贏」、「黑手變頭家」是傳統台灣勞工的典型，彷彿勞工們並沒有意識到、也不在乎自己的權利；甚至還因此間接縱容了統治者、資本家的剝削。本書以社會學角度，重新認識台灣國營事業勞工，以及他們是如何在一種被稱為「支離破碎的團結」情境下，形成自己的階級意識。 名人推薦 　　本書如實闡明了台灣的某些特殊性，以及其所遭逢的一連串內外交錯之壓迫。這段勞工階級「抵抗」歷史的價值，在於清楚說明了台灣勞工階級的形成、裂解與分期，並將其與其他國家勞工階級相互參照。同時，本書也透過煉油廠勞工與糖廠勞工細膩的比較

，指認出台灣勞工階級內在的異質性。──布洛威（Michael Burawoy），台灣國立清華大學榮譽特聘教授   　　透過兩個國營事業的個案，何明修精彩的研究提供了充滿洞見的分析，以理解台灣勞工階級的形構。他採用歷史制度論的架構，將重點放在外省人／本省人的族群分歧、國民黨的黨員身分、內部勞動市場，以及工會等因素如何形塑了階級形構，其關於日常抵抗的若干章節格外具有新意。這是一本值得高度肯定與推薦的書籍。──高隸民（Thomas B. Gold），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系教授。   　　這是值得肯定的成就，這部簡練卻全面的著作，探討的是一個長期被台灣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忽視的主題。除了提供讀

者徹底且深入的個案研究材料，本書清楚地展現從馬克思、湯普森及其他激進傳統學者所汲取的理論洞見之價值。我尤其欣賞本書將這些先進的概念，詳盡應用於處理1947年228事件與社會運動型工會的段落。所有台灣社會科學家都應該正視本書，參與它所探討的議題。──音雅恩（Ian Inkster），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   　　何明修考察了中油與台糖的勞工處境，使用廣泛而豐富的研究材料。他清楚呈現出兩家國營事業是如何延續了日治時期族群歧視的情況，證明兩蔣政權下的「新殖民統治」，只不過是取代了原有的日本殖民體制。其他細節分析仍可再討論，然而可以確定的是，何教授的著作是台灣研究中最重要的書籍之一。──家博（J

. Bruce Jacobs），澳洲蒙納士大學亞洲語言與研究講座退休教授   　　本書以社會學角度，帶領讀者們認識戰後台灣國營事業勞工意識的形構、轉型，與再形構。在這種被稱為「支離破碎的團結」中，這批勞工中的貴族運用關係網絡、行禮如儀、瑣碎協商與抵抗行為，形成了自己的階級意識。──蕭新煌，中研院社會所特聘研究員 作者簡介 何明修 　　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臺灣的社會運動、勞動與環境議題，著有《四海仗義：曾茂興的工運傳奇》、《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編有《社會運動的年代：晚近二十年來的台灣行動主義》，合著《八輕遊台灣：國光石化的故事》、《秩序繽紛的年代1990-201

0》。   序言 導論　尋找台灣勞工的抵抗 第一章　族群的政治：新殖民主義與革命起義 第二章　黨派的政治：黨國體制的動員與行禮如儀 第三章　職位的政治：適得其反的內部勞動市場改革 第四章　兼差打工與瑣碎的協商 第五章　勞工運動的登場：社會運動型工會 第六章　勞工運動的轉型：經濟型工會 結論　激進階級政治的可能性：重新思考制度、團結與抵抗 年表 注釋 導論　 尋找台灣勞工的抵抗（摘錄） 　　勞工為何沉寂？ 　　既有的台灣戰後勞工研究大多聚焦於以下兩個問題：首先，為什麼在快速工業化的六○和七○年代，勞工顯得如此地沉寂？其次，是什麼因素觸發了一九八七年解嚴後的勞工抗爭？

　　無產階級化（proletarianization）意指生產者脫離生產工具的歷史過程，從而產生一群一無所有、只能以販賣自己勞動力為生的階級。在台灣最顯著的表現即是六○年代之後，快速工業化致使許多農村人口被迫遷移至都市謀生。研究者好奇的是，在這個大規模無產階級化過程中，為何沒有出現激烈的勞資衝突？目前主要有三個解釋取徑。文化主義學派關注的是生氣蓬勃的中小企業，他們主張，儒家倫理鼓勵勞工簡樸勤勞，安份認命，奠定了經濟奇蹟的基礎；同時，儒家傳統家庭和諧的理想成為勞資雙方普遍遵循的價值觀，延伸到工廠內的人際關係，導致勞資傾向彼此合作、共同追求更富裕的生活。基本上，文化主義論者完全無視工作場所中的

衝突，直接假定勞資雙方共享的文化遺緒會促使勞工願意接受管理者的權威和工業生產的紀律。 　　第二種觀點通常來自馬克思主義的啟發，採取了較批判的態度。這些研究不訴諸某種傳統文化，反而特別側重於政治因素，認為長期的威權統治導致了勞工的無能與無助。戴歐（Frederic Deyo）反對草率地使用文化主義的解釋，他強調，許多不利勞工的政策，例如針對罷工的法律規定或是扶持親政府的工會，都會造成「勞工階級的政治排除」。其他研究者也證實了這一點：國民黨政權蓄意使勞工無力動員，並以勞工的缺乏組織鼓勵企業投資。 　　如果說第一種取徑訴諸於保守文化，第二種觀點重視政治高壓，第三類的研究則是審視其他抑制勞工階級意

識，或將其精力疏導至其他途徑的社會制度。例如，對受雇於家族企業的勞工而言，父權和家庭意識型態鞏固了他們的從屬狀態；社會隔離和歧視，促使加工出口區女工對其階級意識保持「緘默」；原鄉的社會聯繫是中小企業招募員工的重要管道，但這也進一步模糊了雇主與受雇者之間的階級關係。此外，有些貧困農民被迫在農閒之餘到工廠工作，以賺取額外收入，成了所謂的兼職無產者（part-time proletariat），而恰恰因為他們出身鄉村，刻苦耐勞的特性使其甘願忍受這種「自我剝削」。 　　同時，研究者也注意到，小規模創業成為台灣勞工階級普遍採取的抵抗策略，工廠工作經常被視為暫時的，是在為未來創業預作準備；即便是對大公司

內位居管理職的員工而言，獨立經營企業仍是一種誘人的生涯展望。謝國雄進一步指出，這一類微型創業不僅是勞工抵抗無產階級化命運的自助策略，其實也是一種意識型態上的效果；也就是說，「黑手變頭家」的期待，正當化了其體力工作欠缺主體性、不穩定，以及沉悶的本質。蓋茨（Hill Gates）則是主張，對於這些在政治上受挫的本土勞工而言，這些「小資本主義」（petty capitalism）所提供的生意機會是一道安全閥，讓他們對政治的不滿，在經濟上獲得抒發的管道。吳乃德也根據調查資料指出，儘管台灣勞工沒有形成階級意識，也缺乏以階級為基礎的動員，但他們對其自身的認同仍展現出高度的自覺，明確認知到不同階級間的差異。

　　第一種取徑斷言勞工沒有「階級意識」的需求；第二種主張如果沒有政治壓制，勞工可能會產生「階級意識」；第三種取徑則認為勞工的階級意識被轉移到「非階級」的途徑。後兩種取徑都提供了有價值的洞見，也都成功指認出某些阻礙階級抗爭開展的制度性因素，但整體而言，既有的研究皆過度強調台灣勞工階級的順從，而忽視其抵抗。除非我們採取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狹隘定義，否則將缺乏有組織的勞工抗爭視為階級意識不存在的證據，是有點牽強的說法。 　　九○年代之前，台灣仍存在各種的政治禁忌。關於勞工抗爭活動很難取得相關的歷史材料，許多研究者因而沒能察覺五○年代中期以前的勞工武裝抗爭，誇大了國民黨在戰後初期的控制效果。事實上，

國民黨的反共與政治壓制確實使階級動員的成本變得極高，但這些對工作場所的政治改造也播下了抗爭的種子。只不過，這些勞工的抵抗形態殊異，而且也並非只追求單一的階級利益。 　　解釋勞工的抗爭 　　台灣戰後勞工研究所提出來的第二個問題則是，為何看似安份認命的勞工，會在八○年代後期爆發抗爭風潮？大部分研究者都同意，威權主義控制的弱化刺激了勞工運動的發展。戒嚴時期的禁令不復存在，異議勞工要組織抗爭活動變得更容易；同時，反對黨的出現也激勵了勞工的政治抗議。除了政治環境的變遷，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其他因素，例如第二代勞工的出現，他們不再懷有傳統農村社會的想像，因此會更積極爭取權益。 　　關於戰後勞工運動研究，

除了上述政治性的解釋，本書還會進一步闡釋與補充以下三點。首先，除了政治自由化的外部衝擊，我們不應忽略工廠內部的變化，即早在解嚴之前，國營事業的工會就已逐漸脫離黨國體制控制，埋下勞工抗爭的種子。其次，儘管八○年代後期爆發了前所未見的勞工抗爭風潮，但並非所有勞工階級的成員都被捲入其中，為何有些勞工動員成功，而有些動員卻失敗了？最後，研究者往往關注的是勞工運動的起源，而非其後續發展。但勞工運動的興起，究竟會對勞工們帶來何種衝擊？這些勞工抗爭對於全國性的勞動政策，以及個別廠場的勞資關係造成怎樣的轉變？除了少數既有的研究，我們仍缺乏對於台灣勞工運動歷程的整體性評估。本書將要指出，台灣勞工運動中，國營事業

勞工這個支脈已經走入歷史，隨著台灣政治民主體制之確立，國營事業工會已經告別社會運動，轉化成利益團體。這並不是意味著國營事業的勞工運動消失，目前台灣的勞資爭議仍舊存在，國營事業勞工的街頭抗爭也從未停止，只不過這些街頭抗議大部分不是由體制內的工會所發起的，而一旦欠缺工會的組織根基，勞工運動將顯得零散破裂，很難能形塑出所有勞動者的共同團結。 　　國營事業勞工的特殊性 　　既有的勞工研究主要針對民營企業，大多忽略了國營事業的勞工。這點不難理解，因為在一般印象中，國營事業勞工與台灣經濟的成功並沒有直接的關係，甚至會被視為是站在創造經濟奇蹟、積極進取的黑手勞工以及活力旺盛的小頭家之對立面。台灣的國營事

業的確有其管理問題，極度官僚的作風和生產力低落常為外界所批評，也因此在國際上不具競爭力。（當然，其中也有值得注意的例外，如五○與六○年代的糖業，砂糖外銷曾是台灣重要的外匯來源。）然而，若不了解國營事業勞工，將無法建立台灣勞工階級形構的完整圖像，理由有三：首先，戰後國營事業源自日本財閥和總督府的殖民工業資產，國民黨政府藉由國有化的手段，將這批台灣歷史上首度出現的無產階級全數納入其控制之下。這項歷史性的決定，對於日後勞工如何回應其從屬狀態有著重大的影響。 　　其次，國民黨威權統治藉由設置黨工與保防人員，以及組織工會，企圖全面控制勞工。民營企業由於雇主的抵制，國民黨未能達成目的，故僅能在國營事業實

現其野心勃勃的計畫。因此，國營事業勞工的命運，其實也提供研究者一條線索，得以完整理解牢固的政治控制是如何深刻地轉化勞工的日常生活，將他們與眷屬納入無所不包的控制。最後，儘管國營與民營事業的勞工都在解嚴後被捲入勞工抗爭的行動中，但只有國營事業勞工持續行動，克服政府打壓，最終見證了社會運動型工會朝向經濟型工會的轉型。相對於此，民營企業初期抗爭雖然更激進，常使用罷工手段，但是經不起政商聯手打壓；除了少數例外，民營企業工會一旦帶頭的幹部遭到開除，往往也就趨於沉寂。 　　國民黨將殖民時期資產國有化的行為，不僅出現在基礎設施，也出現在製造業。戰後初期，這些虛胖而沒有效率的公部門，成為台灣重要的經濟支柱。

例如，一九五二年，國營事業占了百分之四十二點六的國內資本形成毛額和百分之五十六點六的工業生產；同年，國營事業的銷售與利潤提供了百分之四十七點六的政府歲入，同時間來自稅收的比例卻僅有百分之十六點四。台灣並非社會主義國家，政府財源卻曾高度仰賴國營事業的收入，因此有研究指出，國民黨政府其實是利用「官僚資本主義」，對台灣人進行毫無掩飾的剝削。後來由於私部門的成長，大型民營企業開始登場，國營事業的經濟重要性才開始緩慢衰減。根據主計總處工商普查報告所示，直到一九八○年代中期，國營事業都占有全國經濟的過半資產（參見表一）。 　　從就業人口來看，國營事業勞工向來只是少數。一九六六∼二○○一年間，國營事業勞工

占全國就業人口的比例最多也只有百分之十三點二，越到晚近，比例越低。至於在這之前的統計數據，要不是不完整，不然就是無法取得。一份行政院資源委員會檔案文件就曾指出，該機構在一九四九年所掌控的生產單位（包括本書所關切的台糖與中油）總共雇用了四四、八四五位勞工，但同時其他政府機關也分別管理不同的生產單位，例如交通部管理郵局與鐵路、財政部管理銀行等。台灣的民營企業在六○年代之後才開始興起，因此可以合理推測，戰後早期（至少在一九六六年以前），國營事業勞工的比例應該高於表一的數字。國營事業勞工雖然是台灣勞工階級的少數，卻大量集中在工業生產的制高點，而且，他們的生產活動提供了移入政權重要的經濟支持。因此，國營

事業勞工如何回應其從屬狀態，對台灣的政治經濟有深遠的影響。 　　台灣國營事業在總體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是個有爭議的學術議題。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國營事業天生就是無效率的，因此，民營化是解決其問題的唯一解方；另一方面，也有學者批評新古典經濟學對於「自由市場」的迷思，他們強調效率不應是唯一判準，因為台灣的公部門擔負許多社會與政策目標，例如產業結構調整、供應弱勢與偏遠居民，以及促進產業成長。但在這場論辯中，迄今仍未出現由下而上的觀點，沒有從勞工的具體處境思考國營事業所扮演的歷史角色。本書的論點較接近前一陣營，台灣的國營事業的確是缺乏效率的，但其理由並不是自由市場本身的配置效率，或是認為只要有國家介

入，就一定會造成負面影響。如下述章節將討論的，真正的問題在於長期以來被堆疊加諸在勞工身上的各種分化政治（divisive politics），包括族群壓迫與黨部控制，以及因此而生的勞工抵抗。 　　本書的兩個案例，台灣糖業公司（以下簡稱台糖）和中國石油公司（以下簡稱中油）都是設立於一九四六年的國營事業，主要基礎是自日本人手上收歸國有的工業資產，而且曾長期獨占特定市場（白糖煉製、石油煉製與銷售）。兩者皆經歷族群支配、黨國體制的穿透、工會組織化與勞工抗爭興起等過程。 　　從戰後台灣幾個相對較大的國營事業中挑選這兩個案例，有許多理由。首先，從歷史視野來看，本研究感興趣的是起源於殖民時期的國營事業勞

工，因此必須排除國營事業中的造船勞工和鋼鐵勞工，因為這些大部分是戰後才建立的產業。其次，規模較小的國營事業能提供的檔案資料相對較少，也不是理想的選擇，所以機械、肥料、石化、製鹽、煙酒和自來水的產業勞工不在考慮之列。其三，這個產業必須具備製造業勞工的共通性，比較的架構才得以可行；這個判準排除了服務產業（銀行勞工）、交通產業（鐵路、公車、航空、機場和港口的勞工）以及通訊產業（電信與郵局勞工）。最後，若想了解隨著政治自由化而來的勞工動員之不同結果，中油和台糖的勞工正好可以代表兩個不同的極端，中油是國營事業工會運動最強大的案例，台糖則相反，無法成功地持續抗爭行動。因此，對這兩類勞工的研究，有助於理解構

造和裂解勞工團結的共同制度背景，及其動員的歧異結果。 　　台灣早在十七世紀，荷蘭統治時期，便已開始出口蔗糖。十九世紀後半，台灣開放對外通商口岸，糖業出口呈現爆炸性成長。然而一直要到一九○一年，才由日本人首度將現代化的機械煉糖廠和科學化種植帶進台灣。由於殖民政府的獎勵，台灣糖業在日本人的扶植下發展出四十多間煉糖廠，主要分布於台灣中南部。一九三○年代後期，台灣的糖產出達到高峰，緊追印度、古巴和爪哇，成為世界第四大的糖生產地。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在《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一書中提出其著名的觀察：台灣的糖業歷史等同於其資本主義歷史。換言之，如果沒有日本財閥所投資的新型製糖廠，台灣不會那麼快走向現代的資

本主義。 　　戰後，蔗糖仍是台灣最重要的出口品項，幫助台灣度過外匯短缺的艱困年代。一九五八年之前，糖業出口占台灣出口總值一半，這個比例一直到一九六七年才降到百分之十以下。不過，也就在那之後，台灣的糖業失去了國際競爭力，且持續衰退。台糖為了因應此一形勢，改以多角化經營，並開始縮減組織規模，各地糖廠也逐一停工。台糖的員工數量巔峰時期曾高達二二、五八三人（一九四八年），糖廠員工所組成的工會，一度曾是台灣規模最大的產業工會，但後期員工大幅減少，到二○一六年僅餘三、九四五人。 　　石油產業發展的軌跡則正好相反。亞熱帶氣候的台灣非常適合種植甘蔗，卻缺少石化原料。所以一九四五年以前，台灣的糖業已經高度開

發，中國的糖業卻近乎不存在；反觀煉油工業，中國的煉油在戰時享有政府大力扶植，而有顯著進步；日本政府在台灣也有類似的努力，卻因戰爭受挫，例如日本海軍的煉油廠計畫，直到戰爭結束仍只是半完成狀態，且受到嚴重破壞。 　　中油在戰後先是恢復燃料油的生產，並在一九六○年代擴展到潤滑油和石化材料領域。一九七○年代，國民黨政府為了推動產業升級，擴大發展中油，高雄煉油廠的產能大幅成長，成為世界前十大煉油設施。中油對煉油和輕油裂解工業的壟斷經營一直維持到一九九○年代晚期，之後才有民營的台塑集團（以下簡稱台塑）獲得經營的許可。和氣數已盡的糖業不同，石油產業仍是台灣經濟不可或缺的部分，持續供應石化製品、塑膠和纖維給

下游生產者。二○○一年，台灣的乙烯生產是全球第十三名。中油的員工人數在一九五一年為四、九四六人，到了二○一六年，已經成長到一五、五四二人。 　　殖民地的糖業勞工：勞工貴族的形成 　　在更深入地考察糖業和石油產業的戰後發展之前，必須先了解這兩個現代產業進入台灣的背景，以及他們在台灣殖民無產階級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作為衡量之後發展的基準點。一九○○年前後，日本殖民政府開始鼓勵日本財閥來台投資製糖，其目的是為了舒緩新殖民地對東京造成的財政負擔；煉油產業的情況則完全不同。一九三六年，日本人將台灣的殖民方針定調為「南進化、工業化、皇民化」，在這樣軍國主義下的轉向，產業發展是為了戰爭，是要協助台灣

成為帝國南進的軍事基地。也因此，殖民政府在一九四○年代，開始在台灣推動煉油產業。資本主義工業化和軍國主義工業化造成兩種不同的勞動力模式，糖業工人的人數遠較其他產業多且穩定，同時他們也相當習慣於次等族群的角色，儘管與其他台灣人相比，他們已可稱得上「勞工貴族」；相反的，由於戰爭會不時打斷工廠生產，煉油工人的人數較少、年紀較輕，且流動性較高。 　　有多少台灣人在殖民時期的糖廠工作？國民黨政府在經歷了一段名義上的「監管」之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六年二月），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實質接管日本人留下來的糖業，當時的資料顯示，糖廠總共有一六、○○四名員工，而根據一份非正式估計，其中百分之七十五的受雇者是台

灣人，所以可以推測戰爭末期應該約有一二、○○○名台灣籍糖業勞工。（一九四六年的台灣人口總計有六百萬人） 　　但這群糖廠的台灣籍勞工卻已面臨非常清楚的族群分化。台灣勞工基本上都是「工員」（koin），只有少數可以取得「職員」（shokuin）的地位，以戰爭結束前的大林糖廠為例，日本人員工有百分之六十九都屬於職員，但台灣人員工卻有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工員；居於領導位置的所長（shocho）和五個部門的課長（kacho），無一例外都由日本人擔任。有證據指出，這種族群差異的情況在殖民初期更加嚴重，因為當時大部分台灣人未曾接受現代教育和工業訓練。一九二三年，花蓮地區的兩間糖廠即顯示出下列的偏斜狀況：四十四

位職員中只有三位是台灣人；二百三十八位工員中，日本籍有一百零五位，台灣籍則有一百三十三位。 　　當然，並非所有職員都是屬於監督和管理職，但職員與工員的區別大致上也就相當於白領階級和藍領勞動階級的差距；職員不僅享有較好的薪水收入和公司福利等報酬，在日本的勞動體制下，他們也擁有大多數勞工無法取得的體面地位。在日本殖民母國，由於地位差距太過巨大，勞工們為了追求平等與尊嚴，引爆了戰前的勞工運動。殖民地台灣的情況則更加惡劣，族群不平等被疊堆加諸在地位不平等之上，產生了幾乎無法彌補的裂痕；少數得以晉升到職員位階的台灣人則被其同胞視為意見領袖，也因此在一般人心中留下鮮明的記憶。 　　族群分化也可見於工作

的分派。台灣籍的員工，不論其職位高低，通常都比較難被分配到相當於全糖廠指揮中心的總務部門，反而較高比例是被安排在不怎麼需要技能和訓練的運輸部門。以一九四五年的新營糖廠為例，總務部門的員工有百分之五十九是台灣人，而運輸部門則有百分之八十六點六。 　　少數台灣人能夠獲得和日本勞工相同的職位，但在薪資上卻仍然遭遇歧視。支付外派員工海外服務津貼是日本財閥的慣例，津貼金額不一，但經年累月下來，卻形成不同族群在工資上的重大差異；一份口述歷史資料指出，所謂「外島勤務」（gaitou kinmu）的金額，約占一名日本籍員工整體薪資的百分之二十，根據一項一九二九年的官方調查，在十八間雇用人數超過三百人的糖廠中

，日本員工的平均薪資是台灣員工的二點一五倍。 　　在殖民時期，日本糖業財閥在糖廠附近規畫員工宿舍區，宿舍區內包括學校、神社、員工合作社等各式設施，主要是為了安置遠渡重洋來到這座陌生島嶼的日本籍經理、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勞動史學家會明確指出，這種設計源於二十世紀初期的「福利資本主義」（welfare capitalism），這是「開明的」資本家所採取的策略，目的在於打造出有工作紀律而且願意順從的勞工階級。但在台灣，這種包含生產與生活的整體性規畫，卻成為殖民者希望與台灣人在空間上有所區隔的設計。一開始，「糖廠社區」是宗主國旅居者的新城鎮、深入熱帶鄉村的日本文明前哨站，但隨著時間過去，宿舍區擴大，逐

漸吸納了不少本地人，可以預期的是，宿舍區開始複製社區外的「族群隔離」。例如，台灣人總是被分配到較小、較外圍的單位；日本人的宿舍有各戶獨立的廚房和浴室，台灣人的宿舍卻必須與其他戶共用這些設施；餐廳、診所、商店和公共浴池等設備都位於日本人居住的區域。因此，儘管糖廠宿舍最終有擴大範圍，並接納部分台灣籍勞工入住，但宿舍區內的台灣人仍然受到隔離且不平等的對待。 　　 　　不論工作或休息，為糖業財閥工作的台灣籍勞工被置放在無所不包的族群從屬體制之下。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前社長藤山雷太（Fujiyama Raita），在一九三六年提出這樣的個人觀察：「內地人（按：即日本人）和台灣人之間，有著截然的區別，宛如水

與油的關係。若要使內地人與台灣人，能夠同心一體，恐怕是有如百年等待河水澄清一般的困難」。 　　因此，我們必須要問：為什麼台灣勞工願意接受這樣的族群支配？很簡單，因為藉由和日本資本共謀、協助其對殖民地的壓榨，能讓這一小群台灣籍勞工享受到其同胞無法觸及的、令人嫉妒的生活。對糖廠勞工來說，這樣的感受特別真切，因為糖廠位於農村，這意味著勞工們的參考團體主要是鄰近的農民，而這些農民也往往正是甘蔗採購過程中，被剝削的對象。事實上，糖廠附近的農民對糖廠的態度相當複雜與矛盾，一方面製糖會社常會將糖廠建在他們被迫出售的祖傳土地上，並且強迫他們以不合理的價格種植甘蔗；另一方面，糖廠幾乎擁有所有他們渴求的東西。產

糖的季節，糖廠的臨時工作可為他們帶來耕作以外的收入；村民甚至會用糖廠排出的廢水露天洗澡。當時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能抱著會社的煙囪，就是人生的幸福」。 　　一位後來因地下共產黨運動被國民黨槍決的醫師葉盛吉（一九二三∼一九五○），成長在新營糖廠，他的養父在那裡擔任課長，這對台灣人而言是項破格的成就。葉盛吉指出，他的童年經歷充滿濃厚的日本風味，因此他將日本視為「故鄉」；他形容事業有成的養父工作努力且舉止謹慎，「若度石橋而猶扣地以行者」。勞工貴族的生活誘惑，以及伴隨而來的文化同化和物質保障，促使這群擁有熟練技術的台灣籍勞工可以忍受族群歧視的痛苦，甘願接受族群支配。 　　石油勞工：無產階級化的起步

　　糖廠勞工代表的是殖民無產階級化充分發展與成熟之案例，煉油廠勞工則是發展軸線的另一端，直到戰爭結束之前，依舊停留在剛起步的狀態。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即將爆發，為了確保帝國海軍艦隊的燃料供應無虞，日本政府決定在台灣推動煉油產業，而這恰恰是第一間現代化糖廠開始營運之後的整整四十年。日本海軍計畫在高雄、新竹和台中建立三座煉油廠；然而，在戰爭結束前，沒有任何一間工廠正式開始營運。高雄煉油廠（那時稱為海軍第六燃料廠）的第一期工程於一九四四年完成，是當時亞洲第二大的煉油廠，但該年下半，美國占領菲律賓，從當地起飛的美軍轟炸機嚴重破壞了煉油廠，勞工被下令清理廢棄的金屬，同時拆解與遷移生產設備。因此，戰後

高雄煉油廠雖然倖存，但已受到重大的破壞；其他兩座煉油廠則尚未成形，根本無法啟用。 　　日本海軍招募本地勞工時，一開始鎖定的目標是青少年。當時規定如果能夠錄取煉油廠的工作，就可以獲得「軍屬」（gunzoku）的身分，這個身分泛指軍隊中「非戰鬥角色之人員」，在戰爭逼近時，一般認為軍屬可以免除軍事徵召，因此煉油廠的工作競爭非常激烈。不過，當時台灣並沒有運轉中的煉油廠能夠訓練這批年輕的勞工，這就表示一旦獲得錄用，這些青少年就得被送往日本和爪哇的煉油廠當學徒。長期的海外訓練，導致在地的工作人員始終無法維持一個穩定的狀態；同時因為戰爭，例行生產無法維持，海上運輸也徹底中斷。不同於其他產業部門，煉油廠的日

本籍員工比台灣籍員工多，根據資料，戰爭結束時廠內有九百九十九位日本籍員工，卻只有三百六十一位台灣籍員工。 　　儘管石油工人的無產階級化仍在起步階段，族群支配的情形依然明顯可見，且由於隸屬軍事組織，由軍官負責管理，不平等的現象更為嚴重。在苗栗的油田，有百分之六十的職員是日本人，工員則是百分之十；鑽油工員裡的工頭通常是日本人，他們不但可以領取額外獎金，而且不用從最低階的職位幹起。高雄煉油廠的宿舍區也複製了族群隔離的情況：台灣籍工員被安排在一棟狹窄的單身宿舍，日本籍的海軍軍官則被分派到獨幢的家庭式住宅。一位受訪的台灣籍員工透露他曾在工廠中經驗過的族群緊張狀況：日本籍的管理階層經常會故意尋釁滋事，試

圖激怒台灣籍勞工，進而產生違抗的行為，如此一來日本人就可以名正言順採取紀律處分。很自然地，軍事化的環境會進一步惡化族群間不平等。 　　糖業和油業顯示出殖民勞工階級形構的兩種模式。儘管他們在工作場所都被當成次等族群，但和大部分台灣農民相比，這兩種類型的勞工仍都享有特權；糖業工人浸淫於日本人建構的工業秩序較深，對於自己勞工貴族的角色較為習慣，石油工人相對而言較為年輕、流動率高且沒有經驗，則顯得尚未適應此一角色。

旅行與人生的奧義

為了解決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薪水的問題，作者大前研一 這樣論述：

過往的旅行經驗，造就了今日的大前研一 回到功成名就的原點，大前研一帶你深度旅遊世界七大洲、十五個人生必去的景點。 　　一九六二年，十九歲的我，成為日本史上最年輕的口譯導覽員。就這樣，我開始擔任領隊的工作，接受日本交通公社JTB等機構分派給我的工作。包括研究所的兩年在內，我從1962年到1967年一共幹了將近六年的領隊工作。雖然只有六年，卻帶給我難以計數的寶貴經驗。最明顯的是我的外語能力提升了。剛開始講的時候很辛苦，但一和各國人士交談後，不知不覺就習慣於各國的腔調了。連我的德語也進步到能與德國人溝通的程度。還有，人脈也是我的無價之寶。領隊時期我帶過的客人高達兩千人，但我還是製作了他們的通訊錄，每

年寄聖誕卡過去。用現在的說法就是「顧客關係管理」。由於剛認識時很多都已經是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家了，現在很多都已去世。但他們的兒子與媳婦或女兒與女婿，現在卻還是和我有往來。緣份真是不可思議的東西。 　　我對時間的運用也比以前有效率許多。畢竟我曾經帶過我行我素的26位外國觀光客（再加5、6個大行李箱）。我必須一面細心注意每個人的生理狀況，像是帶他們上廁所、休息或補充水分等（全體成員都是65歲以上的老人家，格外需要我的細心注意。而且當時到處都還是使用日本的蹲式便器，他們還不知道該怎麼用），一面不時記住幾點必須到目的地，再回推現在應該做些什麼。因此再怎麼不情願，帶隊的我都會變成一個做事俐落完美的人。這

麼回想起來，之所以能有現在的大前研一，可以說全都是因為曾有那段擔任領隊的過去。無論是英文、商業能力的基礎或是人脈，都只有在迫於需要時才會發揮作用。唯有擁有怎麼樣都想實現的夢想，你才可能在追逐夢想的過程中學會這些事。對我來說，那六年的充實歲月，是一段讓我決定其後人生的重要時期。其重要性是無可取代的。 【PowerPoint簡報檔下載，看更多精彩介紹。歡迎轉寄】 作者簡介 大前研一 　　1943年出生於北九州市。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理工系。東京工業大學研究所碩士、麻省理工學院博士。曾任企管顧問公司麥肯錫日本分公司總經理、總公司董事、亞太地區董事長等職務，1995年離開麥肯錫。1996~1997年曾任史

丹福大學客座教授。現任商業突破（Business Breakthrough）公司代表董事暨社長。此外，為培育創業家，他在2005年4立了商業突破研究所大學，自己擔任校長。2002年9月起擔任中國遼寧省及天津市經濟顧問，2004年起擔任韓國梨花大學國際研究所榮譽教授及高麗大學名譽客座教授。除著有一貫訴求改革日本的《新．國富論》、《平成維新》、《新．大前研一報告》等著作外，尚有《玩心》、《上班族的生存之道》、《.com工作術》（小學館出版）、《專業－－你的唯一生存之道》（鑽石社出版）、《中國，出租中》、《思考的技術》、《M型社會》（講談社出版）等諸多作品。 譯者簡介 江裕真 　　資管人暨企管人，好

日而不哈日。譯有《波上的魔術師》、《肅清之門》等小說，《孫子兵法的經營智慧圖解》、《圖解力》、《韓非子圖解》等實用書，《M型社會》（合譯）、《新．企業參謀》、《瞄準御宅族》、《人家就是這樣暢銷的》等趨勢、商管類書。 言 大前研一的人生原點　3 第1部　頂級美景 我為什麼想當領隊　15 01 安提布 蔚藍海岸 南法 擄獲世界級導演黑澤明的白色殿堂　32 02 阿瑪菲海岸 南義 先看了阿瑪菲再說吧　40 03 丹尼里飯店 威尼斯 北義 跟威尼斯乾一杯　 48 04 阿凡橋與

聖米歇爾山 布列塔尼與諾曼地 北法 老饕們聚集的季節　 52 第2部　渡假天堂 「原點」來自於小學時代 　56 05 詩麗亞號 芬蘭赫爾辛基－瑞典斯德哥爾摩 波羅的海奇幻巡航　78 06 杜拜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令人迷醉的杜拜超凡魅力　86 07 阿曼度假村 普吉島 泰國 人間的極樂之地　 96 08 別墅公園 多明尼加共和國 發現加勒比海的美　104 09 柯納山莊渡假村

夏威夷 美國 「無所事事」 是這裡的最高美德　 112 10 帛琉 帛琉共和國 第一次邂逅就成為帛琉的俘虜　120 第3部　玩樂人生 旅遊風格就是人生風格　128 11 北史翠布克島 黃金海岸 澳洲 任誰都會上癮！疾走「地球」　140 12 惠斯勒 加拿大 滑雪手的夢幻天堂　148 13 格倫伊格倫斯 蘇格蘭 上帝也瘋狂的高球俱樂部　 156 14 伊

瓜蘇瀑布 巴西?阿根廷?巴拉圭 一生一次的探險　164 15 布拉格 捷克 中歐的鑽石　172 後記 「領隊大前研一」也是傑出的民間外交官 JTB會長 公山龍二　180 旅遊資訊 　186 前言 大前研一的人生原點 　　把時間回推到四十多年前，在我還是大學生的十九歲起，一直到二十四歲為止的前後六年間，我曾於課餘的時候，到日本交通公社（Japan Travel Bureau, JTB）打工，從事過「口譯

導覽員」（導遊）的工作。 　　要當個領隊，必須先取得「口譯導覽員」（在當時是由運輸省管轄）的從業資格。當時我取得這資格的年紀，是這行業有史以來年紀最輕的。之所以選擇這樣的工作，是因為有一把讓我很想買下來的豎笛，而當時領隊的日薪相當優渥。但人生真的很難講，如果我沒有當領隊的這段經驗，搞不好還沒有現在這個「大前研一」的存在呢！會這麼說，一點也不誇張。 　　還在讀書的時候，我也常漫無目的地旅行，但那充其量只是一種窮學生的隨興旅行而已。和帶領外國人遊覽的導遊工作比起來，是兩個極端。因此，擔任領隊的經驗，真的讓我學到很多事。我也是在那段時期確立起自己的旅行風格，自那時起，我就經常秉持著相同的遊玩理念在世

界各地旅遊，也學會了怎麼與人溝通。 　　在旅遊地點的行動準則有二：其一是千萬不要「那個也沒做、這個也沒做」，而在回來之後才感到後悔；其二是要能夠斬釘截鐵地說「絕對沒有比這個更好玩的玩法了」。只要在旅遊地點能謹記這兩點，自然而然就能設定出行動的優先順序，與大自然或與他人間的邂逅就會跟著增加，看到的景物也會有所不同。這雖然只是很簡單的原則，但我卻深信不疑，豐富人生的重要契機，就是在這種狀況下出現的。 　　很多觀光客，似乎都只是照著風景明信片上的地點去拜訪，然後說一聲「原來如此，和照片看到的一模一樣」就滿足了；不然就是到有名的商店大肆採購就結束了。這種旅遊方式，不會有太大的收穫。旅行最讓人感到美妙的

，並不在於去什麼名勝古蹟，也不在於訂定很緊湊的計畫、來一場觀光景點的巡禮，反而在於能有一段「漂泊的時間」。像是隨心所欲到處走走，或是花個大半天在當地無所事事地發呆。 　　同樣重要的，是要懂得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光是緊盯著旅遊書，是沒有什麼意義的。都已經到國外旅遊了，就應該要多放一點興趣在活生生的人身上，不要老是去觀光景點和外國人擦身而過，而是去看看超市之類的地方，或是跑到小巷子裡去迷路看看，這樣應該可以看見當地居民真正的生活、看看他們會因為什麼事感到幸福、感到快樂。只要稍微變換觀察的角度，看到的東西就會多很多。接觸過當地的各種價值觀之後，應該也會更清楚、確定自己想要追求什麼樣的人生！ 　　而且

，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也是旅遊的一大樂趣。不要只等著別人來找你講話，要自己出聲和對方交談。請以你無窮的好奇心問對方各種問題，這同時也是培養人脈的基本動作。即使你對外文沒什麼自信，只要再加上肢體語言，絕對足以和對方溝通。很多年輕的背包客，會帶著那種把外國日常會話畫成圖的書到處旅行，果敢地與當地的人們接觸，我們應該多學習他們這種作法。在當地旅遊時，也不要光和自己的夥伴或男女朋友一起活動，而是要更積極與當地人士交流才對。 　　這其實並不難，像現在我只要一坐公車或電車，或是坐國內線飛機的時候，一定都會與鄰座乘客交談。飛機等交通工具上的座位，是無法事先決定會坐在什麼人旁邊；換句話說，我們正可能因而認識不屬

於自己原本人脈範圍內的新朋友。所以，實在沒有理由不找對方講話。 　　不找日本人而找外國人、不找同年齡層而找年長或年輕許多的人、不找同性而找異性、不找相同產業而找不同產業的人……。能像這樣找到與自己背景大相逕庭的人，然後成功地與他們溝通，是一種拓展自己視野的重要作法。正因為大相逕庭，才會有趣；正因為大相逕庭，才能刺激自己。有時候，這些人還能為我們帶來意想不到的「生活的線索」。 　　而這一切也是（那個別人口中「雖然走遍世界，但腿並不長」的）大前研一之所以能身為大前研一的根本原因。 　　在目前為止走訪過的諸多國度中，我即將要在本書中介紹的這十五項旅程，每個都是讓我特別銘記在心的旅程。像巴黎、米蘭、紐

約這類已成為觀光客固定去處的地點，我就不特別提了。這些固定觀光地，大家只要上網查一查，就能收集到大量的情報。但我所要介紹的旅程，是超越這類情報的資訊。這些我珍藏已久的地點，以及在這些地點的玩樂方式，都是只有走遍七大洋的「大前研一領隊」才能夠介紹的。 　　要享受旅行，既需要夠長的假期，也需要足夠的旅費。在這十五項旅程中，雖然有一些是極盡奢華之能事，但在我的嚴格挑選下，我保證它們都會讓人覺得值回票價。希望大家不要再講些什麼「要請年假很不容易」、或是「好像有點奢侈」之的喪氣話了。如果一再拖延不行動，時間只會不斷流逝，等到你真的有錢有閒了，在精神上或體力上，或許早已無法好好享受人生。請大家務必不要讓自

己有這樣的遺憾。 　　即知即行的人生。這是我想透過這十五項旅程傳達給讀者的訊息。讀者們若能帶著這本書，以「絕對沒有比這個更好玩的玩法了！」的心情來一場旅行，我就覺得十分欣慰了。 第1部 頂級美景 我為什麼會想當領隊 在我之前的著作中已經提過年輕時候的我，曾經想過要當個音樂家。在高中時，我加入了銅管樂團社，吹的是豎笛。我相當喜愛豎笛，甚至認真想過要進入藝術大學就讀。 朋友對我說，「興趣一旦成為工作，不就會變得不好玩了嗎？」我聽了他的話，調整了自己的求學路線。但當我在一九六一年進入早稻田大學就讀時，我依然毫不猶豫地選擇加入學生管弦樂團。 早稻田大學的管弦樂團雖由學生組成，卻是個十分正式

的樂團，放棄就讀藝術大學的我，一樣從中享受了充實的演奏活動。然而，當時的一位學長看到我拿著從高中時期起就愛不釋手的豎笛，卻這麼對我說： 「用這種豎笛是不行的，一定要使用法國Buffet Crampon公司生產的樂器，才能演奏出豎笛真正的聲音。」 到底什麼才是「豎笛真正的聲音」呢？我也想要吹出那樣的聲音！學長那番話，讓我很想買一支Crampon的豎笛。但那個品牌的豎笛卻是一支要價七萬日圓的高價商品。而且在管弦樂團表演需要一支A調豎笛、一支降B調豎笛，加起來一共是十四萬日圓。在那個大學畢業生起薪才一萬日圓的時代，這種價位的商品，對還是學生的我來說，想當然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但我就是想要買豎笛，

然而光靠一般打工的話，絕對買不起。於是我仔細調查，到底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讓我快速賺取十四萬日圓。一查之下，我才發現「口譯導覽員」的薪水相當優渥。 當時，剛好是東京奧運即將舉行的時候。日本受到了全球人士的矚目，可以說是觀光業的黃金時期。很多有錢的外國觀光客，相當憧憬東洋的富士山與藝妓，渡海來到日本，所以到處都在徵求能夠做英日文口譯的領隊。 然而，一個人如果光是喜歡旅行、喜歡外語，仍不足以擔任領隊。正由於薪水很高，任何人如果想從事這種好賺的工作，都必須先具備相關資格。也就是說，必須先通過由運輸省（現「國土交通省」，相當於台灣的交通部）所舉辦的「口譯導覽員」國家考試才行。如果無法通過考試、取得資格，

就一切免談。 當時的考試科目包括英語、地理、歷史、日本憲法。初試是考筆試，這個部份很輕鬆就過了，但需要英語會話能力的複試就不是那麼好考了。雖然我原本就不討厭英文，但是卻沒有聽英文與說英文的習慣，所以沒什麼自信。為此，傾全力想通過考試的我，在決定報考口譯介紹員的那一天起，就在「自己一定能進入複試」的前提下，開始收聽美軍的「遠東廣播網」（Far East Network, FEN.）。同時，我也開始訓練自己，把上學途中所看到的任何東西，都即時翻譯為英文，就像是在實況廣播一樣。或許是我的努力奏效，複試我也通過了。 一九六二年，十九歲的我，成為日本史上最年輕的口譯導覽員。 就這樣，我開始擔任領隊的工作

，接受日本交通公社JTB等機構分派給我的工作。

後疫情時代空服員心理壓力及組織支持對幸福感、組織認同與職業倦怠之影響

為了解決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薪水的問題，作者厲寶璇 這樣論述：

新冠肺炎的侵襲造成全球的國境交通運能中斷，航空業的蕭條有目共睹，在航班的驟減及感染病毒風險下，本研究欲探討對於空服員在經濟及隔離帶來的心理壓力與企業方的組織支持，對幸福感、組織認同與職業倦怠所造成的影響。 本研究以台灣2019年疫情發生後，隔離趨緊，航班減少的台灣國際航線空服員為研究對象，採網路問卷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400份。 研究結果顯示，在疫情影響下，空服員的經濟壓力、隔離壓力對職業倦怠有顯著的正影響；經濟及隔離壓力對幸福感及組織認同無顯著影響；空服員的組織支持對幸福感、組織認同有顯著正影響；組織支持對職業倦怠有顯著負影響。本研究並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以供未來業者

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