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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得法：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成立十週年文集

為了解決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的問題，作者 這樣論述：

　　時代走向不定，生命起伏高低。十年磨一劍！中研院法律所秉持初衷，矢志朝著樹立法學研究典範、引領臺灣法學社群邁向國際的目標，穩步前進；不曾間斷對時代脈絡的觀察與思辨，持續延攬各界專才投入法學研究，基礎深耕與多角探索，蔚為本所鮮明的法學風景。文集收錄的文章，細述超越時空的互動記憶，捕捉歲月淘洗的奮鬥足跡，鋪陳法律思維的心靈世界。字裡行間，跳動著對法學探索的內在生命，醞藉著蓄勢待發的學術實力，洵為法律所十年雪泥鴻爪的最佳印記。 　　以「研之得法」為法律所成立十週年文集定名，蘊涵多義。法之方法、功能及其目的為重中之要。法之研治，需有方法，方能得其法；法為規範秩序，定分止爭為法之

發現或法之獲得的旨趣所在；法乃致公平正義之藝術，正義與法治之兼得，為治法之宗旨。

現代中國.第十三輯

為了解決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的問題，作者陳平原 主編 這樣論述：

1927年4月17日起，國民政府內部漸有設立中央研究院之議，至7月4日，通過《中華民國大學院組織條例》，11月9日，《中央研究院組織法》公布，明定“中央研究院直隸于國民政府，為中華民國最高學術研究機關”，下設各研究所。先是，該年春，甫歸國的傅斯年出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及國文系、歷史系主任，在院內成立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發行《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1928初，傅斯年亟向大學院院長蔡元培提議在大學院內建立歷史語言研究所，3月，蔡以傅斯年、顧頡剛、楊振聲三人負責籌建，旋傅被任命為所長。10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創刊，蔡元培《發刊辭》日︰“語言學與歷史學，便是和我們最有密切關系的

科學……我們把這兩種科學，合設研究所，覺得是很便利的。”傅斯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提出“歷史學不是著史……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並直指“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學問上的大權威”，體現出很強的學派色彩。其以陳寅恪、趙元任、李濟主持歷史、語言、考古組，極端依賴清華研究院國學門。史語所成立于廣州，其後凡九遷，歷北平（1929年春）、上海（1933年春）、南京（1934年冬）、長沙（1937年秋）、昆明（1938年春）、四川南溪李莊（1940年冬）、南京（1946年冬）、台灣（1948年冬），可見出中國時局變化。《史語所集刊》每“本”四“分

”，出版大體沒有中斷，惟年月多有顛倒，原因不一而足，或格于集稿、或以印刷、或因戰事遷播。第二十一本後在台灣出版，前此已交印者，由夏鼐、陳寅恪“僅改革其隸屬關系”，將“中央研究院”更名“中國科學院”在大陸印出，即1949年面世的第十四本和第二十本下冊。遷台後史語所並集刊構成大變，傅斯年1950年底逝于所長及編輯委員會任上。其後該刊局于台灣，續出至今。 本書主要包括文學史的書寫與教學、《北京苦住庵記》談話會、《廢名集》筆談選錄、康有為孔教思想新探、近代漢語“文學”概念之形成與發展等內容。 對話 　文學史的書寫與教學 宇文所安 陳平原 等 《北京苦住庵記》談話會 木山

英雄 王風 等 《廢名集》筆談選錄 解志熙 佐藤普美子 李世文 馮榮光 劉超 　中文百年，我們拿什麼來紀念？——答《新京報》記者問 陳平原 論文 　康有為孔教思想新探 歐陽哲生 　近代漢語“文學”概念之形成與發展 鍾少華 　中國近代文學中的基督教小說探源——清代來華傳教士馬若瑟的《儒交信》研究 張西平 　兩部傳道的粵語小說——《俗話傾談》和《天路歷程》 李婉薇 　清末國民捐運動考 王鴻莉 　民初小報中的“女學生黑幕”——以《勸業場》為考察對象 黃湘金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中國新詩總系‧30年代卷》導言（下） 孫玉石 　中國現代哲學建構的理路（下） 胡軍 　柏格森思想在中國語境中之際遇（

上） 趙嘉 　歷史選擇與圖像詮釋——《在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上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之解讀 陳聖燕 　國畫與寫生——齊白石、吳作人兩份手稿的對比研究 朱青生 吳宇 訂誤 楊聯芬 編後

信任關係與轉換型領導對工作滿足影響之研究-以中央研究院為例

為了解決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的問題，作者陳彥銘 這樣論述：

學術研究機構在面對全球經濟危機、社會變遷、環境永續等重大議題，及公務員退休三法、科技基本法、中央研究院組織法修訂等內外環境之衝擊與挑戰下，是否能建立組織員工間的信任關係？是否能透過轉換型領導引領部屬超越其原先的組織目標？能否有效提升員工之工作滿足感？進而提升行政效率及組織效能？因此，本研究主要是以學術研究機構員工對組織、主管及同事的信任關係，及實施轉換型領導認知，來探討對工作滿足之影響為何？本研究目的在分析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在信任關係、轉換型領導與工作滿足的差異情形，進而探討信任關係與轉換型領導對工作滿足的影響程度。本研究利用文獻分析法及問卷調查法，以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所屬員工為施測對象，採用

普查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共發出306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273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9％。經實證分析結果發現如下：一、在個人屬性方面：總辦事處男性員工在「信任關係」、「轉換型領導」及「工作滿足」的程度均高於女性員工，尤其對於工作滿足及內在工作滿足的程度更明顯高於女性員工。而非主管員工在「信任關係」程度亦高於主管員工。另儀器服務中心、學術事務組及公共事務組等單位之員工對「主管的信任」及「理想化影響」的接受程度高於其他單位。二、總辦事處之「信任關係」對於所屬員工「工作滿足」有正向的影響力；表示組織若能提升員工與主管與同事間之信任關係，所屬員工與主管及彼此間溝通互動關係就越融洽，更容易獲得主管的支持與

同事的協助，使工作更順利即感到滿足，有助於工作滿足感的提升。三、總辦事處實施轉換型領導對工作滿足有非常顯著的正向影響，達69％的預測力。亦即當直屬主管能經常關心、了解個別員工的需求，適時給予幫助、鼓勵及慰藉，員工受尊重及激勵必能產生成就動機，進而提高工作滿足，並提升中研院整體的組織效能。四、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一)、積極建立組織員工間的信任關係，提升工作滿足感；(二)、正視轉換型領導對工作滿足所帶來之影響；(三)、加強專業職能訓練、建構經驗傳承機制；(四)、加強溝通管道與激勵措施，建立公平的考核制度；(五)、提高員工間之凝聚力，以提升工作滿足感；(六)、重視員工個別才能，提倡體恤、關懷的領導

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