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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本書分別來自商周出版 和中華所出版 。
國防大學 政治學系 李亞明所指導 張育君的 從黨軍關係論習近平主政時期政工體制之運用 （2021），提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哪一個機關是最高的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黨軍關係、政工體制、人事佈局、網路新媒體。
而第二篇論文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 程明修所指導 鄭光倫的 調和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衝突之憲法秩序 （2021），提出因為有 社會正義、經濟發展、衝突調和、勞資共決、活化社會、工作福利、國家理論、社會民主、產業民主、社會夥伴關係、社會對話、法與社會、法律與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重點而找出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哪一個機關是最高的的解答。
法律是什麼?法哲學的思辨旅程
為了解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哪一個機關是最高的 的問題，作者長谷部恭男 這樣論述：
如果法律是社會正義和道德的底線， 我們更該想想，法律究竟是什麼！ 審訂、導讀 吳豪人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專文推薦 周伯峰 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推薦 王鵬翔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林繼文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莊世同 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黃舒芃 法律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日本憲法學權威以日常生活的例子，從「人應如何生存」的角度出發，探究「國家」與「法律」的意義與價值 東京大學法學部教授長谷部恭南爬梳霍布斯、洛克、盧梭、康德的社會契約論傳統，闡釋人類成立國家的目的，包括維繫和平的社會生活、保障個人的權利與財產、重拾個人的自由，以及建立客觀的
法秩序。 以社會契約論導出的憲政主義為基礎，他接著介紹凱爾森、哈特、德沃金的學說，探討法律究竟是什麼，法律與強制力和道德之間的關係，法治的意義及其極限，並說明國家藉以存在的憲法與國民之間的關係。 最後，他解釋為了制定法律，大多數國家所採行的民主政治的運作原理，以及該如何防範多數決的錯誤。以蘇格拉底接受民主雅典的死刑判決為例，他以思考「人民是否有遵從法律的義務」作結。 思考「法律是什麼？」這個問題是一種培養公民力量的過程，而透過思考批判的能力培養過程，公民才不會淪為國家機關以「法律」為名進行奴役的對象，才夠格當一個國家主人。 ─—周伯峰 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長谷部教授的公民社會論，無論
在日本或台灣，都有很重要的當代意義。原因之一，是因為如今的公民社會所面臨的敵人，並不只是戰前般無所不至的國家權力。冷戰結束之後的新秩序，使得現代國家，幾乎毫無例外地必須在帝國主義與跨國資本的雙重箝制之下，放棄相當部分的主權。愈缺乏政治文本、公民社會愈不發達的國家，讓渡給帝國與跨國資本的主權愈多─—此處所謂的主權讓渡，說穿了就是讓渡公民的各種權利。 ─—吳豪人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從黨軍關係論習近平主政時期政工體制之運用
為了解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哪一個機關是最高的 的問題，作者張育君 這樣論述：
中共黨軍關係在本質上是重要軍事領導幹部也是黨員身份，黨的政策透過軍事領導幹部在軍隊中執行，共黨與軍隊遂成為無法分離的共生模式，本研究著重探討中共歷代領導人的黨軍關係，並深入描述習近平主政時期黨軍關係的面貌，透過政治工作體制運作掌控軍隊，具體表現在政工體制調整、人事佈局、新媒體運用等方面，以實踐「黨指揮槍」、「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傳統原則。在政工體制調整方面，習近平透過具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著眼於推動依法治軍、從嚴治軍，緊扣權力的重要關鍵，企圖建構嚴密的運作機制及權力分配，強化對軍隊的全面掌控；從人事甄補佈局而論，習近平透過穩固軍隊政治部門的主導權，打破傳統慣例的人事安排邏輯規則，採取靈活的
調整與規劃，按「能打仗、打勝仗」與「對黨忠誠」的要求，精進軍隊武裝力量；以新媒體運用層面，併用傳統媒體與網路新媒體，以及融媒體的運行機制，對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領導人政策思想加強宣傳作為，企圖從思想政治教育上掌控軍隊。自習近平主政以來，多次確立習近平的重要核心地位，以及奠定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至高點，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儼然成為習近平充分掌握權力的具體例證，權力不僅是集中在中央軍委，更是集中在軍委主席為核心的重要關鍵，習近平漸次強化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權力，在黨軍關係的歷史傳統下，習近平正試圖成為集權者，其影響力已不容小覷。
撕裂之城：香港運動的謎與思
為了解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哪一個機關是最高的 的問題，作者兔主席 這樣論述：
本書為知名微博、微信公眾號作者關於2019香港政治運動的評論文集。作者用貼地犀利的文字對事件進行了全程追蹤，從自己的角度對這場混亂背後的深層原因做出了分析與探討。 本書內容囊括反修例風波中的大部分重要事件，如：「黑衣人街頭破壞」、「831事件」、「鐳射槍事件」、「醫護罷工」等。作者以一名觀察者的角度，相對比較全面、完整的紀錄了事件全貌，內容在內地網絡公開發表，有廣泛的影響。書中內容按照時間順序編排，方便讀者完整且清晰地了解反修例風波中的每個階段，並可看到伴隨運動發展，作者觀點的發展與演變。作者對事件均進行了深度評論，圍繞「法治」、「民主」、「社會制度」、「族群」、「身份認同」、
「教育」、「文化」、「歷史」、「心理」及「中西文明衝突與分野」的多個方面展開探討。書中援引許多歷史、政治、社會、心理學等領域的理論，為讀者提供多維度的參考。通過本書，讀者可隨作者一起回顧反思2019香港運動，並深入思考香港的困境與未來前景。
調和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衝突之憲法秩序
為了解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哪一個機關是最高的 的問題，作者鄭光倫 這樣論述：
從現代國家誕生開始，歷經法國大革命、福利國家興起、戰後、冷戰終結、全球化時代等時期，國家角色在社會經濟變遷過程當中不斷演變，特別是當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發生衝突之時，國家存在的正當性也將遭到強烈質疑。基於民主、法治、正義的考量，憲法本身就必須將平衡作為目的，因此對於衝突的因應方式就是調和，但衝突調和問題不能僅著眼於憲法的維度，毋寧尚需觀察國家。現代國家將保障人民基本權利寫入憲法，目的在於保障基本權利。但是僅將國家認知為保障個人權利的工具，一旦不同個人權利之間發生衝突，國家將無力解決權利之間的紛爭。為了保存自身的正當性，國家必須轉變，從個人權利的保障者轉化為生活資源的分配者，建立政治共同體，防止
或節制社會不正義。根據本文的考察，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之間衝突的調和理念與方式，涉及了以下幾條重要軸線：自然法思想、社會契約論、國家存在之正當性、社會民主思想、社會夥伴關係、承認政治。勞工參與企業決定是經濟民主與產業民主的展現，並且由此發展出國家與勞資雙方的社會對話與社會夥伴關係。換言之，國家與人民之關係，從統治走向保護，再從保護走向衝突調和。在活化社會與工作福利改革，本文觀察發現，面對全球化、技術革新、人口結構等壓力，各國經濟成長逐漸衰退，政府施政基調紛紛走向經濟掛帥，推動樽節政策與緊縮措施，諸此思維逐漸擴至社會經濟政策，使得原本是以促進社會正義為制度本旨的社會政策，也必須納入經濟發展的考量，
本文認為，這一種轉變與發展，縱然未違反憲法保障工作權與社會公民權之意旨，但絕對是一種對於工作權與社會公民權的弱化。本文基於社會正義的立場提出建議，認為未來必須在法規範、法制度、法解釋上保持警戒，避免國家繼續偏向獨尊市場、經濟發展掛帥的方向。