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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機關處理家暴案件效能影響因素之研究

為了解決中國家庭結構的問題，作者巫東榮 這樣論述：

直到三年前，從沒想過會以家庭暴力做為我論文研究的主題，因為家庭是一個溫馨、恬美而又可能複雜多變的組成，就如同我文中提及一個親友小時候的經驗，雖然遭受種種的磨難、經歷，一些生活上悲歡離合的淬練，那種來自內心的苦楚，熬過後的苦盡甘來，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正向樂觀的人一旦脫離泥淖之後就不再想回眸過去，回想只會讓人陷入悵然的思緒當中；人要往前往光明面看，才有樂觀積極的心態！「消極的經驗在一秒內就會進駐大腦中，就像魔術貼一樣，而積極的經驗至少需要20秒的注意力才能嵌入我們的記憶」，Lascelles說。 相信103年1月25日早晨前所未見的砂石車衝撞總統府的事件，震撼了很多人，這是中華民國總統

府廳舍自1919年落成以來，除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末期的臺北大空襲之外，最嚴重的攻擊性維安事件，我很好奇瞭解並訝異其中的犯案動機，赫然是婚姻問題、司法判決家暴保護令問題等，一般常人不以為意的家務事！這樣子就衝撞總統府，事情大條罪應不輕，值得嗎?反差會不會太大得難以理解！埋下我一研究家暴的潛在因子。刑事執法與行政執行是警察工作的主要面向，也就是常說的治安與交通，家庭暴力防治法跟警察有什麼關係呢？警察會不會處理？家暴法的特性是什麼？警察了解嗎？家庭暴力防治法是善法亦或惡法，對家庭和諧圓滿有無幫助？是否在人為操作中有所不當或困難而變質？此自「外國移植」、頂多經過加工的法律，在臺灣施行與社會的互動現

況到底如何？ 答案從一個面向或許可窺豹一斑，據內政部統計：「台灣離婚在2020年高達5萬1,680對，位居亞洲之冠。」是的，幾經修訂，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之初的根本理想「促進家庭和諧」已棄守，只剩最基本的防治暴力，有無變質，不言可喻。既然立法目的改變，試問申請保護令的流程以及法院相關審核機制、標準，如僅採用所謂「優勢證據」是否合理？審核是否應該更嚴謹？以更靠近罪刑法定主義之絕對證據較屬合理。著眼家庭「暴力」已幾近犯罪，而擴大定義至抽象之法條內容，究竟有無「暴力」，似不能再憑法官的臆測。家庭暴力案件的特殊性，就警察機關處理家庭暴力案件的現況和文獻探討，辦理家暴案件與一般刑事案件不同，成因多

元複雜，更著重在處理案件過程中的適切方法，才能有良好的品質。社會問題的解決，有許多途徑，透過法律解決只是其一，甚至是不得以的最後手段。同樣的，立法目的，甚至法律施行效果若不是以它所要解決的問題為核心，認清楚問題的本質，則難發揮立法效果。家暴案件通報處理操作過程中，如本研究綜理陳述，充滿諸多的雜質與變數，導致最根本的「證據品質」出了問題，甚而「處理家暴案件的品質」亦未臻完善，相對的法院審理的品質亦無從期待、難以期待，這一部家庭暴力防治法存在的角色與定位，在我國臺灣對於整體社會治安、人際和諧，或者防治糾紛、暴力的成效何如？正、負面影響程度有多大？確有檢討醒思的必要。 本研究綜合相關文獻暨作者學

經驗，以「人格特質」、「組織因素」、「專業能力」以及「家暴案件特性」四個構面，擬定架構圖、各向度操作化定義和研究假設，13個指標為自變項；「工作績效」中的2個指標為依變項，合計15個變項指標，採行問卷調查量化統計分析，探求其間的因果關係，歸結得出7項研究發現，萃取反饋論著提出5項具體結論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