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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警察：1927-1937

為了解決上海華界的問題，作者[美]魏斐德著 這樣論述：

二十紀中國經歷了至少三次革命。第一次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以袁世凱為總統的軍閥統治的共和國；第二次是1927年的革命，國民黨統一了中國南部，與共產黨分裂，建立了以蔣介石為主席的一黨統治的共和國；第三次革命發生在1949年，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統一了大陸，建立了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人民共和國。 本書述及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時段為國民黨統治時期1927年到1937年與日本開戰前的十年間。在這十年中，蔣介石主持着南京的中央政府，他試圖將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未竟的建國計划付諸實施。這個計划的一個點是在上海——二十世紀的第二個25年中中國惟一真正的大都市，建立特別市政府。當時上海的一部分還處於外國

的統治下，蔣介石決心在這個城市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國民黨政府，其部分原因是為了向世界證明中國人有能力恢復對條約口岸的主權並加以管理。 上海特別市政府由此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國民黨統治的試驗地。對於上海這樣一個動盪不定、法治不全、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城市，國民黨是否真正有能力建立一套適應近代化城市的管理制度？在蔣介石和他所任命的上海市長看來，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中國警察隊伍的建設。在致力於維持城市不同租界、地區和區域法制的幾個執法機構中，這是惟一的中國執法機構中，國民黨能否建立起一支近代警察隊伍，仿效世界上最好的執法機構，有效地解決上海的公共衛生、住房、交通、工商執照、娛樂業、工會，以及綁架、新聞書刊檢

查、貧困、吸毒、賣淫和搶劫等問題，同時又推進收回租界的中國主權計划，控制上海華界普遍存在的元序和動盪呢？ 南京政府認為，上海一方面長期是帝國主義和買辦資本主義的重要陣地，另一方面是共產黨工人運動的堡壘，公安局是國民黨用以在這個中國最大都市確立新的革命政治秩序的基本工具。本書旨在研究國民黨如何在十年中依靠中國警察力量，將上海轉變成一個國民黨表現自身的舞台，並希望澄清國民黨政權其他方面的問題，包括中央的黨國體制與民國地方勢力間的關系，秘密組織和犯罪集團在腐蝕國家政治機構中的作用，警察力量和民間勢力在都市中的平衡，在軍事入侵和占領的巨大壓力下上海政治組織的演變。 我們應該看到，任何對國民黨

統治十年中的革命目標的探究，都很快會偏離到日本人在這個關鍵性十年中所造成的結果上來。因為知道了九一人事變和盧溝橋事變行將發生，歷史學家就很難在研究1927年時，對1937年國民黨遭受的軍事大潰敗視而不見，當時在上海戰場中國軍隊就傷亡了25萬人。但如果我們能在回顧這十年時暫時不要考慮以后的事態，就能理解國民黨如何對上海復雜的社會施加影響，而其政權本身，甚至中央政府，也反過來受到這個城市的影響而發生變化。事實上，我們將看到，民國政府體制化了都市社會的某些方面，而社會的深刻而重大的變化也相應地改變了統治其上的政府當局。我希望我們能因此了解中國第二次革命最終注定要失敗的原因。 西方歷史學家對二十世

紀中國的政治史有許多詮釋方法，但有四個命題頗為流行：清帝國瓦解后出現的軍事混亂和分裂；國民黨建立新政治秩序的進程被1937年日本入侵所打斷；中共在農村領導的民眾革命運動的加強；對新國家性質的探索因城市民主運動的失敗而打斷。由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出現的不穩定，這四種歷史觀都強調這段歷史的不連續性和不完整性。 與之相反，本書要確立一種相關性和連續性——晚清改革、國民黨的統一和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之間的聯系；搶劫者和革命者之間的聯系；警察和罪犯之間的聯系；不同背景的特務之間的聯系；從1910年的天津警察、1931年的上海公安局到共產黨中國之間的聯系。概而言之，我所研究的是行政權力是如何可悲地在近代

警察國家中制度化了的。

上海華界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從建築管理的觀點探討臺灣建築師制度形成的過程1845-1970's

為了解決上海華界的問題，作者江博鴻 這樣論述：

本文想了解是甚麼因素讓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央法規《建築法》中規定了設計工作僅能由具特定資格的「建築師」為之。這同時也連結另一個問題，為什麼日治時期的《都市計畫令》沒有類似的規定，而是由台北州廳以單行法規的形式規定類似規則？此外，原本建築師相關資格與執業規定是依據1944年制定的行政命令〈建築師管理規則〉，但是1971年則改以《建築師法》規定之。是那些原因讓國府提高管理建築師的法律位階？實施後是否解決了《建築師法》制訂前所遭遇的問題？以1945年為斷點，臺灣分別由不同的政治實體統治。在此之前，以《都市計畫令》為主的日治臺灣建管法令並沒有範圍及於全島的特許建築師制度。但是1948年之後，臺灣行政長官

公署公布〈臺灣省建築師管理補充辦法〉，正式在臺施行《建築法》中的「建築師制度」。 本文研究時間範圍從1845年上海公共租界成立開始，至1970年代中華民國制定《建築師法》。研究的地理範圍主要包括（但不限於）上海與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