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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逢甲詩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王德威,高嘉謙寫的 南洋讀本：文學、海洋、島嶼 和古遠清的 微型臺灣文學史(平裝)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麥田 和萬卷樓所出版 。
國立中興大學 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高嘉勵所指導 潘鳳蕙的 日治時期臺灣古典詩中的苦楝、木棉、曇花、合歡書寫 （2019），提出丘逢甲詩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臺灣古典詩、植物、苦楝、木棉、曇花、合歡。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文學系 游勝冠所指導 許倍榕的 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學」概念演變 （2014），提出因為有 文學、審美、文學史、文學性、藝術教育的重點而找出了 丘逢甲詩的解答。
南洋讀本：文學、海洋、島嶼
為了解決丘逢甲詩 的問題，作者王德威,高嘉謙 這樣論述：
走近南洋「風土」、「人文」最重要的文學讀本 藉過去百年記錄、想像南洋經驗； 觀察華人與自然風土、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的互動生成， 建立認識華文文學的新框架 全書收錄80位作者，82篇文，文本包羅廣闊，文字試煉多元。 王德威（哈佛大學講座教授）、高嘉謙（台大中文系副教授）主編 ＝本書特色＝ ★以海洋—海峽、島嶼—半島為觀照，取文學作為航道，文字貼近風土為構想，透過不同地理意義下的路徑、視角，深度閱讀近現代東南亞迥異的人文地理、歷史文化脈動。 ★選文具代表性，跨越文類、國別及語言限制：本書的編選，以華文寫作為主，兼及馬來文、印尼文、英文、淡米爾文翻譯的文本，文類不拘，文言白話兼具；同時
不以國別／國籍作為選文分野，含括東南亞在地寫作，中國—香港—南洋的南來北歸書寫，台灣、歐美的熱帶文學與離散文本。除了選文的代表性，亦是對常見讀本的文類、語言限制的跨越，期待透過更開闊的南洋文本，帶來迥異又貼近風土的南洋世界觀。 ★名家引導，熟悉文本脈絡：每篇文末撰述簡要題解、作者簡介，引導和方便讀者進入文本的情境脈絡。 ＝叩問南洋＝ ★南洋在哪裡？——起自明末，泛指中國南方沿海區域，以及南海區域的中南半島、馬來半島、群島還有無數島嶼——即今日的東南亞。 ★下南洋謀求生路——明代人口膨脹迅速，因此東南沿海的許多人只能持續往南、往西謀求新的耕地與住處。他們搭船到中南半島沿海、菲律賓群島、印尼群
島等地經商、做工，甚至與當地人通婚、定居。 ★往昔東西殖民競逐所在，今日國際政經必爭之地——直到二十一世紀，「南洋」這個區域，依然是中國與世界交鋒的核心場域，南沙海權、一帶一路、新南向等操作此起彼落。 ＝關於本書＝ 南洋曾是華人移民海外的首選，東西殖民勢力競逐的所在，海上絲路通往印歐的必經之地，革命起點或流亡的終點，華洋種族、文化交錯的舞台。 《南洋讀本》共分四輯： 半島——唐山加南洋，異國裡的中國情調 中南半島的深山、叢林與河流承載著動人心魄的歷史故事，抗戰時期華人機工、森林裡的戰士枯骨、金三角反共救國軍基地，還有馬來膠林深處的左翼勢力。半島各處分布大大小小的華族聚落，泰國南部的最後
一批馬共有家難歸。州府吉隆坡五方雜處，演繹一代移民悲歡離合…… 海峽——商家、兵家的必爭之地 南洋海域航道縱橫，馬六甲海峽兩側的港口城市皆因地利之便興起，亦為華裔聚集重鎮。晚清民國人士經此流亡，都曾留下詩文。三〇到五〇年代，馬來和印尼殖民地華裔青年如王嘯平、黑嬰、韓萌經新加坡回到祖國參加革命，不同世代文人選擇在此安身立命，也是海外會黨與革命力量的發源地。 海洋——南洋風土最後的歸宿 在太平洋和印度洋間，海上絲路遠比陸上絲路繁忙，到了二十一世紀因為中國大陸政權一帶一路計畫從而受重視。 當神州大陸不再是安身之地，文人志士四處漂泊、流寓他鄉，康有爲、丘逢甲、邱菽園、許南英、郁達夫……成爲現代中國
第一批離散者，那是怎樣的情景？ 島嶼——華人踏足過最遠蹤跡 南洋海上有超過兩萬五千島嶼與群島。婆羅洲是旅台馬華作家李永平和張貴興的創作原鄉；蘇門答臘島與郁達夫生死之謎畫上等號，太平洋戰爭期間台籍志願兵陳千武輾轉新幾內亞和爪哇，越南外海的富國島曾經收容最後一批國共戰爭撤退的孤軍，南沙群島慈母灘上被遺忘的守軍鬼聲啾啾…… 「南洋」是華語世界，也是非華語的世界；是「人間」的世界，也是風與土、山與海的世界。
日治時期臺灣古典詩中的苦楝、木棉、曇花、合歡書寫
為了解決丘逢甲詩 的問題，作者潘鳳蕙 這樣論述：
臺灣古典詩愈受重視，臺灣文學館整理明鄭、清領、日治時期至戰後的臺灣古典詩，在網路資訊平臺推出智慧型全臺詩資料庫，讓人們可以賞讀及研究。另外，植物是文學中重要的對象，本論文搜尋2019年的智慧型全臺詩資料庫中有關日治時期臺灣古典詩中的苦楝、木棉、曇花、合歡書寫，藉由植物歷史脈絡、政治、社會文化等線索，分析詩的形式、內容，貼近作者的心理去探討日治時期臺灣傳統詩人描寫上述植物的特色。 研究方法以文本分析及歷史背景分析與作者背景分析法為輔助，探討臺灣古典詩中蘊含的文化，以及傳統詩人筆下的臺灣地景、對生命的思考及生活。期待臺灣古典詩能繼續讓人們感受到臺灣這塊島嶼的文化之美。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
論，呈現本論文的緣由和臺灣的植物歷史脈絡；第二至第四章就檢索出來的詩作分類統整。從歷史文化及地景方面歸納分析苦楝、木棉、曇花、合歡的文化特色。第五章〈結論〉對前四章內容做統整以呈現研究結果。筆者整理全臺詩智慧型網路資料庫中苦楝、紅木棉、曇花、合歡四種植物的古典詩，發現其各有不同的文化意涵及在地景方面的特色。 苦楝在臺灣各地常見的原生植物，詩人在行旅中常見到楝樹，便在詩中將楝樹入詩，是臺灣在地景特色。歷史文化方面，苦楝臺灣話諧音可憐，因此詩人寫離別之苦時，常以苦楝表達思念的愁苦之意。又苦楝被臺灣原住民視作報春花，在臺灣古典詩中作為春季的象徵。也因苦楝植物特性四季分明，使得臺灣古典詩人在引起對時
間流逝的感懷，成為臺灣古典詩中傷春意象的代表。 木棉可從歷史文化與地景特色分析。木棉在日治時期是常見的樹種，古典詩人吟詠木棉是臺灣重要園林與臺灣鄉鎮風景，是臺灣重要的地景特色。歷史文化方面則是英雄樹的傳說，因此丘逢甲的詩中使用木棉，期許自己能其對抗日本、收復臺灣，也是丘逢甲思鄉中代表臺灣的意象，是丘逢甲對臺灣的思念。 曇花在臺灣古典詩中的意象承接佛教優曇的傳說，因此寺廟會栽植來自墨西哥的曇花，有其世外淨土的寓意。本論文所討論的臺灣曇花，承襲佛教中的優曇寓意，卻不同於佛教中的優曇。不是只強調人生如短暫夢幻泡影，而是與美女、才子連結。且詩人將臺灣曇花喻為月下美人，或與其對飲，發出感慨，這些便是
臺灣的在地景色。 合歡的文化特色為因其葉子至晚相合及其諧音闔家歡樂，常被作成詩歌祝賀祝褔新婚與賀，也代表美好回憶。在地風景特色則或作為綠蝴蝶棲息的枝頭，被描寫入詩。 本論文在探討上述四種植物的臺灣歷史文化與在地特色，也搜尋詩人與當時臺灣社會歷史脈絡的走向，發現這些詩人的歷史屬性，均在本論文中有詳細的討論。
微型臺灣文學史(平裝)
為了解決丘逢甲詩 的問題，作者古遠清 這樣論述：
本書是作者論述臺灣文學篇幅最短小之作！著者將臺灣文學劃分成「明鄭以來」、「日據時期」、「光復以後」等三個時段，並論述其經典性作家之成就。藉由對作家的評析，闡述各時期的文學活動、文學特徵。文學發展的脈絡，也娓娓道來。以歷史爲經，作家爲緯，交織出獨具特色的臺灣文學論著！
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學」概念演變
為了解決丘逢甲詩 的問題，作者許倍榕 這樣論述：
本論文探討的，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1895～1945）台灣社會的「文學」概念變化。由「概念」角度切入，是希望在分析特定文人及著作的文學論、文學觀念之外，也觸及更廣的範圍，即一般而言「文學」是什麼？為什麼？因此將觀察對象擴及言論界與學校教育，探討其中存在哪些概念型塑的要素與過程，曾產生哪些規範或顛覆，而這些關於「文學」的認識，其生成的歷史、政治因素為何。希望由此尋求一個描述文學近代化過程的方法，再思考西歐語言藝術影響下的「近代文學」論述及史觀，分析台灣特有的歷史與文化思想特徵。並且留意統治階層的政治運作，探討寫作與審美的兩面性──作為一種解放力量，同時也是到達主體深層的有效統治。 從
英語、漢語、日語裡，我們看到現代意涵「文學」的形成過程，與人的解放、民族獨立、國家獨立、近代國家體制的整備等緊密相繫。19世紀末淪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亦無法脫離這樣的進程，但有其獨自衍生的問題與呈現的活力。日治初期媒體很早就出現西方語言藝術的「文學」概念，約莫1907年台灣漢人知識階層所談的「文學」，開始在傳統的「學問、文章」意涵上產生擴增與變形，形成一種廣狹義並存與調和的概念。但受制殖民地的統治政策，新式學術內含的人本思想與公理世界觀，尚無法生根茁壯並動搖既有秩序。直到1920年前後，新的政治想像才匯聚成帶有挑戰體制意義的文化行動，此思想動態也引燃了新舊文學之爭。 1920年代這種言論環
境的出現，除了由下而上的變革衝動，也與日本在台約三十年的統治策略變化有關。考察當時殖民地的統治階層，1910年代，作為「藝術」領域的「文學」被放入體制教育內，其實與殖民者開始思索更細緻的德育有關。從培養「高尚情操、品味」及灌輸式的鑑賞觀點，到配合時代風潮納入「自由表現」的教育，台灣人學童逐步接受在日本本土被作為培育「忠君愛國的臣民＋文明國的自主之民」的「文學」教育，被期許成為一個「自發」認同與配合國家的「自由個體」。觀察1920年代已降的公學校教育，可以看到官方「文學」是一個具有高度包容力與調節性的概念，其關注所有人類課題，鼓勵一種「超越」的觀點與處世態度。這種教育試圖培育「無害」的自由個體，
通過審美活動，養成人的自發性道德約束，引導學生成為現行秩序最堅定的維護者。 從這個強調「自由個體」、「自由表現」的「文學」裡，我們可以看到「文學」作為一種到達主體深層的有效統治，但也看到其蘊含解放能量的另一面。從當時在台日人的「文學界」形成，我們看到文人對「近代」矛盾的懷疑與批判。進而在自由主義、民本主義興起的時代，部分知識人開始試圖修補「文學」與現實社會漸行漸遠的藝術觀。1920年代後半左翼運動潮流裡，更能看到對既有美學標準、優劣階序的批判言論。然而在台日人這種激進的政治思想與脫逸官方意識型態的「文學」，約莫1930年代中期就被壓抑下來。相對於此，仍有基本權利問題未克服的台灣人，無法那麼
快遁離到「純粹」或「輕快」的藝術路線。 在台灣漢人社會裡，以對抗傳統秩序與殖民體制之姿躍起的「新文學」，從一開始就是兼及作者課題（個體的表現自由）與讀者課題（實現人人都能自由表現的公平社會）的概念。但不能忽略的是，台灣人對於「文學」近代化的認識與經驗，最日常的影響，是來自殖民者的語言、教育及言論機關。因此在這個具解放理想的運動裡，始終存在通過審美，被自然而然內化的統治階級意識形態。這種兩面性，明顯呈現在1930年代台灣人對於「文學」、「文學性」的思索與辯論裡。 不過，這種公開的「文學」概念競爭，到戰爭期不復存在。除了言論壓抑，此時期國家通過大規模「審美化」的操作，試圖喚起民眾自發支持戰
爭。文學也作為精神動員工具，被國家納入一元組織。但面對「國家（日本）中心」的官方期待，部分台灣人作家時而出現「聚焦錯誤」的傾向，以不犯規的言語，強調文學的普遍通則。此舉引來的撻伐與中傷，顯示某種與國家政策產生衝突與拉扯的力量，存在於這些文學論的事實，同時也看到在戰爭期，作家的「表現自由」之最後防線所在。由此來看，戰爭期驗示了所謂文學自律說的多面性，亦即相對於民間反對運動，或相對於國家操作，兩種性質迥異的立場，這是我們今天談論「文學」概念與文學自主性時，不能忽略的重要對照。 本研究除了具體呈現「文學」概念的歷史可變性，也希望重新思考圍繞「文學」、「文學性」等用語的規範，及其內含的主流與非主流
的價值觀。並對幾個既有的文學史敘述模式提出商榷，例如廣義文學（寫作）與狹義文學（語言藝術）實非對立、「舊→新」的關係，在承載新的世界觀、反抗體制力量上（例如要求言論自由、表現自由），它們都曾扮演激進或反動的角色。由此重新思考「文學」近代化過程，「語言藝術」的出現，並非這個過程的全部，而它也不是一個可以被單面視為解放、進步的象徵。此外，「形式╱內容」、「技巧╱思想」、「文學性╱社會性」、「文學性╱ 政治性」這類對立結構也應該被解放。而重新思考各種文化行動、文字表現，其實際服務的對象是誰？是否曾在什麼環節上，突破了「陳規」，抵制統治階層的干涉與壓抑，提出新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