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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極和戰：兩岸戰爭與和平，統獨最短的距離

為了解決中國共產黨英文的問題，作者黃征輝 這樣論述：

這是蔡英文與習近平最該看的書！ 現今的台灣與大陸，處於中國歷史前所未有的困局之中， 北京與台北的領導人如何以「非常的手段」應對「非常的狀況」？   　　兩岸的未來是和平還是戰爭？ 　　當軍演、踩海峽中線、環台軍演已成日常， 　　已經到了我們必須採取行動的時刻了。   　　北京到臺北最短的距離是經過華盛頓？台海危機，美國製造？ 　　中共終有走下歷史舞台的一天，但是中國會繼續存在。   　　臺灣的民主自由不可能放棄，也不靠北京施捨！ 　　面對事實，兩岸若能同時向後退一大步， 　　「和平」終將能成為統獨的唯一選項?!   　　◤北京武統合理的推斷，最晚的期限將會是二○三二年？！   　　環台演習

兵力之大，操演區域與臺灣距離之近，前所未有。無論是戰術作為或軍事實力，國軍缺乏有效的反制方法。兩岸軍力的差距，以往只是存在於腦海中的「數字」，如今中共透過實際行動證明在世人眼前。臺北不可以踩踏台獨紅線，否則北京有充分的實力與多樣式手段，遂行「言必行，行必果」的制裁。第一島鏈以內中共掌有相對軍事優勢，一旦北京採取武統，美軍只會，也只能置身事外。 　　 　　威脅是求救訊號「強弱」？灰色衝突的「和戰」理論又是什麼？從北京的角度看統一是必要性？臺灣人懷抱的大中國思想又是什麼？「美國」非是兩岸關係中不可或缺的第三者？面對中共，在「整體防衛構想」下的「戰法」又是如何？能不能同時向後退一大步，將「和平」列為

處理統獨的唯一選項？   　　「戰爭」與「和平」猶如天平的兩端，中間有一個法碼。法碼推過極限，天平不是倒向和平就是墜入戰爭。我們雖不知兩岸何時會爆發戰爭，但馬英九時期，法碼穩定地向和平挪移；蔡英文執行，法碼逐步逼近戰爭。從政府近兩年向美國軍購超過六千億臺幣，且計劃延長兵役這兩個徵候來看，戰爭與臺灣的距離遠比國人想像得近!!縱然到時臺北想以「不獨」換取北京「不武」，恐也難以如願……   　　本書一一推演解析！

中國共產黨英文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甚麽是親中？中國－馬來西亞關係近況發展的6M分析（2013年－2018年）

為了解決中國共產黨英文的問題，作者黃以樂 這樣論述：

2013年至2018年之間，中國與馬來西亞之關係可謂是達到了新高點。在此期間，中馬兩國在許多面向展開合作關係，包括軍事、經貿、教育及文化等等。雙方的合作關係甚至成為了馬來西亞2018年全國選舉的重點議題之一，當時執政者以首相納吉．拉薩（Najib Razak）為首，其發起或支持的許多中馬合作工程案備受質疑，被批評是「親中」的表現。其中一個大力批評納吉親中的群體為希望聯盟（Pakatan Harapan），而他們於2018年全國選舉中的勝利無意間也被刻畫成「反中派」的勝利。整起事件的過程中，「親中」的使用似乎是貶義用途。2019年「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開始時，馬來西亞普遍華裔也高度關注此

事，而「親中」與「反中」逐漸成為了嘲諷意味極重的政治標籤。馬來西亞在2013年至2018年之間與中國的互動關係似乎也被貼上了一樣的標籤。甚麼是親中？本研究認為目前「親中」作為形容詞的用法帶有犧牲自主權，並妥協自身立場的含意。中馬關係中是否真的有如此現象？現今有關兩國互動關係的理論架構，主要以「遠近」為衡量單位，或是以國對國之反應來判斷其關係之本質，如：新現實主義中的「抗衡」（Balancing）、「扈從」（Bandwagoning）或「避險」（Hedging）。然而，由此角度並未能充分解釋「親中」，因為這些理論主要以國家行為者（state as actor）為衡量基準，缺乏了深入到社會層級互動

之考量。國家行為者制定決策的考量主要以可衡量之客觀元素，如：國家之硬實力（Hard power），但「親中」的表現似乎有意忽略此元素，以「偏好」（preference）作為制定決策之基本考量，社會行動者（societal actor）也因此是探討「親中」之定義重要的研究對象。本研究嘗試以Andrew Moravscik所提出的自由主義理論架構，結合Chia-Chien Chang及Alan H. Yang所提出的6M分析法，對中馬在2013年至2018年之間的互動過程進行分析，並以此探討「親中」之定義。馬國社會中第二大族群就是具有「中華情結」之華裔群體，馬國的「親中」表現極有可能由此開始。但本

研究發現馬國「親中」的表現除了源自於華裔社會行動者，也可能從處在執政層級之巫裔社會行動者。本研究以6M分析法歸納出2013年至2018年之間重要的「親中」事件，並總結出兩大「親中化」過程，即「由上至下」（國家行為者至社會行動者）以及「由下至上」（社會行動者至國家行為者）。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人文與民主（余英時經典作品套書，絕版再現，全新編輯校對）

為了解決中國共產黨英文的問題，作者余英時 這樣論述：

獨家特獲授權發表 ‧第一屆唐獎漢學獎受獎致詞、接受唐獎演講全文──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演講全文──從科學民主到人文民主   〈接受克魯格獎講詞〉／〈接受唐獎漢學獎講詞〉，完整呈現余英時學思歷程自述 出版人顏擇雅特別撰文導讀：余英時最重要的一篇通論、余英時給台灣的最後建言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會士、克魯格獎、唐獎漢學獎得主──余英時 　　重要人文思想研究之作，全新編輯校對，絕版經典再現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 　　顏擇雅（出版人）：余英時最重要的一篇通論   　　中國文化與

現代生活之間究竟有著什麼樣的關係？ 　　二十世紀中國人最感困惑的大問題   　　本書是根據於1983年9月3日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公開演講的紀錄改寫而成的，是當時《中國時報》主辦的「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演講系列的一個總結。就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之間的複雜關係，余英時先生從澄清價值系統著手，將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予以精微的闡發和透澈的疏通。超然於全面西化和極端保守的傳統爭執之外，既不左右袒，也不做調人，而實事求是、允執厥中地提出了具體、平正而圓融的看法。   　　這本書即使不是百年來中西文化論辯最後的斷案，至少也是五四以來所有討論文字中見解最圓熟、立論最透闢的一篇，堪稱是燕許大手筆

、世紀大文章。不僅是余先生本人這方面長久深思熟慮的一個總結，為此下的種種思辨開啟了一條通途大道，誠可謂繼往開來、承先啟後，佔有關鍵性的重要地位，價值至為重大。無論是從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對傳統文化反省的脈絡來看，或是從當前台灣政治與文化脈絡來看，都是一部極具價值意義的作品。   　　余英時先生認為任何一種文化系統都有其整體性及歷史性；「文化」應被當作是成套的行為系統，並以價值系統為中心而展開。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中，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人文精神」。   　　他對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做一個全面性的回顧以後，又從人與天地萬物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人對自我的態度、人對生死的看法等四個角度進

一步分析：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在這四個文化領域裡的具體表現。余先生在這本書裡採取整體性觀點和比較視野，從大處著眼，扣緊價值系統作為文化的核心，凸顯中國文化的特殊性。   　　《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特別獨家收入：余英時接受第一屆唐獎漢學獎　受獎致詞、接受唐獎演講全文──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接受克魯格獎講詞〉／〈接受唐獎漢學獎講詞〉，最重要的余英時學思歷程自述   　　「知識人」（intellectual）是十八世紀之後才在西方出現的概念， 　　中國則自先秦時代便有「士」的階層，並形成一個延續不斷的傳統。 　　從士轉變為知識人，代表「士」文化的斷裂，

　　也象徵華人價值體系的巨大轉變。   　　本書收入余英時先生在1980年代之後研究的菁華，論述知識人在中國的歷史淵源、意義等面向，及其流變對價值意識的影響。但本書意旨並不侷限在「過去」與「中國」；作者觀照中、西知識人在追尋真理上的差異，探討中國文化價值體系為何有其獨特性（中國知識人求「內向超越」，西方則是「外在超越」）。在西方人文研究重新檢視「現代以後」（post-modern）價值轉向的今日，本書對於瞭解華人安身立命的價值觀亦有偌大助益。   　　書中旁徵博引，釐清許多過去讀者可能不甚了了的見解。拿科舉制度來說，漢朝的按地區人口多寡設定各郡縣舉薦名額，因而有幾分「代議制度

」的味道；宋人歐陽修、司馬光在「選賢唯才」（近似「全國聯招」）或是「逐路取人」（各地方有基本名額的保障）上，立場相左，是因為出身地域不同（歐陽為文化薈萃、中舉人數較多的江南，司馬則為風華不再的江北）。而漢朝董仲舒建請武帝「罷黜百家」，其實儒家也在罷黜之列，因為他要獨尊的是諸子百家均奉為聖典的「五經」（詩、書、禮、易、春秋），而非以「五經」為不二規臬的「儒術」。（見第八篇，〈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   　　又如，共產黨深知「士可殺，不可辱」的價值觀深植於讀書人心中，因此文革期間對於文人「只辱不殺」，目的就是要讓他們生不如死（而且自殺會禍延家人，行不得）。而幾十年來極力摧毀傳統

知識人價值體系的後果，就是今日中國大陸學術剽竊、「黑心」商業屢見不鮮，被舉發時只嘆運氣好而不覺羞愧。（參見第五篇，〈價值荒原上的儒家幽靈〉）   　　余英時先生更精闢指出，價值意識一方面淵源於傳統，一方面植根於生活的實踐，不是少數人可以憑空創造而強加於整個社會的。只要社會本身有其相對的獨立性──相對於國家（state）的權力而言，價值觀念的變遷也自然會找到自己的軌跡。此一見解，著實為百年未定的中西文化論辯闢出一條中道。   　　《人文與民主》 　　顏擇雅（出版人）：余英時給台灣的最後建言   　　特別獨家收入余英時【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演講全文 　　──從科學民主到人文

民主   　　本書主題是「人文與民主」，包括三個單元：一、「人文研究篇」，二、「民主篇」和三、「思想篇」，選萃余英時先生關於人文與民主議題的三篇未發表講演文稿，以及七篇舊作，〈「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為最新寫就論文，「可以說是同一旨趣的不同發揮。」余先生很早就關注華人社會的人文研究發展，1984年與已故的吳大猷先生討論人文與科學的發展時，已預見台灣社會中科學當令、功利取向的長程發展隱憂。兩位先生皆認為當時社會的進步集中在外在環境，個人的內向開發卻被遺忘了，於是產生很多道德、心理方面的問題。書中〈台灣人文研究之展望〉和〈「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兩篇講詞偏重討論所謂「人文研究」，在中國的思

想脈絡下，究竟何所指，這與「人文與民主」這一主題是互相照應的。 　 　　本書以「人文與民主」為題還有一層更深的用意，即針對「五四」以來「科學與民主」的口號而提出一種異議。余英時先生不否認科學的價值，但認為民主所需要的精神基礎絕不能僅限於科學。   　　除了人文研究，余英時先生也關心民主在中國的發展，他根據自己在思想史長年的耕耘，不僅對民主提出通論性的闡釋，亦就兩岸三地不同的民主發展提出歷史解釋。他表示1949年後，台灣之所以走上民主，中國沒有，是因為中國人文傳統在兩地截然不同的命運，台灣保留了，中國則徹底地破壞了。余先生並強調人文傳統中的儒學一支有許多普世價值與西方民主制度巧妙

接合；換言之，儒家傳統是民主在華人世界的基石。   　　書名取之「人文與民主」，是余英時呼籲社會用人文給生命灌注精神價值，並期許台灣作為中國文化社群的代表，在有了民主的選票後，更能以「人文」修養改進民主體制的品質。

鄧小平時期的文藝政策及文藝產出

為了解決中國共產黨英文的問題，作者林宸逸 這樣論述：

1942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要求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此一政治基調自此成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文藝活動的最高準則。文藝也因而成為共產黨塑造意識形態和推行政策的重要途徑，毛澤東主政時期的中國大陸，文藝發展就長期受制於中共的政治發展。步入「改革開放」時期，黨國體制的略為鬆動和相對開放的社會環境，為中國大陸的文藝發展形塑不同既往的創作環境，中共也因時制宜地在政策制度上加以調整與創新，以及運用新的宣傳工具與手法。本文以中共相關宣傳政令為經緯，透過中共在文藝管理機構權責的改革、出版及電影製作發行體制的調整、文藝工作者的培育與待遇，兼及針對中國大陸當代文學小說、影像作品產出的內容進行分析，

期以梳理中共在1976年至1992年之間，如何運用文藝作品進行意識形態宣傳的微調與創新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